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悍然侵略中国的领土，制造了闻名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在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纵容之下，日本关东军在短短的几个时间内就侵占了东北三省全境。
此时，杜月笙已在政治、金融、工商、社会事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风头远较黄金荣和张啸林为盛。杜月笙认为，要想支持抗日，就必须成立一个统一的民间组织。国民政府声称不抗日，但并没有禁止民间抗日。杜月笙邀同虞洽卿、王晓籁等社会名流，成立了上海市抗日救国会，倡议国人抵制日货，募捐支持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企图侵占上海作为继续侵略中国的基地。于是，日本军方暗中策划，屡屡挑起事端，以制造出兵的借口。而中国人民则与之针锋相对，在上海各界名流和帮会大佬的领导下，与之周旋。
1932年1月18日下午，五名日本僧人从毗邻英租界和华界的马玉山路走过，当他们来到三友实业社门前的时候，三友实业的工人群起而攻之，致一301死一伤。21日凌晨，三友实业突发大火，英租界巡捕房悉数出动，全力扑灭大火。三四十名日本浪人围在三友实业的周围，阻止英国巡捕鸣钟示警，双方发生冲突，互有死伤。
1月28深夜，日本海军陆战队于突然向驻守在闸北的十九路军阵地发起攻击。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死守阵地不退。业已就寝的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从梦中惊醒，下令道：“誓死抵抗，寸土必争！”
杜月笙也被闸北传来的枪炮声惊醒了，他不曾想到日本人居然狡诈，“外交言和，军事进攻”，多么好的伎俩啊！杜月笙一边咬牙切齿地咒骂日本人，一边喃喃自语道：“到底是打起来，那边的人怎么办啊？那边的人怎么办啊？”
杜月笙所说的“那边的人”是指华界的百姓。当天《上海时报》的一篇号外把大部分避难租界的中国百姓都叫回了华界。在战火之中，百姓们除了以血肉之躯对抗敌人的枪炮之外，毫无办法。
杜月笙缓缓步入客厅，让人把万墨林叫醒。万墨林的脑海里记着2000多个电话号码，他是杜月笙的活电话簿。杜月笙让他接通了吴铁城和蔡廷锴的电话，询问前线的情况。当时，前线一片混乱，即使贵为一市之长的吴铁城也了解实际情况。蔡廷锴简单地和杜月笙聊了几句。杜月笙自动请缨，豪情万丈地说：“但凡有用得着我杜某人的地方，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杜月笙、张啸林等人与蔡廷锴早在1929年就已相识。杨虎和蔡廷锴早年在广东的时候相识，关系非常好。1929年，时任第六十师师长的蔡廷锴到上海考察，杨虎便拉着杜月笙和张啸林作陪。几个人因此相识，后来一直保持联系。
第二天一大早，杜月笙打电话到隔壁，把张啸林叫到了杜公馆。上海的冬天湿冷湿冷的。杜月笙和张啸林二人一边拥裘围炉喝着酒，一边商量如何应对事变。就在这时，听差来报：“史量才先生来访。”
史量才是着名的民主人士，他于民国元年买下了《申报》，民国十五年又收购了《新闻报》股权，成为上海报业大王。“九·一八事变”后，史量才以爱国、民主立场，经常在《申报》上发表进步作家作品，抨击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并发表了几篇《剿匪评论》，反对蒋介石围攻中国工农红军。杜月笙与史量才平日里往来密切，关系很好。杜月笙知道史量才在这个时候来访定然跟此次事变有关，忙让听差把他请了进来。史量才走进客厅，杜月笙忙命人添杯斟酒。史量才连饮几杯，摆摆手道：“二位老兄，我有急事同你们商量，酒不能再喝了。”
