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在抗日战事中一败涂地，主要是国民党上层中有一批贪官污吏、昏庸腐朽的官僚，使蒋介石的英明主张不能贯彻始终。必须效仿发动日本的“二二六政变”，由少壮派军人的军事行动，把蒋介石身边的那些昏庸腐朽的人物清除出去，使真正抗日爱国和廉洁踏实肯干的精英人才进入高层领导。
这个组织的头目王凤起、胡翔、梅含章、陈蕴山、曹泽衡、傅岳6人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他们在陆大同学中很快发展了成员二三百人。但是，改朝换代的大事，非得有一个有威信的头面人物出来举旗不可，而他们选定的，正是他们的顶头上级、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的陈诚。
陈诚对这群年轻人忧国忧民的责任心，暗自十分赞赏，但正如任何一个明晰中国政坛规律的高官，他对此不予理睬，只是令他的亲信、长官部副参谋长刘云翰暗中注意。
“清君侧”的计划，也很快就被军统人员截获，送到戴笠手上。无疑这是一份重大情报。戴笠决定暂不打草惊蛇，只是加强这批青年军官的监视，以搜集新的证据。
1943年初，蒋介石决定重新组织远征军，并决定在云南楚雄设立远征军司令长官部。2月，陈诚被任命为远征军司令长官。陈诚到任后，精心组织了远征军的整编、训练，并主持制定了远征军反攻滇西、缅甸的作战计划，预定在1943年底完成作战准备，1944年春季实施。
与此同时，“中国青年军人将校团”的骨干成员，也随陈诚调到了楚雄的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王凤起还升任少将作战科科长。他们在楚雄，继续进行其计划，还拟定了“政变”的组织章程、行动计划，并决定将行动时间定在“西安事变”7周年纪念日——1943年12月12日举行。
然而，这批青年军官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云南是军统经营多年的地盘，军统的眼线无所不至。果然，“政变”组织章程、行动计划以及行动日期，都被军统云南站的特务们搞到手。特务们还得知，这批青年军官中有一名是陈诚的亲戚。
戴笠认为时机成熟，带着“清君侧”一案件的全部案卷，亲自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大吃一惊，他给陈诚下令，立即将远征军司令部内所有参加“政变”密谋活动的青年军官交给军统审讯。戴笠同时下令将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和陆大内参预活动的学生进行逮捕，被秘密分开囚禁在中美所内的警卫大队部。其先后逮捕的人数累计600人左右。
在王凤起被秘密逮捕的当夜，远征军副总参谋长刘云翰代表陈诚前去看他，这样对他说：“你们青年将校团的事情，陈长官根本不知情，也根本就不知道你们在暗中有这样一个组织。”
王凤起听了这话，便点头不已。刘云翰见状，交底道：“陈长官待你不薄，看你是个人才，也是一条汉子，才要你到身边委以重任。为人要讲良心，你要对得起陈长官。”
王凤起斩钉截铁地表示：“请参谋长转告陈长官放心，我们的事与陈长官没有丝毫关系，我们自己做的事情会自己担承。”
11月初，王凤起由戴笠派来的高级特务张振国押解，乘专机由昆明抵达重庆。当晚8时许，戴笠携副手毛人凤、司法科长毛忠信提审王凤起。谈话持续了5个多小时，戴笠多次朝陈诚身上引，但王凤起一口咬定自己就是青年将校团的头，一切与陈长官无关。
戴笠又对其他被逮捕的首要分子亲自进行审讯，要他们供出“政变”密谋活动是得到陈诚的支持。但审来审去，始终没有结果。
不过，戴笠的审讯有了一点收获，那就是史迪威在暗中支持了这批青年军官的活动。
