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参与组建抗日救国会
张啸林走上汉奸之路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和个人原因。当时充当汉奸的国人比例虽然很低，但绝对数字非常之大。那些当了汉奸的人不但可以保住全家老小的性命，还可以骑在中国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一时“风光无限”。但他们的“风光”是靠出卖国家和民族而获得，这种人的行径势必会引起国人的强烈反感，每个人都欲先杀之而后快。充当汉奸可以“飞黄腾达”这种社会风气不能不说对张啸林没有影响。
除了社会原因之外，个人原因也占有很大的比重。张啸林的发迹就是靠和帝国主义、军阀勾结而实现的，而且他一直幻想着当上大官，就像杭州的测字先生许吾生所说的省部级高官。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张啸林无论在个人势力上，还是与国民政府军政要员的关系上，都远远无法和杜月笙相比。面对这种情况，张啸林非但没有从自己身上寻找原因，反而将一腔怨气都暗暗撒在了杜月笙，乃至蒋介石的身上。张啸林便想趁着日本侵华，靠日本人的势力东山再起，盖过杜月笙的风头。
实际上，张啸林并非一开始就想走这条不归路的，而是一步一步陷入深渊的。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悍然侵略中国的领土，制造了闻名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在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纵容之下，日本关东军在短短的几个时间内就侵占了东北三省全境。时任黑龙江省主席的爱国将领马占山组织东北义勇军，奋起应战。东北义勇军英勇抗日的消息传入关内，举国上下为之欢呼，马占山更是成为了全国各界人士尊崇的民族英雄。
此时，杜月笙已在政治、金融、工商、社会事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风头远较张啸林为盛。杜月笙认为，要想支持抗日，就必须成立一个统一的民间组织。国民政府声称不抗日，但并没有禁止民间抗日。杜月笙邀同虞洽卿、王晓籁等社会名流，倡议成立上海市反日救国会。在第一次筹备会议席上，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陶百川建议说：“鄙人以为本会的名称应改为‘上海市抗日救国会’，以示我等抗日之决心。”
陶百川的意见获得一致的支持，上海市抗日救国会正式成立。杜月笙、虞洽卿、王晓籁、陶百川等人被推选为常务委员，陶百川担任秘书长。在抗日救国会筹办到抵制日货等各项工作的实施，张啸林也参与了。由于他的声望无法跟杜月笙、虞洽卿等人相提并论，所以并没有得到什么职务。
关东军在东北节节推进，但日货却在上海却无法卖动，日本工厂的库存堆积如山。日本厂商和侨民认为这是“东亚病夫”对“大日本帝国”的公然挑战。他们也迅速地的组织起来，设法对抗，甚至以武力手段发动凶残的攻击。一时间，上海市民和日本侨民之间相互敌视，打架斗殴，甚至暗杀、纵火等案件层出不穷。
日本侨民在与上海市民的这场斗争中很快败下阵来。一来，上海滩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远较日本侨民要多。二来，杜月笙和张啸林手下的青、洪帮弟子个个都是打架斗殴的好手，他们又是抗日救国会的主要成员，他们怎能对日本人的挑衅视而不见呢！
1931年10月12日，4000多名日本人在四川路日本小学，举行所谓的“居留民大会”。他们决议发表通电，呼吁日本内阁总理、外相、陆军和海军总司令迅速采取强硬而有效的手段，根本制止“不法而暴戾”的对日经济制裁。日本侨民在会场上高呼：“为达目的，我等居留民有忍受任何牺牲的觉悟！”
散会后，日本侨民举行示威游行。他们在英租界内顺利通过，大街两侧的中国人见之纷纷避让。当日本人游行到华界时，队伍中的一些人以为中国人怕了他们，所以不敢阻拦，便出列，大肆撕毁路旁的抗日标语。
杜月笙和张啸林早已获得日本侨民要举行游行示威的消息。在英租界内，他们不便出手，但在华界内，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英国人都管不着了。于是，他们事先在华界各大街的两侧安排了许多门生，示意他们给日本人一点颜色瞧瞧。
当日本人公然撕毁抗日标语的时候，杜、张二人安排的门生便蜂拥而上，对那些出列的日本人拳脚相加。大街两侧店铺里群众对日本人也早已恨之入骨，他们趁着混乱，也纷纷冲出来，殴打日本人。一时间，“打东洋人”的喊声响彻云霄。游行队伍顿时大乱，日本人纷纷作鸟兽散。警察闻讯，急忙赶往现场维持秩序，但他们却暗中帮助中国人。他们假装维持秩317序，实际上却在阻拦日本人逃跑，好让群众抓住他们，痛打一顿。英国巡捕也出动了，他们以“保护”日本人为名，强行逮捕了三名日本青年。
