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在淳安期间组织对华东地区各大城市的接收的同时，还指挥军统局的下属组织加强了对华北、中原、华南的接管活动。
比如，早在抗战胜利前，戴笠在报经蒋介石同意，任命伪广州要塞司令招桂章为广州先遣军司令。而军统局广州站站长何崇校，又擅自在“司令”前加上了一个“总”字，成了“先遣军总司令”。招桂章见后，高兴不已。
而在日本军队宣布投降的当天，戴笠就以蒋介石的名义发电，任命伪华北绥靖总司令门致中为国民党华北先遣军总司令，包括孙殿英在内的各路先遣军总司令的任命。
戴笠在淳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指挥军统局的各级组织所进行的接收活动一方面让伪军和汉奸人员确保了各大城市的安全，阻止了共产党的部队进入城市；另一方面迅速搜集了各日伪军驻地、番号和实际兵力情况，为国民党中央大军的抵达做好了接应准备。
南京，可不能轻易“接收”
全国“大接收”的过程中，有的军统特务因急功近利，不能按蒋介石、戴笠的部署很好地把握时机，由操之过急而引起与汉奸、伪军的对抗，竟至酿成动乱，影响了国民党“抢收”的进程。军统对国民党旧都、汪伪首都南京的接管活动，就出现了这类危险。
问题出在军统局南京站站长周镐的身上。
周镐本是受戴笠的指派，打入汪伪首都南京，秘密身份是军统南京站站长，主要任务是获取情报，相机策反汪伪三把手、实力派人物周佛海，以待日后日本投降时控制南京地区，以免落入共产党和新四军之手。
周镐到南京后，当时的伪财政部长周佛海在汪伪政府迎宾馆专门接见了周镐。周镐言谈话语，鞭辟入里，给周佛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日记中有对周镐的评价：“人极稳重，且有见识。”在周佛海的安排下，周镐很快在汪伪军事委员会军事司第六科任少将科长，兼江苏省第三行政区专员。周镐重建了被日伪破坏了的军统南京站，周本人任站长。
有了周佛海这把“保护伞”，周镐与把电台秘密设在南京新街口的伪中央储备银行三楼的一个阁楼上面，以商业电台为掩护，每天夜里与重庆方面联系，把搜集到的有价值的日伪情报发送到重庆去，让戴笠颇为满意。
这中间有个插曲：周镐“卧底”期间，与他在黄埔军校时期的老同学、汪伪军事委员会情报局上校军官徐楚光联系上。两人甚为投缘。此时的徐楚光是中共地下党员，但周镐并不清楚他的秘密身份。
抗战胜利后，戴笠立即委任周镐为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南京指挥部指挥，负责南京的接收工作和临时治安，并要周佛海从伪税警总团抽调出二百多支短枪，交给其妻舅杨佐华，由杨佐华组建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特务大队，然后派到南京以加强周镐的力量。
此时，戴笠的意图是不管上海的指挥部还是南京的指挥部，都是“维持会”的性质，只要维持到中央的军队到达指挥部的工作就算圆满完成。对这一点，周佛海是早已心里有数，所以不敢多说一句话，做事更是谨小慎微。
但是周镐觉得，自己是军统局的地下工作人员，与周佛海的汉奸身份不一样，戴笠说的“听候中央接收”，难道自己不是中央派来的吗？再说，周镐当时是奉戴笠的命令深入到日伪的“心脏”地带，冒着生命危险战斗到抗战胜利，现在居然要让别人来接收，他心里怎么都不舒服。
当时，新四军的部队已经运动到南京城下，粟裕已被任命为南京市长，准备随时接管南京。事不宜迟，戴笠通过秘密电台，分别向周镐和周佛海发出委任令，让他们立即控制南京、上海。
面对南京的动乱形势，驻南京的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发出布告，宣称：“派遣军不论战局如何转变，决议严明之军纪，公正严肃之态度，向击灭顽敌之途迈进。如有曲解军方真意，于治安上有不良行动，或有亵渎日本军威者，军方决予断然处置。”
但年仅35岁的周镐，此时是立功心切，他只想赶在新四军前面，从日军手里接收南京。他以为，日本人既然已经战败，何必顾及他们的布告呢？
8月16日晚，周镐率领手下接管了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大厦，开会部署，分配了接管南京的各负责人的名单和接管的各机关。他指挥人员连夜开会布置任务，首先决定接管伪《中央日报》和伪《中报》、封存伪中央储备银行金库、控制伪财政部和伪中央广播电台和伪宪兵队等重要机关；并赶印接管南京的传单和布告，足足忙了一个通宵。
天亮以后，在新街口的银行大门外挂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的牌子。
周镐派人在南京街头四处张贴《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布告》。接着，周镐一声令下，指挥部人员在一天时间里逮捕了包括伪南京市长周学昌，伪中央常委、大汉奸梅思平，伪立法院副院长缪斌，伪司法行政部长吴嵩高在内的大小汉奸头目四十七名，统统关押在伪中央储备银行大楼的地下室里。
8月17日中午，周镐到中山东路西祠堂巷伪中央广播电台发表广播讲话，向市民宣告日本投降的消息，同时宣布南京日伪政权已由南京指挥部接管，南京指挥部负责社会治安、行使政府职权等，望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从指挥部的命令，遵守秩序，等候国民政府还都，等等。
