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黄花岗之役以后，我由香港亡命东京。这年夏天，同盟会派一批同志回湖南工作。当时我化名黄祖光，同刘大辉、刘况、陈嘉立、陈嘉任、罗应坤（广东人）、陈模、石磊（均湖北人）等人由东京回到长沙，集体住在明德学堂。我们一面和在长沙活动的同盟会员谭心休、曾杰、唐蟒等人取得联系；对外则宣传成立野球会（野球一名棒球，起源于美国，当时在日本风行一时），招收青年学生学习打野球，以增强体质。实际上我们是借这个名义团结同志，并由学掷野球而练会抛炸弹，以为将来发难的准备。当时正在暑假期间，大多数学生已经回家，但参加的仍很踊跃，经常在教育会坪练习的就有80人左右，其中以明德学生居多数。野球会办起不到1个月，就有人向官方告密。说是“革党”阴谋活动。端方由湖北来电通缉，唐蟒列第一名，我列第二名。这时，外间风声很紧急，幸得陈树藩（陈嘉任之父，时任湖南谘议局副议长）的维护，我们才匆忙逃离长沙，仍赴日本。
武昌首义后不久，胡元倓由日本回国（任留日学生监督），谋扩充明德学校。到上海时，曾与先君会面。后来他在所写《题黄克强先生遗墨》一文中，谈到这次的会见，说：“辛亥革命事起，克强自武汉苦战力绌来沪，倓见面笑曰：‘成功矣。’克强曰：‘我败来，何出此言？’倓曰：‘君非军事学家，败乃常事。前者君一人革命，故难成功；自黄花岗事出后，全国人心皆趋向革命，自成功矣。’”据我所知，南京临时政府酝酿成立时，先君原准备推荐胡元倓出任教育总长，后以胡不愿做官，决志回来主持明德学校，遂作罢论。
胡元倓办明德学校几十年，毕业精力，尽瘁于是。除了因范源濂的再三敦促，做过几个月的留日学生监督外，从未担任过其他官职。他每对明德学生演说，常说：“克强先生在日，我对他说，流血革命险而易，磨血革命稳而难。公倡革命，乃流血事业；我办教育，是磨血之人。”（他在晚年刻过一颗图章，曰“磨血人”，即取教育磨血之意）
1912年夏天，胡元倓去北京，行前有信给先君，商议扩充明德学校，筹办大学。当由先君领衔，呈准北京教育部设立明德大学于汉口，并领得补助费8万元。后以武汉地区兵燹之后，元气未复，而北京人才荟萃，容易聘请教授，就于第二年春改设明德大！学于北京，赁干面胡同房屋为校舍，设商科及政治、经济科，聘章士钊为校长，是为明德有大学之始。
先君1904年10月由明德出走，1912年10月自上海回湘省亲，曾往西园龙宅叩访，并到明德学校访问。当时全校师生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这次访问，是先君出走8年后第一次回到明德，也是最后的一次。
本文草就后，接周震鳞先生来信，提供了几点补充材料，极为珍贵。现在附录如下，以资参证。
一、刘佐楫（柱丞），湖南醴陵人，壬寅年湘抚俞廉三选送留学日本弘文师范的10余人之一（与胡元倓同学）。龙璋、龙绂瑞、胡元倓创办明德学堂，刘也是发起人之一，并出资200串文。他是王先谦门人，王先谦顽固地反对办学，要他打进来专门刺探革命师生的言行，随时密报王先谦、叶德辉等。胡元倓和龙氏兄弟最初不知道他的阴谋，满以为他热心办学。刘因思想落后。不受学生欢迎，没有任教。同时我从戊戌庚子维新志士方面，得知刘曾经告密出卖他的老师李莲舫，被清政府迫害，要明德师生对他提高警惕。因此，刘急欲掀起风潮，排除我离开明德。他和我的斗争，体现了明德的革命派与反革命派的斗争。
二、通过王先谦向湘抚赵尔翼告密的人是单启鹏，安徽省人，他是第一期留日士官学生，当时在长沙担任武备学堂教习。他的兄弟单启鸿在明德肄业，表面伪装倾向革命，暗地里受乃兄委托，把我们一般革命教师对学生宣传革命的讲话，都一一记录在教科书的书楣上，交给启鹏，由启鹏持报王先谦。最后是启鸿把陆鸿逵对他的历史课卷上我手批的奖励语交给启鹏（陆教历史），启鹏交给王先谦。由王先谦袖着这本卷子向赵尔巽告密，说明德的师生昌言革命，要求审讯严办。由于管学大臣张百熙和湖南的学务处总办张鹤龄都是极力维护我的，事情没有扩大，但明德学堂这时却岌岌可危。
赵尔翼为此事曾召集全省巨绅在巡抚衙门花厅开会，我和陆鸿逵以及单氏兄弟都被召参加。开明士绅都袒护我，说我“思想纯正”。陆鸿逵说“批语是单生捏造诬枉我的”。最后赵作结论：认为我是教地理的。不可能批阅历史课卷，斥责单启鹏教弟不严。当场开除了单启鸿的学籍，交启鹏领归，严加管教，要我仍旧担任教习。一场风波，如此结束。
三、胡元倓、龙绂瑞因系明德正副负责人，为了维护学堂，都没有加入华兴会。
