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著名的“东陵大盗”孙殿英升任第四十一军军长。1932年2月，日军三万余人向热河进攻，孙殿英奉张学良之命率第四十一军由山西驰援热河，向赤峰前进。当时，驻守热河的东北军汤玉麟部和万福麟部与敌一触即溃，而孙殿英部进抵赤峰，与日军作战十余日，最终战败而后撤察哈尔。他的部队虽在抗战中受到很大损失，但他借机吞并了汤玉麟的两个骑兵旅、一个步兵团以及其他义勇军，实力不小，一时也成了一个拥兵自重的军阀。
1933年，冯玉祥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成立后，与国民党四十一军军长孙殿英的防区接壤。于是，无论蒋介石还是冯玉祥，都想把孙殿英争取到自己的麾下。
蒋介石就派戴笠和刘健群去天津做孙殿英的工作，以阻挠冯玉祥和孙殿英联合。刘健群是何应钦的亲信，有一套很有说服力的法西斯理论。然而，行伍出身的孙殿英，碰上一个能言善辩的书生刘健群，其结果自然是不欢而散的。最后，还是戴笠发挥了作用。
戴笠心里清楚，对孙殿英这样的旧军阀，“讲大话”是没有用的，关键是要他感觉到有利可图。于是，戴笠按照他专门对付“大老粗”们的那套江湖手段，悄悄地开展了工作。
首先，他来到英租界里的利顺德大饭店，为自己开了间豪华包间住下。
要说这个利顺德大饭店，可是中外各界社会名流的高级社交场所。美国总统胡佛曾在此下榻，“末代皇帝”溥仪寄居天津期间，曾多次在此用餐的。只要住进利顺德大饭店，就是地位和权势的象征，更何况他要的是这饭店里最豪华的房间。
而戴笠又请来孙殿英的好友、北方出名的政客张壁为自己打前站。张壁受命来到孙殿英处，在孙殿英面前为戴笠做宣传，他说道：“戴笠可是蒋介石身边的亲信哪，他手中的权力可以让你上天堂也可以让你下地狱！”
孙殿英这才恍然大悟，跟着张壁到利顺德大饭店见戴笠。孙殿英还准备了一份厚礼，那就是他1928年盗掘清东陵所挖出的大量珍宝。见到戴笠后，孙殿英一再地说：“失敬！失敬！上次相见我是有眼不识泰山哪！”然后，就向戴笠递上了一个非常考究和精美的盒子。
戴笠打开一看，只见里面是两颗光泽润厚的红珠子。这时，孙殿英附着戴笠的耳边悄悄地说：“这是乾隆皇帝御用的朝珠，原本有一百零八颗，这两颗是最大的，都是无价之宝呀！”
虽然孙殿英没有明说这两颗是送给谁的，但戴笠接过珠宝后马上表示，回南京后定面交蒋委员长。
戴笠与孙殿英谈得相当投机，共同的江湖气，使他们互相把对方看做难得的知己。当两人谈到如何对付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时，戴笠向孙殿英递上了何应钦的亲笔信。孙殿英沉思良久，觉得就任察哈尔省主席无疑会与抗日同盟军作对，还不如退往西北开垦青海。于是，孙殿英接受了青海西区屯垦督办的位置，并再三感谢戴笠的好意和厚恩。
当戴笠把两颗乾隆皇帝的御用朝珠面交蒋介石后，蒋介石十分高兴地对戴笠说：“好！好！你肯用脑子，能办事。”
1934年开春后，孙殿英的队伍顺利开拔，远赴青海。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孙殿英再次携带大量清墓珍宝来到南京见戴笠。在戴笠的安排下，宝物分别贿赂给了蒋介石身边的要人们。据说，慈禧含在嘴里的那颗夜明珠赠给了宋美龄，后来宋美龄把它缀在拖鞋上。慈禧在墓中用的枕头“翡翠西瓜”则送给了宋子文，另外孔祥熙、何应钦等人也分到了不少宝物。
孙殿英又向戴笠许诺，他尚有一件最最名贵的九龙宝剑，是从乾隆皇帝墓中盗得，只因此行匆匆，未能及时取来，只待下次有机会，一定将此剑献上，请戴先生转献委员长或何部长，一切由戴先生裁处。