蒋介石闻报极为震怒。因为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的矛盾本已十分激烈。不仅如此，陈诚和史迪威的亲密合作，显然已超过了蒋介石所能容忍的程度。
在远征军的筹备期间，陈诚就奉蒋介石之命，与史迪威就重新编练30个师中国军队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史迪威对陈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陈诚是一位“强有力的令人感兴趣的人物”。在许多公开场合，史迪威都表示，陈诚是蒋介石最可靠的接班人。
史迪威一度想扩大陈诚的指挥权，他向蒋介石提出：授权陈诚指挥云南、广西境内的所有中国军队，将云南和广西作为一个战区。但此计划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批准。
如今，蒋介石不惜冒得罪美国政府的危险，正式通知罗斯福总统，要求解除史迪威的职务，调史迪威回国。后来，经过东南亚盟军司令蒙巴顿将军和美国空军补给司令萨摩维尔中将出面斡旋，并由宋美龄、宋霭龄等人施加压力，而蒋介石也考虑到，罗斯福正在不顾邱吉尔的反对，邀蒋参加开罗首脑会议。双方才互相做出让步，由史迪威当面向蒋道歉，这场风波才算过去。
对于陈诚，蒋介石虽然相信他不会介入这次“政变”活动，但是他作为第六战区及中国远征军的司令长官，不能推卸责任。1943年11月，蒋介石决定解除陈诚的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职务，另调卫立煌接任。对外则宣称：陈诚胃病复发，剧痛咯血，曾致昏迷。幸夫人谭祥时住楚雄，经她精心护理，使陈诚勉强度过危机，但已不能正常坚持工作，主动请辞职务。
随后，蒋介石赴开罗参加中英美三国首脑会议，回国后，立即对“清君侧”案16名为首的年轻军官进行秘密处决。
而陈诚，遭到戴笠的这一重击，虽然没能彻底倒台，但也让陈诚被闲置了近一年，直到1944年6月，国民党豫中会战失败，蒋介石对汤恩伯、蒋鼎文等人失望之极，这才重新启用陈诚，前往汉中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1944年10月，陈诚又挤掉何应钦，升任军委会军政部长，再次活跃在中国政坛的中心。
“小报告”赶走了徐恩曾
接着，戴笠要向另一个与军统齐名的特务组织“中统”下手了。中统的后台陈立夫、陈果夫兄弟，自然不是戴笠能扳动的，但可以退而求其次，先把中统局局长徐恩曾整垮。
徐恩曾早在1935年，就当上了“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科长，这个组织是中统的前身。1938年，中统局成立，徐恩曾先后任副局长、局长。他在“中统”这个体系中掌权已经有了十几年，也是与戴笠齐名的一代特工大头目。
徐恩曾是浙江吴兴人，1896年生于一个大资本家的家族中，著名的浙江财阀徐新六，就是徐恩曾的亲戚。他与国民党官僚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骅、张静江等都是同乡，并且与“二陈”有表亲关系。徐恩曾早年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后又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回国后在上海当机电工程师。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他加入陈果夫、陈立夫的CC集团，后来成为中统的实际负责人。
徐恩曾与戴笠是两种“风格”截然不同的特工头目。戴笠是“老江湖”，徐恩曾是“学院派”；戴笠气焰嚣张、家长作风；而徐恩曾温和儒雅，藏而不露，还经常说自己很懂心理学。