张啸林又把一杯酒递给史量才，说：“外面这么冷，先喝两杯暖暖身子，再说事情也不迟！”
史量才接过酒杯，一仰脖子，倒了下去。放下酒杯，史量才颇为不满地说：“外面炮火连天的，十九路军将士在浴血奋战，你们呢？你们在这里围炉饮酒，真是好不自在啊！”
杜月笙忙说：“老兄真是冤枉我们了。当初日本人打东北的时候，我们都要参加抗日救国会，如今他们都打到我们家门口了，我们岂能坐视不理。我和啸被日军烧毁的三友实业社部分厂房林哥正在这里商议对策呢！”
史量才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而后赞道：“这才是上海滩大亨说的话！我看，这一次老蒋的态度不积极，上海市政府的那帮老爷们也不怎么支持十九路军。我们不能眼看着他们孤军奋战啊！我们何不利用上海市抗日救国会的原有基础，成立一个上海市抗敌后援会呢！”
张啸林笑道：“这个主意好！”
杜月笙也点了点头，他马上让万墨林打电话给上海市商会会长王晓籁，让他到杜公馆商议抗敌后援会的成立事宜。上海市抗敌后援会纯粹是民间组织，史量才任会长，杜月笙和王晓籁担任副会长。张啸林、虞洽卿、前信纸、陈光甫、张公权等人为理事。这些人大都是上海滩的工商、金融、文化303教育界的巨子，有着极大的号召力。
经过媒体的宣传，上海市民和学生们纷纷将十九路军急需的医药、寝具、食物、交通器材，乃至麻袋、砖瓦、木石等送到抗敌后援会。一时间，抗敌后援会居然无法找到足够的地方来存放这些物品。上海市民捐献的劳军存款也已经超出了十九路军的需要。
第二天，抗敌后援会不得不借助电台，向市民发出呼吁：“顷据抗敌后援会负责人郑重表示，因各界同胞捐赠数量太多，早已超过实际需要，该会亦无地代为保管，请大家从现在起不要再捐了！”
上海市总工会也在第一时间成立了战地服务团。战地服务团按照军队团级的编制，分为第一、第二两个团，每团1000余人。第一团团长为杜月笙的学生朱学范，第二团团长则是对杜月笙素极仰慕的周学湘。
战地服务团作为前方与后方的桥梁，源源不断地将抗敌后援会募捐到物资运到十九路军的阵地，将伤兵从前线抬下来。在枪林弹雨中，不时有团员倒下，但马上又有工人自愿前往替补。停战后，上海抗敌后援会曾在上海北站竖碑，镌刻殉国工人的名单。这是对工人们的热忱爱国之情唯一的嘉奖！
在战争中，最为悲惨的莫过于手无寸铁的平民了。由于开战当日，许多本已避难租界的百姓纷纷返回华界。附近的居民家破人亡者有之，妻离子散者有之。人们又纷纷逃往租界。上海的冬天湿冷湿冷的，难民们露宿街头，饱受饥寒之苦。时任赈济委员会委员长的许世英专程找到杜月笙，希望他能邀集上海慈善人士，募集善款，救济难民。
杜月笙当时正在为抗敌后援会的工作奔波，但他还是一口答应了许世英的请求，号召上海工商、金融等各界人士，成立了上海各慈善团体战区难民救济委员会，并亲自担任筹募组长，为救济委员会筹集善款。据统计，在“一·二八事变”的35天中，难民救济委员会救济、转移难民达40万人。
“一·二八事变”平息之后，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均受聘为国民政府定于四月七日召开的国难会议会员。几十名国难会议会员一道签署了一个要求抗日到底，结束党治、实行民主的提案。同年八月，杜月笙、张啸林、朱学范、王晓籁等人还联合李公朴、史量才、刘湛恩等人组织发起了“废止内战大同盟会”。杜月笙和张啸林为该会经济委员会委员之一，专门负责筹集反内战的捐款。该会的宗旨是：集合全国人民为废止内战之运动。该会草章规定：如有政治纠纷发生足以引起内战时，本会应劝告双方信任民意机关（正式国民代表机关未成立之前法定民间职业团体可替代之）调处之。任何一方绝对不得以武力解决；不幸有内战竟发生时，本会团体会员及个人会员应一改拒绝合作，更得采用非武力之适宜方法制止之。
七、组织忠信社，对抗杜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