后来，在戴笠的安排下，蒋介石亲自接见了孙殿英，并给了他一个“新五军”的番号。
1939年，戴笠得知，孙殿英的新五军里钻进了大批共产党人，孙殿英的副军长邢肇棠就是共产党。于是他动身前往华北太行山区，一方面是奉命清查孙殿英的通共行为，一方面是为了向孙殿英讨要龙泉宝剑。
戴笠来到新五军驻地，通过对各方面进行深入考察了解，发现在孙殿英身边的确有不少共产党人，但孙殿英很精明的，他始终把各级军事主官交给其旧部军人掌握，不让共产党人担任实职。戴笠据此认为，孙殿英乃是个绝对的个人主义者，处处以个人利害为出发点，投共绝非他所愿，投日也不是没有可能。但不到无路可走，他不会出此下策，然而，当前要他断然采取反共立场，似也不太现实。
因此，戴笠的策略是继续加强对孙殿英的监控，逐步收紧绳索，加大压力，逼迫他采取反共、清共措施，摆脱共产党的影响，确保他为国民党所用。
作为控制孙殿英的措施之一，戴笠在这次与孙殿英的会晤中，主动提出与孙殿英拜把，结为兄弟。孙殿英一听，自是喜不自胜。于是孙年长为兄，戴年少为弟。自此以后，戴称孙为“魁元兄”，孙也改口叫戴笠为“雨农老弟。”
接着戴笠旧事重提，拾起东陵盗宝的话题。孙殿英是一点就通之人，马上连叫“请罪”、“请罪”，立即交出已在南京许诺的“龙泉宝剑”。
戴笠拿到宝剑，细细地把玩观察了一下，发现这宝剑果然名不虚传，是件稀世珍宝。原来，这剑长5尺，剑柄上雕有9条紫金龙，象征“九九归一”的至尊皇位。而剑身光华四射，不锈不污。
孙殿英又告诉戴笠，得到此剑以后，他曾暗中请人考证，才知此剑乃清乾隆28年春，由新疆爱乌罕、巴达克山、霍罕、哈萨克各部落派使节来京入朝所献的一件宝物。乾隆皇帝对此剑爱不释手，朝夕相伴，直至驾崩之时，仍遗命将此剑同时下葬，永不分离。
戴笠对此剑极为看重，准备亲自献给蒋介石。但此行他还要继续前往中原各部队视察，带上这样一个旷世国宝，难保没有闪失。于是，他亲自交代军统华北区区长马汉三，要他等待陆路“保险”时，再把宝剑带交到南京，再由他本人亲自转献于蒋介石。
戴笠回到重庆，左等右等，也不见马汉三把剑送来。他发电催问，马汉三回答说，为安全考虑，古剑仍留“孙军长”处，容日后再做计议。戴笠再去电问孙殿英，孙殿英则久久没有回电。原来，这时孙殿英已经准备投降日本，无暇理会宝剑一事。
戴笠不由起了疑心，他怀疑马汉三想把九龙宝剑据为己有。而戴笠的估计是正确的，马汉三深知这把九龙宝剑是无价之宝，不由动了念头，想利用战乱的形势，霸占这件绝世宝。而后来，更可怕的事情则发生了。
1940年初，马汉三以商人身份去张家口活动，不慎被日军逮捕，落到日本大特务田中隆吉手里。为了活命，马汉三不仅供出了所有知道的情报，而且献出了价值连城的九龙宝剑。
果然，田中隆吉得到此剑，欣喜异常，不但免了马汉三一死，而且将其释放，令其暗中为日军特务机关服务。不久，马汉三被日本特务机关秘密释放，重新回到国民党军统工作。
1940年春，田中隆吉被派充为日军山西派遣军少将参谋长。12月，田中隆吉因指挥山西作战失利，被奉调回国。他担心自己回国以后，受到宪兵的整肃，宝剑也被迫上缴。于是在回国前，田中隆吉路经北平时，找到了自己的情人川岛芳子，将龙泉宝剑交给川岛芳子妥为保管。
然而，马汉三的一块“心病”，仍然时时系在宝剑身上，他时时在暗中密切注视田中隆吉的行踪。1941年田中隆吉回国后，马汉三估计田中隆吉以一败军之将的身份，不至于冒险将宝剑带回日本，于是多方打听田中隆吉回国前与什么人有过接触，终于了解到田中隆吉与川岛芳子交情非浅。所以，他秘密派军统特务以“和谈”为名，长期潜伏在川岛芳子身边，以对其进行掌握控制。