徐恩曾是喝“洋墨水”的新派人物，有一定的民主意识。他管理手下特务时，比较尊重对方的人格，很少发脾气骂人。而对吸纳进来的中共叛徒，他也很“谦和”体恤。因此，中统的特务们都认为徐是“温厚长者”。而戴笠，却是凶狠霸道、飞扬跋扈，对下属动辄训斥打骂，甚至关押枪杀，毫无体恤怜悯之心。
其实，正是因为如此，戴笠才更“接近”蒋介石，更能了解和适合蒋介石的性格。因为蒋介石对戴笠本人，就实行一种“家奴式”统治。蒋介石一旦发了脾气，戴笠难免挨打、挨骂，有的时候，蒋介石还让他跪地板、打耳光。其实，蒋戴二人的脾气、性格都很相近，说话办事容易投机。徐恩曾自然无法做到这一点，当然也无法得到蒋介石对戴笠的那种器重。
徐恩曾虽然有浓厚的法西斯主义思想，甘心作国民党政权的忠实鹰犬。但他毕竟受过西方民主制度和新科技的教育，崇尚现代文明，有时他也会坚持自己的个性。
比如徐恩曾的第三房太太费侠，是留苏学生、中共叛徒。当初，陈立夫兄弟反对他们结婚，但徐恩曾却是“不要官位要美人”。“二陈”无计可施，就把蒋介石请了出来。蒋介石问徐恩曾：“你有把握吗？她是受共产主义理论毒害很深的人，又能说会道，你不要看简单了。”
可徐恩曾竟敢连蒋介石的命令都不听，非娶费侠不可。比起戴笠对蒋介石的言听计从、投其所好，徐恩曾可谓差得太远了。
不过，要说起徐恩曾与戴笠最大的差别，那还在于对“特务”这个职业的看法上。
徐恩曾在思想深处，看不起特务这个职业，他不满足于仅仅以当一名特务。而且对别人不安心于特务工作，也会表示同情、理解，甚至甘心提供帮助。
他宁愿特务们称呼他为“徐先生”，而不愿被称呼为“徐局长”。1941年春，由陈果夫推荐，徐恩曾就任交通部政务次长。于是，他又喜欢特务们称他为“徐次长”。一些有来头的特务刚进中统，徐恩曾会对他们说：“调查统计局这个名称，其实没有什么不好的，但很多人不愿进调查局。将来你们如不愿意长期在局内工作，我可代为安排到经济部或交通部、邮政储金局等一些部门。”
而戴笠则不同，他不以当特务为耻，而且对蒋介石有一种知恩图报之感。他把全部身心投入到特务活动中去，而且谢绝加入国民党，为此他多次向蒋介石解释：“过去一心追随校长，不怕衣食有缺，前途无望，入党不入党，决不是学生要注意的事，高官厚禄，非我所求”。还说“只要校长信任，就感到莫大的光荣了”。一切“惟校长信任是图，‘党、官’二字是无所谓的”。
1944年5月，国民党召开五届12中全会，陈果夫受命任中央组织部长，为召开国民党六大做准备。会前，蒋介石亲自提名戴笠为“中央委员”候选人，但戴笠清楚，陈立夫兄弟俩早就憋着给自己好看了，自己即便最后能当上中央委员，也会遭到二陈“修理”。所以他故意作一个高姿态，说自己不争名夺利，把名额让给了唐纵。他还说：
“对‘伟大’这两个字的解释很多，对我们来说，就是有功让给人家，有过自己承担，要以德报怨，推己及人。民国34年，中央开会选举中央委员，领袖蒋校长提名要我当中央委员，我坚辞不就，就是因为争权夺利，不配做一个革命者。我们必须知道，一个人生存于宇宙间，最有意义的事，莫过于获得荣誉，只有荣誉才是最高尚的。”
戴笠这些表白，的确打动了蒋介石。也的确，他看中的不是高官，而是实权。他喜欢在暗中操控一切，这一点可谓天生的“特务性格”。
对于手下军统特务们，戴笠则最痛恨他们跳槽了，他规定所有特务都要把特务工作作为终身职业，军统的信条就是：“生的进来，死的出去”。特务们哪怕只是有离开军统的意思，都会遭到他的处罚。
自然，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始终把戴笠看成是比徐恩曾更优秀的特工人材。本来，蒋介石一直认为，中统开展工作还不错，但1941年以前，蒋介石觉得，中统越来越不行了，即使在其擅长的“反共”活动方面，也渐渐被军统“后来居上”地赶超了。蒋介石觉得，其中原因，就是因为徐恩曾不像戴笠那样，甘心情愿、始终如一的以搞特务工作为己任。