第二天一早，上海所有的米店和煤炭店全部拒绝做日本人的生意。日本人买不到米和煤，马上陷入了困境。他们本打算强行冲进米店和煤炭店，但很快就发现这并不现实，因为每家店铺旁边都有不少壮汉在逡巡。这些壮汉大多是工人和帮会人士。杜月笙和张啸林特地组织他们在各家店铺旁边逡巡，防止日本人再度聚众闹事。当天上午，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便向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张群提出抗议，要求上海市政府设法维持日本侨民的粮食。由此可见，杜、张两位大亨暗中使用的这个策略起到了多么大的作用！
杜月笙和张啸林一边暗中和日本侨民斗法，一边公开运用他在上海滩的影响力，号召上海金融、工商各界，慷慨解囊，踊跃捐款，援助东北义勇军抗日，安置逃到关内、流离失所的东北难民。他们为东北义勇军募集的第一笔款项就达十万大洋之多。
除了在朋友间募捐之外，杜、张还发挥了他举行募捐义演的强项，在上海滩著名的剧场——新世界，组织了一个“东北难民救济游艺会”。他们广邀戏剧界的名角大腕和各种游艺杂耍的演员，义务演出，所得门票收入全部用于安置东北难民。
两位大亨还别开生面地组织了一个轰动一时的“名媛选举”。所谓的名媛选举就是选美比赛。这在当时的上海滩是新鲜事，各界人士为了一睹美女们的风采，纷纷慷慨解囊，前往观看。
东北难民救济游艺会和名媛选举两项活动前后历时整整一月，杜、张两位大亨，尤其是杜月笙，每天都准时到场，亲自指点一切。一个月下来，杜月笙等人一共募集善款20万余元。杜月笙将这笔款项悉数交给了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汇到东北去救济难民。
在上海举办的游艺会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时任杭州市市长的周象贤也想效法杜月笙，在杭州举办一次同样的募捐义演。他请杜月笙和张啸林等人代邀上海的名角大腕，前往杭州义务演出十天。
杜、张二人邀请了梅兰芳、赵培鑫等戏剧界的泰山北斗前往杭州。上海318滩名流虞洽卿、王晓籁等人也随之前往。杭州义演的阵容空前强大，杭州市民们纷纷前往观看。当时的票价高达五块大洋，这几乎是普通工人半个月的收入，但仍然场场爆满，座无虚席。唱到第七天的时候，杭州市长周象贤建议把票价提高一倍，在海报上宣传：“梅兰芳唱三天霸王别姬”。梅兰芳和杜、张商量，班子里没能能唱“楚霸王”一角。张啸林马上命令司机到上海去接金少山。金少山匆匆赶往杭州，首次和梅兰芳合作，登台演出。当年红遍大江南北的“梅金霸王别姬”也是从这时开始的。尽管票价提高到了十元，但最后三天仍然场场爆满。义演的最后一天，杜月笙、张啸林等上海滩大亨还亲自登场，唱起了各自的拿手好戏。
二、支持十九路军抗战张啸林全传“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企图侵占上海作为继续侵略中国的基地。于是，日本军方暗中策划，屡屡挑起事端，以制造出兵的借口。而中国人民则与之针锋相对，在上海各界名流和帮会大佬的领导下，与之周旋。
1932年1月18日下午，五名日本僧人从毗邻英租界和华界的马玉山路走过，当他们来到三友实业社门前的时候，三友实业的工人群起而攻之，致一死一伤。21日凌晨，三友实业突发大火，英租界巡捕房悉数出动，全力扑灭大火。三四十名日本浪人围在三友实业的周围，阻止英国巡捕鸣钟示警，双方发生冲突，互有死伤。
中国工人围殴日本僧人，日本浪人纵火焚三友实业，于是中日两国政府同时提出严重抗议。23日，日方由日本舰队司令出面，威胁上海市政府新任市长吴铁城：立刻停止抗日运动，解散民间抗日团体，否则日本海军即将开始“自由行动”。
惮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国民政府决定将不抵抗政策执行到底，319委曲求全地答应了日本方面的要求。吴铁城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日本人惹不起，中国人民同样惹不起。由政府出面宣布取缔民间抗日组织容易，但要彻底禁绝抗日活动，无论如何也是做不到的。
28日上午，吴铁城打了一个电话给杜月笙，对说：“日本第一先遣舰队已经开到了黄浦江，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约我在十二点钟做最后谈判。中央已经电令我，为避免战祸，可以答应日方的要求。”
杜月笙愕然，良久才说：“市长的意思是说，政府很快就要宣布停止一切抗日运动，解散民间抗日团体。”
吴铁城回答说：“是的。”
杜月笙沉吟了一会，平静地说：“假使市长决意如此，解散抗日救国会之事，大家多半是可以理解的……”
杜月笙没有把后半句说出来，因为他知道，要停止一切抗日运动，无论是政府方面，还是他杜月笙，都是无法办到的。
但吴铁城何尝不知道这一点，他将杜月笙未说完的话点了出来。杜月笙为难地回答道：“在当前的局势下，能否绝对做到这一点，任谁也不敢打包票。不过，我答应市长，我一定竭尽全力做到这一点。”