抗战胜利后，马汉三当上了北平办事处主任、平津地区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北平行营军警督察处处长。他改头换面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抢在戴笠的全国肃奸行动开始之前，亲自带人于1945年10月11日将川岛芳子逮捕。
然后，他命人在川岛芳子的住处、北平东四牌楼九条胡同34号进行大搜查。这是一处有三进院落的四合院，原是大汉奸伪满洲国实业部长张燕卿送给她的逆产。马汉三指挥手下特务整整用了两个小时，进行挖地三尺式的搜寻，终于在房后的地窖中找到这把宝剑。
这时，孙殿英在战后重新投靠国民党，成了“曲线救国”的“英雄”。马汉三明白只要戴笠与孙殿英再次见面，自己私截宝剑的罪行就会暴露。以戴笠的手腕，自己有几个脑袋都是保不住的。
于是，马汉三开始了秘密布置。一方面，他在军统高级特务中寻找靠山和援手，特别是同郑介民、唐纵、毛人凤等人拉好关系，还给郑、唐、毛等人送去厚礼。特别是郑介民，当他到军调处执行部工作后，马汉三更是通过送礼行贿，成为郑介民的心腹。
在此基础上，马汉三利用他长期在华北地区工作的条件，大肆搜罗党羽，组织了自己的小团体，这个秘密组织人数最多时达到50多人，其中包括军统北平站长乔家才等大特务。马汉三准备，如果形势危急时，就用破釜沉舟的方法，铤而走险，拼死一搏。
马汉三还投靠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因为他知道，桂系是国民党内独树一帜的实力派，如果能得李宗仁的保护，不要说戴笠无可奈何，就是蒋介石也一时难以下手。于是，马汉三处处对李宗仁巴结逢迎，忠心耿耿，并把军统内部有些不利于桂系的情报及时向李宗仁密报，李宗仁也力荐马汉三出任北平市民政厅长。
当然，在这方方面面“活动”的过程中，马汉三少不得行贿送礼。于是，他就利用接收日伪财产和肃奸的权力，几乎是发了疯似地聚敛财物。在军统清查工作开始前，马汉三上报的日伪财产尚有一仓库，但是等到军统清查大员廖华平、沈醉等人到达北平清查时，一仓库的财物又只剩下半仓库了。
戴笠也知道，北平是桂系的天下，马汉三、李宗仁关系密切，而且党羽遍布华北。自己尚身在虎穴，一旦打草惊蛇，其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他没有立刻对马汉三下手，而是派龚仙舫给马汉三递去话，只是索要“从金壁辉家中搜出的古剑”，其他的话题一律不谈。
马汉三很聪明，痛快地把宝剑交出了，还口口声声说他如何“出生入死”保护了宝剑。这些破绽百出的谎言，自然骗不过戴笠。不过，一向当机立断的戴笠，这次却准备施以“缓兵之计”，这就给了马汉三反击的机会。
为了一步稳住戴笠，也给自己留有退路，马汉三马上将预备好的10大箱价值连城的书画古董、金银财物，亲自押送到弓弦胡同什锦花园，孝敬戴笠。戴笠则笑眯眯地照收不误。
也许是戴笠繁事缠身，无暇顾及马汉三，只得假意不追究。但是，马汉三并非等闲之辈，他已经看出戴笠是在放烟幕弹，戴笠早晚要收拾他，他的下场是必死无疑的。只有破釜沉舟杀死戴笠，自己才能平安无事。
说来也怪，向来飘忽诡秘、神出鬼没、对自己行动路线十分保密的戴笠，这一次，却故意把自己将去青岛的消息透露给马汉三。戴笠此举，是为稳住对方？还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的疏忽？但总之，这之后，一件令全中国人都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以退为进”准备出国