所以，徐恩曾当上交通部次长以后，蒋介石专门予以召见，谆谆叮嘱他：“派你担任交通部次长，目的是要你在全国范围内、在交通方面布置一个完整的调查网”。蒋介石的意图很明显，是让徐恩曾借交通部次长的便利条件，强化中统在铁路、公路、轮船、飞机等各个系统的特务统治。
可徐恩曾当时正是官瘾十足，对“老头子”的耳提面命却没有细心体会，他一心想摆脱“特务”这个身份，而且表现出对政治的浓厚兴趣，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结交钻营上，这就又犯了蒋介石的大忌。
于是，这自然给了戴笠可乘之机，他发起了一番又一番的“倒徐”活动。
1943年，军统重庆三斗坪检查哨截获中统一辆满载钞票的专车，经送中国银行验明，这批巨额钞票的票号早在抗战初期即已全部注销作废。
原来，1938年10月，国民党政府西迁重庆，水、陆、空运输一时十分紧张繁忙。当时，中国银行一辆满载新钞票的大卡车，在中途经湖北某地一个村庄时，风闻日军将至，押运人员于惊慌失措中竟然弃车徒步逃走。辗转到达重庆后，向中国银行谎报汽车备油已经耗尽，不能继续行驶，已将钞票全部焚毁。
中国银行信以为真，就将该车所载全部钞票号报请财政部注销，并通报各分支银行备查。后来，这批钞票以后被中统湖北站所发现，下属们便报告了徐恩曾。徐恩曾知道这是一笔数目不小的钱，接到报告后不加思考，指示将所有钞票运到重庆。结果，刚到重庆的三斗坪军统检查哨，就被军统查收了。
戴笠闻报，大喜过望，立即以“中统局偷运假钞案”向蒋介石亲呈上。1943年10月，蒋介石下手令给宪兵司令部军法处，将押运员判处死刑。
徐恩曾意识到，这无疑是自己落在军统手中的把柄，戴笠日后决不会善罢干休，迟早是一个祸害。但他不敢到蒋介石面前去申诉，只好请“二陈”出面斡旋。然而，因案还牵涉到中国银行、财政部一系列人的失职问题，“二陈”也迟迟不敢向蒋介石进言。一直拖到押运员死刑执行期限的最后一天，才硬着头皮向蒋介石求情，蒋介石这才同意从轻发落。这个“假钞事件”，使徐恩曾在蒋介石心中影响很坏。
1944年4月，徐恩曾又一次触了霉头。当时举行的一次“甲种会报”（由蒋介石本人主持的军、警、宪、特高级首脑情报会议）上，蒋介石向特务情报机关负责人询问河北、山东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及中共抗日武装情况。徐恩曾精力都用到钻营官位上去了，事先没有充分准备，一时张口结舌，左右而言它。而戴笠则精心准备，口若悬河说得头头是道。蒋介石大发脾气，严责徐恩曾没有集中精力办事。
后来，徐恩曾见自己“谋官”无望，转而谋财。当时，交通部掌管着大后方公路、铁路运输交通。徐恩曾借此有利条件，在成都、昆明创办了汽车运输公司，在中印缅国境线上走私，油水很大，日进斗金。
三太太费侠又对他建议：“在重庆开些店，既不显眼，又本小利大。还可在郊区买些地，办个农场。眼下物价飞涨，但是老百姓再穷也得吃饭，办农场获利一定丰厚。”徐恩曾听后赞道：“夫人不愧是苏俄留学生，把人家的一套都搬到重庆来了，很好！很好！”
至于办农场和商店的本钱，于是，徐恩曾和费侠指令中统局管钱财的亲信王学仁操办。徐恩曾不掏一分本钱，赚的钱都装进了自己的腰包。自然，这些事情也被军统探知，戴笠等人又借机在蒋介石面前说徐的坏话。
徐恩曾原先的二太太王素卿，曾在中央党部工作过，十分贪财，利用徐恩曾的权势也开了一家汽车公司，做起了走私生意。不料，有一次她的走私货物被军统查获，有个债主被她逼死，而司机又酗酒把人撞死。
以上这些事，都被戴笠一一侦知，他记录在案，伺机对徐恩曾下手。
1944年的一天，中央党部内发现了一条标语，上写了八个大字：“总裁独裁，中正不正”。矛头直指蒋介石。徐恩曾不敢怠慢，马上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得知后怒不可遏，下令徐恩曾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