由于周镐的这些行动都是打着南京指挥部的旗号进行的，谁也弄不清楚他的背后有什么来头，日伪军不敢干涉，周佛海以为周镐执行的是戴笠的命令也没有多问。可就在这个时候，周镐在指挥逮捕汉奸的过程中，因为行动不慎，打死了汪伪政府的陆军部部长。
此事在汪伪高层的汉奸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连陈公博也不得不采取行动保护自己。陈公博并不清楚周镐的真实身份，始终认为他是周佛海的人。既然周镐敢于这么大胆地采取这些行动，陈公博认为肯定是周佛海在背后指使的。于是，他暗中策动伪中央军校的学生和伪宪兵司令部的宪兵，包围了周佛海在南京西流湾的住宅，扬言要干掉周佛海。
周佛海顿时感到形势对他极为不妙，就急电向戴笠报告了南京的情况。戴笠得知南京的情况后吃惊不小，他没有想到周镐会做出如此的举动，而这些举动会给他戴笠带来众多的猜疑，这些猜疑一旦让蒋介石知道了，蒋又会怎样想呢？
想到这，他不由对周镐十分怨恨，他立即授意周佛海，要他想办法限制周镐的行动。
周佛海接到戴笠的命令后才明白了原因，但他此时此刻，要对付周镐还有难度，惟一的办法就是借日本人的力量才能行事。
于是，周佛海和陈公博一起向日本人发生请求，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立即派人去了周镐的南京指挥部，强行带走并软禁了周镐，还将被指挥部逮捕、关押的汉奸全部释放。
不久，蒋介石又委派大汉奸任援道为南京先遣军司令官，接管南京。戴笠抵达南京以后，周镐满心以为自己会被当作军统的功臣，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一定会被释放。没想到戴笠翻脸不认人，斥责周镐在南京擅自行动，打乱了部署。戴笠还认为周镐可能是受了共产党的指使而胡作非为。而且戴笠更不能容忍的是，周镐是以“中将”的身份发动“政变”，认为周镐野心十足，于是下令将周镐继续关押和审查。
而周镐轰轰烈烈接管南京的大行动，因为只进行了三天，后来被称作“三日政变”。
戴笠死后，经好友多方活动，周镐才得获释，但军统未予安排工作，只得赋闲在家。这时，一些朋友告诉了他真相：
原来，蒋介石最担心的，就是新四军抢先进入南京城。而“三日政变”其间，距南京仅一百公里的宣城已被新四军占领，原汪伪南京首都警卫第三师，已经跨江投向了新四军，使南京城的防卫更是岌岌可危。在中央军没有到达之前，要防止新四军入南京城，必须完全依靠日、伪军了。
可当时的周镐，既不清楚利用日、伪军的重要性，还大肆逮捕汪伪政府里高层汉奸，这势必会给日伪军内部带来恐慌和内乱，甚至会让大批的日伪军投向新四军。这样的局面对戴笠来说是极其可怕的，所以他必须关押周镐，来安抚日本军人，还有那些汪伪政府里的高层汉奸。
周镐受了这次打击之后，对国民党和军统产生了怨恨和不满，这时，徐楚光又主动与他联系了。徐楚光开诚布公地与他促膝畅谈，分析形势。周镐这才知道，原来徐楚光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在徐楚光的引导和争取下，周镐决定脱离军统组织，参加了共产党。
徐楚光向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副书记、华中军区副政委谭震林做了汇报，华中分局、华中军区领导邓子恢、谭震林亲自签署委任周镐为京（南京）、沪、徐、杭特派员，负责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及情报工作，批准周镐为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从此，周镐走上了推翻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的革命道路。
“请君入瓮”大抓汉奸
1945年8月底，戴笠接到了蒋介石的命令，要他速回重庆布置国共和谈期间的警卫工作。也就在戴笠准备离开淳安前，毛人凤给他发来了机密电报，告诉说陈果夫等人正在策划与军统争夺战后的警察系统和肃奸方面的权力。
戴笠闻讯，急忙准备一份应变计划，准备到重庆后亲自向蒋介石力陈将肃奸工作交给军统负责。这份计划包括三方面内容：
其一，抗战期间全国的汉奸名单和在沦陷区做地下工作的人员名单，基本上都掌握在军统局的手里，因而肃奸工作应由军统局负责；其二，有鉴于此，敌伪资产的清查工作应由军统局协助政府进行，以防止在资产认定方面政出多门而造成混乱，给居心叵测的人有机可乘；其三，建议由主持上海地区受降工作的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为淞沪警备司令，还建议各大城市的警察局长应优先考虑军统局推荐的人选，以便于军统开展活动。
戴笠列举的这三个道理，的确是很有说服力了。然而，上海、南京、北平三大城市的警察局长，军统局一个也没有排上，蒋介石都任命了不同派系人员。
不过，蒋介石还是把全国的肃奸大权交给了戴笠。对这一点，有人分析，蒋介石是想让戴笠在过份扩张的权力中，尽快地走向反面。
1945年9月18日，上海市政府与淞沪警备司令部正式成立。戴笠认为上海地区的汉奸已经失去利用价值，肃奸的时机已经成熟。
9月20日中秋节这天，戴笠把上海地区的原汪伪政府里的高级官员和伪军里的高级将领，都邀请到了上海杜美路70号赏月。这里是军统局在上海的办事处办公的地方，此时被各种彩灯点缀得格外耀眼，一片节日的浓烈气氛。门前的马路上，各式各样的新式轿车更是一辆接一辆地鱼贯而来。当晚赴约而来的都是上海地区的汪伪高级汉奸官员和伪军高级将领，并有军统局和中美所处、组长以上的大特务作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