当戴笠以“肃奸”为借口，在华北、华东各地东奔西走、拖延时间的时候，蒋介石却在重庆加紧布置军统的改组工作。
1946年2月间，蒋介石提升唐纵为内政部政务次长，这不但使唐的地位第一次高于戴笠，而且为唐出任警察署长作了准备。同时，蒋介石示唐纵主持召开“特工月度会报”，这个会报由包括戴笠在内的八人组成，研讨取消特务机关的具体办法。然而，由于戴笠一直躲在外面不肯出席，再加上原来指定人选有了大的变动，会议已很难再开下去。
于是，蒋介石下令重新成立了一个新的小组，指定宣铁吾、陈焯、李士珍、黄珍吾、叶秀峰、戴笠、郑介民、唐纵八人组成，并由这个新小组研究撤消军统局的方案。
这个新的名单，对戴笠来讲，意味着更多的不利。老的八人小组，基本上是以戴笠、唐纵唱主角。新的八人小组中，情况起了根本变化，戴笠对手的势力更加强大了！比如，其中宣铁吾是上海市警察局长，陈焯是北平市警察局长，黄珍吾是首都警察厅长，李士珍是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八人当中，警察与特务的比例是4：4。
可见，改组的方向将是大批特务充实到警察机构中，形成特务与警察的合流。而在四个特务当中，中统局长叶秀峰是代表CC系。剩下两个唐纵和郑介民，虽然都是戴笠的副手，但早与戴笠貌合神离。唐纵受蒋介石笼络，正暗中与戴笠较劲。而郑介民则是渐渐淡出军统，向政界发展。
这八人，大致可以分为三派，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是坚定的反戴派，叶秀峰在反戴方面与这一派有共同语言，因而可以为宣铁吾等利用，陈焯、唐纵、郑介民是中间派，惟有戴笠是单枪匹马，因而形成一人与七人对立的局面。
1946年3月，蒋介石亲自给戴笠打电报，要他立即返回重庆参加八人小组会议。这电报，是由毛人凤通过军统局的电台转发的。
就在这段时间里，先期到达重庆的宣铁吾、黄珍吾、李士珍等人，早已在私下商谈如何将军统局彻底搞垮。毛人凤得知此消息后，就在蒋介石给戴笠电文的背面，注上了“重庆宣、李、黄在捣鬼，谨防端锅，请亲自呈复”等字样。
此时，戴笠正在北平。他接到这份电报，已经绝望到了极点。戴笠日夜在外巡视，久久不肯回重庆，确实是在借故躲避八人小组会议。他想通过这段时间的努力，为军统局寻找一个好的结局，甚至希望让蒋介石在撤消军统局的问题上能回心转意。但戴笠最终是错了，他所有的努力全白费了。现在是上有蒋介石紧追不放，下有宣、李、黄的联手算计，戴笠觉得被人围在了铁笼子里已无计可施。
这天晚上，戴笠在自己的住所召见了文强。他拿出蒋介石的电文和毛人凤的附注给文强看，忿忿不平地说道：“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奔波劳累，一心为的是国家和校长，想不到会有人乘机捣鬼，落井下石，想端我的锅。同室操戈，实在欺人太甚！请为我拟一复电，就说我处理平、津、宁、沪的肃奸案件事关重要，无人可以代理，请宽限半月才能返渝面陈一切。”
据文强后来的回忆，戴笠当晚说这些话时，眼睛都是发红的。稍后，戴笠镇静下来，又接着对文强说：“同时要表达对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捣鬼一事的意见，措词要委婉一些，不要露出与人争长短的痕迹。复电稿拟好后，先交我看，然后再拍发。”然后，戴笠还特别关照文强：“此事，只许你一人知道，对其他人要保密。”
戴笠一向认为，文强是个足智多谋的人，可这份复电，文强起草起来并不轻松。又经过戴笠的斟酌修改，这才拟成一稿：
校长钧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