就这样，杜月笙等人领导的抗日救国会被解散了。28日正午，吴铁城胸有成竹地去和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从事最后的谈判。在一个多小时的谈判中，日方始终处于主动位置，吴铁城只好被动地接连下令上海公安局：“查本市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有越轨违法行为，本市长本诸法治精神，仰该局即将该会取销，以维法纪，切切此令。”日本又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他们没有想到国民政府会答应他们如此无理的要求。
下午，吴铁城用最快的速度起草了一份《答复日本总领事抗议书》，赶在下午一点四十五分之前交给了村井。村井对表示满意。《上海时报》当天下午，便以巨大的木刻红字标题，发布号外：“中日问题和平解决。”
笼罩在战争乌云下的上海一下沸腾了，市民们久悬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已经迁往租界的闸北、虹口两区居民纷纷返回被日方烧毁的三友实业社部分厂房家中，仗不打了，大家都非常开心。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日本海军陆战队于当日深夜突然向驻守在闸北的十九路军阵地发起攻击。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死守阵地不退。业已就寝的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从梦中惊醒，下令道：“誓死抵抗，寸土必争！”
杜月笙也被闸北传来的枪炮声惊醒了。杜月笙不曾想到日本人居然狡诈，“外交言和，军事进攻”，多么卑劣的伎俩啊！杜月笙一边咬牙切齿地咒骂日本人，一边喃喃自语道：“到底是打起来，那边的人怎么办啊？那边的人怎么办啊？”
杜月笙所说的“那边的人”是指华界的百姓。当天《上海时报》的一篇号外把大部分避难租界的中国百姓都叫回了华界。在战火之中，百姓们除了以血肉之躯对抗敌人的枪炮之外，毫无办法。
杜月笙缓缓步入客厅，让人把万墨林叫醒。万墨林的脑海里记着2000多个电话号码，他是杜月笙的活电话簿。杜月笙让他接通了吴铁城和蔡廷锴的电话，询问前线的情况。当时，前线一片混乱，即使贵为一市之长的吴铁城也了解实际情况。蔡廷锴简单地和杜月笙聊了几句。杜月笙自动请缨，豪情万丈地说：“但凡有用得着我杜某人的地方，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杜月笙、张啸林等人与蔡廷锴早在1929年就已相识。杨虎和蔡廷锴早年在广东的时候相识，关系非常好。民国十八年（1929年），时任第六十师师长的蔡廷锴到上海考察，杨虎便拉着杜月笙和张啸林作陪。几个人因此相识，后来一直保持联系。
第二天一大早，杜月笙打电话到隔壁，把张啸林叫到了杜公馆。上海的冬天湿冷湿冷的。杜月笙和张啸林二人一边拥裘围炉喝着小酒，一边商量如何应对事变。就在这时，听差来报：“史量才先生来访。”
史量才是著名的民主人士，他于民国元年买下了《申报》，1926年又收购了《新闻报》股权，成为上海报业大王。“九·一八事变”后，史量才以爱国、民主立场，经常在《申报》上发表进步作家作品，抨击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并发表了几篇《剿匪评论》，反对蒋介石围攻中国工农红军。
杜月笙与史量才平日里往来密切，关系很好。杜月笙知道史量才在这个时候来访定然跟此次事变有关，忙让听差把他请了进来。史量才走进客厅，杜月笙忙命人添杯斟酒。史量才连饮几杯，摆摆手道：“二位老兄，我有急事同你们商量，酒不能再喝了。”
张啸林又把一杯酒递给史量才，说：“外面这么冷，先喝两杯暖暖身子，再说事情也不迟！”
史量才接过酒杯，一仰脖子，倒了下去。放下酒杯，史量才颇为不满地说：“外面炮火连天的，十九路军将士在浴血奋战，你们呢？你们在这里围炉饮酒，真是好不自在啊！”
杜月笙忙说：“老兄真是冤枉我们了。当初日本人打东北的时候，我们都要参加抗日救国会，如今他们都打到我们家门口了，我们岂能坐视不理。我和啸林哥正在这里商议对策呢！”史量才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而后赞道：“这才是上海滩大亨说的话！
我看，这一次老蒋的态度不积极，上海市政府的那帮老爷们也不怎么支持十九路军。我们不能眼看着他们孤军奋战啊！我们何不利用上海市抗日救国会的原有基础，成立一个上海市抗敌后援会呢！”
张啸林笑道：“妈的，这个主意好！”
杜月笙也点了点头，他马上让万墨林打电话给上海市商会会长王晓籁，让他到杜公馆商议抗敌后援会的成立事宜。上海市抗敌后援会纯粹是民间组织，史量才任会长，杜月笙和王晓籁担任副会长。张啸林、虞洽卿、钱新之、陈光甫、张公权等人为理事。这些人大都是上海滩的工商、金融、文化教育界的名流，有着极大的号召力。经过媒体的宣传，上海市民和学生们纷纷将十九路军急需的医药、寝具、食物、交通器材，乃至麻袋、砖瓦、木石等送到抗敌后援会。一时间，抗敌后援会居然无法找到足够的地方来存放这些物品。上海市民捐献的劳军存款也已经超出了十九路军的需要。
第二天，抗敌后援会不得不借助电台，向市民发出呼吁：“顷据抗敌后援会负责人郑重表示，因各界同胞捐赠数量太多，早已超过实际需要，该会亦无地代为保管，请大家从现在起不要再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