四、我和刘佐楫、单启鹏的斗争虽然胜利了，但认为自己留在明德，是王先谦等顽固派的目标，对革命事业不利，因此，坚决辞职。当时革命学生不同意，经我再三解释，并商之胡元倓等，由克强先生亲自出面，主办速成师范，并另外成立经正学堂（刘佐楫不参与经正学堂的行政和教学）。从此各省的革命党人，来明德、经正任教的日多，参加和赞助华兴会的秘密革命活动，从而与各省革命党人取得联系。我虽然名义上离开了明德，和12个革命学生创办了修业学堂和宁乡中学，但事实上以克强先生为首的革命党人，仍以明德学堂为中心（刘佐楫被明德师生排斥，不久离开了明德），积极展开活动。
五、吴禄贞在湖北参加了自立军的庚子之役，失败后赴日本留学士官。当克强先生在两湖书院读书时，吴经常来访，交谊甚笃。克强先生在明德、经正办学时期，曾约吴来湘教体操，但抵湘不久，就被调到北方训练新军去了。与吴来湘同时，李书城也曾来明德小住，与克强先生商讨秘密进行革命运动。大概吴、李都在这时加入了华兴会。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
先父黄兴和孙中山的革命友谊
黄一中[2]
孙先生和先父黄兴的伟大形象在我幼年时代就留下深刻的印象。记得我11岁那年，曾和先父同住于上海同孚路寓所，有一段时间，孙先生几乎每天都来我家。孙先生端庄的脸上留着八字胡须，身穿一身西服，看去精神抖擞，气度从容，有几次在会议室门口遇到我，他摸摸我的头，又拉拉我的手，笑着说：“要好好读书，像一欧哥哥一样，长大搞革命。”他那和蔼的面容，至今我仍会时常浮现在眼前。我记得多数时间他们两人不是在讨论国事，就是和别人一起在开会。辛亥革命时期他们团结起来，并肩战斗，使革命力量汇成巨流，猛烈地冲向腐败的清王朝，中国历史上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终于被冲垮了。先父黄兴与孙先生在共同的革命事业中结下了真诚的、牢不可破的革命友谊。
志同道合一见如故
先父在日本的革命活动，当时得到日本朋友宫崎寅藏（宫崎滔天）的大力支持，他很同情中国的革命，两人相识后，很快就成为至交。
1905年7月，孙先生由欧洲回到日本物色革命志士，宫崎寅藏即推崇先父黄兴，说黄是个“非常人物”。孙先生听后，迫不急待要相见。宫崎寅藏乃领孙先生至黄兴的寓所。先父正在接待来访的朋友，得悉孙先生来，即示意稍待，片刻后便一同到“凤乐园”中国餐馆。宫崎寅藏追忆当时情景道：“……短暂寒暄之后，他们（指孙黄）就转入革命的话题，推心置腹，畅所欲言，就像多年的老朋友一样。因为中国话懂得有限，我们不清楚他们谈些什么。但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两位中国英雄会晤一堂了……将近两个小时，孙黄酒菜未沾，专心谈话，直到最后两人才举杯庆贺。”
真是志同道合共携手，协力同心事业壮。未隔几天，兴中会、华兴会就联合起来，与其他的团体组织了同盟会。在同盟会组织的过程中，黄兴做了一番工作，使华兴会的同志都加入了同盟会。据宋教仁先生当时的日记所载：“1905年7月29日，邀星台（陈天华）同至黄庆午（黄兴）寓，商议对于孙逸仙之问题。先是孙逸仙已晤庆午，欲联络湖南团体中人，庆午已应之，而同人中有不欲者，故今日集议。既至，庆午先提议，星台则主以吾团体与之联合之说，庆午则主形式上入孙逸仙会，而精神上仍存吾团体之说，刘林生则主张不入孙会之说，余则言，既有入会不入会之别，则当研究将来入会者与不入会者之关系如何。其余亦各有所说，终莫能定谁是，遂以‘个人自由’一言了结而罢。”
宋教仁在7月30日的日记中又写道：“至赤坂区桧町三番黑龙会，赴孙逸仙会也。既至，则已开会。到者70余人，孙逸仙演说革命之理由及革命形势与革命之方法，约一时许，迄。黄庆午乃宣告今日开会原所以结会，即请各人签名云，乃皆签名于一纸，讫。孙逸仙复布告此会宗旨，讫。复由各人自书誓书，传授手号。卒乃举起草员，规定章程，举得黄庆午等8人，讫，乃闭会。”
从宋教仁的日记中，也可以看出，孙黄两人的合作友谊如何坚强；他们之间这种互相信任，坚定合作，在组成革命团体、进行革命方面，起着极大的作用。同盟会成立之后，有了一个明确的革命纲领和革命的目标。同盟会的每一个成员都立下了誓书，同心同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一坚定的决心成为每个人的生命中最大的责任。同盟会成立不到一年，在全国各省成立了分部，有海外华侨的地区美洲、欧洲、南洋等地成立了分部，两位革命领袖共同战斗在一起，他们的友谊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更加深厚了。
并肩作战生死与共
同盟会成立以后，先父积极负担起革命的重任。1907年，孙先生与先父亲自领导了镇南关（今友谊关）之役，并同赴阵地参战。之后，清政府加紧搜捕革命党人，孙先生的三民主义更为清政府所不容。清政府要求各国驱逐孙先生，孙先生不仅国内不能逗留，在日本、南洋也不能自由居住。于是经商讨后，国内一切革命计划委托先父与胡汉民两人主持，孙先生自己专发展国外党务并筹款，以济革命之需。先父则在国内多方筹划并亲自领导武装起义，如1908年的以华侨革命党人为主的“钦州之役”和另一次的“云南河口之役”，孙黄之间同心合力，默契配合。上述两次起义失败后，孙黄两人毫不气馁，先父又筹划领导了更大规模的广州起义（即黄花岗起义），虽又遭失败，但给清朝当局以沉重打击。当时孙先生在美国旧金山闻事不成，即飞电香港：“闻事败，各同志如何？何以善后？”得复电：“克（黄克强）、伯（赵伯先）、展（胡汉民）归”四字，孙先生始露笑容曰：“天下事尚可为也。”可见孙先生对先父是何等器重。他在致吴敬恒的信中说：“黄君一身为同志之所望，亦革命成功之关键。彼之职务，盖可为更大之事业，则此个人主义，非彼所宜为。”足见孙黄间就像患难兄弟一样，互相信赖，生死与共。
互谅互让功成不居
中国同盟会成立之时，黄兴推选孙先生为总理，而孙先生在欧美时，先父又为孙先生挑起重担。更难得者，当孙先生被逼离日，接受日政府和日本友人的援助，引起同人误会之际，群议改推黄兴为总理，黄兴力推众议，由香港致书东京同志说：“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应倾心拥护。”此肺腑之言，感动了同志们，遂得相安无事。
先父的伟大，不仅由于他与孙先生一起领导了辛亥革命及他的英勇善战、文采飞扬的出众才华，他的伟大人格，则更为我深深敬佩。先父一生光明磊落，他书写的“爽气秋高”四个大字，便是他人格的写照。
推心置腹邀餐叙别
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孙黄都被袁下令通缉。他们先后到了日本。这时孙黄之间对当时如何进行革命的看法，虽有一些不同意见，然而讨袁和民主革命的大目标，他们始终是一致的。他们互相阐明观点，襟怀坦白，互不相争。
二次革命的失败，孙先生认为：第二次革命之前，有宋（教仁）案的发现，弟（孙）当时即力主开战，克强不允，卒迁延时日，以致于开战即败。可知不统一服从，实无事不立于败衄之地位……（1914年4月18日孙中山致邓泽如信）。孙先生乃决定改组国民党，成立中华革命党，要党人宣誓效忠孙先生，并在誓约上按捺指印。先父对此表示反对。此后，孙黄对此曾一再通信讨论，但未能统一意见。孙先生1914年5月20日给先父的亲笔信中说：“……弟有求于兄，则望兄让我干此第三次事（指讨袁革命），限以二年为期，过期犹不成，兄可继续出而任事，弟当让兄独办。如弟幸而成功，则请兄出而任政治之事……”
6月初先父复函孙先生：“今先生于弟不入会以满足许我，虽对于前途为不幸，而弟个人为幸已多，当不胜感激者也。惟先生欲弟让先生为第三次之革命，以二年为期，如过期不成即让弟独办，等语。弟窃思以后革命，原求政治之改良，此乃个人之天职，非为一公司之权利可相让渡可能包办者比。以后请先生勿以此相要。弟如有机会，当尽我责任为之，可断言与先生之进行决无妨碍。”
于是先父决定去欧美。临行前，特邀孙先生餐叙。孙先生叙别时，集古句书联相赠于先父：“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
他日国家的安危还需兄来支持，今后革命斗争还须同甘共苦。这就是两位革命领袖在有公开分歧时，露肝胆，披心腹，为革命事业表示的衷肠。两位伟人间的革命友谊就是如此地牢不可破。先父逝世后，孙先生极为悲痛，他在挽联上云：“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纵九等论交到古人，此才不易；试问夷惠谁贤，彭殇谁寿，只十载同盟有今日，后死何堪！”
革命领袖之间的团结和友谊是革命事业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孙黄团结战斗的革命友谊及光明磊落的崇高人格，对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苏州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
黄兴生平年表
1874年（同治十三年 甲戍）诞生
10月25日（九月十六日），黄兴原名轸，字廑午，号杞园，后改名兴，别字克强。诞生于湖南省善化县龙喜乡（今长沙县黄兴镇）凉塘。曾化名李有庆、张守正、今村、冈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