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此情可待成追忆:季羡林的清华缘与北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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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季羡林的北大情(7)

按北大当时的规定,国外归来的留学生,不管拿到什么学位,最高只能定为副教授。清华大学没有副教授这个职称,与之相当的是专任讲师。至少要等上几年,看你的教书成绩和学术水平,如够格,即升为正教授。我能进入北大,已感莫大光荣,焉敢再巴蛇吞象有什么非分之想!第二天,我以副教授的身份晋谒汤用彤先生。汤先生是佛学大师。他的那一部巨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集义理、词章、考据于一体,蜚声宇内,至今仍是此道楷模,无能望其项背者。他的大名我仰之久矣。在我的想象中,他应该是一位面容清癯、身躯瘦长的老者,然而实际上却恰恰相反。他身着灰布长衫,圆口布鞋,面目祥和,严而不威,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暗想在他领导下工作是一种幸福。过了至多一个星期,他告诉我,学校决定任我为正教授,兼文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的系主任。这实在是大大地出我意料。要说不高兴,那是过分矫情;要说自己感到真正够格,那也很难说。我感愧有加,觉得对我是一种鼓励。不管怎样,副教授时期之短,总可以算是一个纪录吧。

1997年12月

在北大找到了出路(本文选自《学海泛槎·回到祖国》,标题为编者所加)

当时北大文学院和法学院的办公室都在沙滩红楼后面的北楼。校长办公室则在孑民纪念堂前的东厢房内,西厢房是秘书长办公室。所谓“秘书长”,主要任务同今天的总务长差不多,处理全校的一切行政事务。秘书长以外,还有一位教务长,主管全校的教学工作。没有什么副校长。全校有六个学院:文、理、法、农、工、医。这样庞大的机构,管理人员并不多,不像现在大学范围内有些嘴损的人所说的:校长一走廊,处长一讲堂,科长一操场。我无意宣扬旧时代有多少优点,但是,上面这个事实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北大图书馆就在北楼前面,专门给了我一间研究室。我能够从书库中把我所用的书的一部分提出来,放在我的研究室中。我了解到,这都是出于文学院院长汤锡予先生和图书馆馆长毛子水先生的厚爱。现在我在日本和韩国还能见到这情况,中国的大学,至少是在北大,则是不见了。这样做,对一个教授的研究工作,有极大的方便。汤先生还特别指派了一个研究生马理女士做我的助手,帮我整理书籍。马理是已故北大国文系主任马裕藻教授的女儿、赫赫有名的马珏的妹妹。

北大图书馆藏书甲大学的天下。但是有关我那专门研究范围的书,却如凤毛麟角。全国第一大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比较起来,稍有优越之处,但是,除了并不完整的巴利文藏经和寥寥几本梵文书外,其他重要的梵文典籍一概不见。燕京大学图书馆是注意收藏东方典籍的。可是这情况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才知道的,新中国成立前,我毫无所知。即使燕大收藏印度古代典籍稍多,但是同欧洲和日本的图书馆比较起来,真如小巫见大巫,根本不可能同日而语。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真如虎落平川、龙困沙滩,纵有一身武艺,却无用武之地。我虽对古代印度语言的研究恋恋难舍,却是一筹莫展。我搞了一些翻译工作,翻译了马克思论印度的几篇论文,翻译了德国女作家安娜·西格斯的短篇小说。我还翻译了恩格斯的用英文写成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只完成了一本粗糙的译稿,后来由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翻译局拿了去整理出版,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这些工作都不是我真正兴趣之所在,不过略示一下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而已。

这远远不能满足我那种闲不住的心情。当时的东方语言文学系,教员不过五人,学生人数更少。如果召开全系大会的话,在我那只有十几平方米的系主任办公室里就绰绰有余。我开了一班梵文,学生只有三人。其余的蒙文、藏文和阿拉伯文,一个学生也没有。我“政务”清闲,天天同一位系秘书在办公室里对面枯坐,既感到极不舒服,又感到百无聊赖。当时文学院中任何形式的会都没有,学校也差不多,有一个教授会,不过给大家提供见面闲聊的机会,一点作用也不起的。

汤用彤先生正开一门新课《魏晋玄学》。我对汤先生的道德文章极为仰慕。他的著作虽已读过,但是,我在清华从未听过他的课,极以为憾。何况魏晋玄学的研究,先生也是海内第一人。课堂就在三楼上,我当然不会放过。于是征求了汤先生的同意,我每堂必到。上课并没有讲义,他用口讲,我用笔记,而且尽量记得详细完整。他讲了一年,我一堂课也没有缺过。汤先生与胡适之先生不同,不是口若悬河的人。但是他讲得细密、周到,丝丝入扣,时有精辟的见解,如石破天惊,令人豁然开朗。我的笔记至今还保存着,只是“只在此室中,书深不知处”了。此外,我因为感到自己中国音韵学的知识欠缺,周祖谟先生适开此课,课堂也在三楼上,我也得到了周先生的同意去旁听。周先生比我年轻几岁,当时可能还不是正教授。别人觉得奇怪,我则处之泰然。一个系主任教授随班听课,北大恐尚未有过,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呢?能者为师。在学问上论资排辈,为我所不取。

然而我心中最大的疙瘩还没有解开:旧业搞不成了,我何去何从?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图书室阅书时,因为觉得有兴趣,曾随手从《大藏经》中,从那一大套笔记丛刊中,抄录了一些有关中印关系史和德国人称之为“比较文学史”(Vergleichende Literaturge-schichte)的资料。当时我还并没有想毕生从事中印关系史和比较文学史的研究工作,虽然在下意识中觉得这件工作也是十分有意义的,非常值得去做的。回国以后,尽管中国图书馆中关于印度和比较文学史的书籍极为匮乏,但是中国典籍则浩瀚无量。倘若研究中印文化关系史和比较文学史,至少中国这一边的资料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而且这个课题至少还同印度沾边,不致十年负笈,前功尽弃。我反复思考,掂斤播两,觉得这真是一个极为灵妙的主意。虽然我心中始终没有忘记印度古代语言的研究,但目前也只能顺应时势,有多大碗吃多少饭了。

我终于找到了出路。

1997年12月

记北大1930年入学考试

1930年,我高中毕业。当时山东只有一个高中,就是杆石桥山东省立高中,文理都有,毕业生大概有七八十个人。除少数外,大概都要进京赶考的。我之所谓“京”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就是指的北京,当时还叫“北平”。山东有一所大学:山东大学,但是名声不显赫,同北京的北大、清华无法并提。所以,绝大部分高中毕业生都进京赶考。

当时北平的大学很多。除了北大、清华以外,我能记得起来的还有朝阳大学、中国大学、郁文大学、平民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等。还有一些只有校名,没有校址的大学,校名也记不清楚了。

有的同学大概觉得自己底气不足,报了五六个大学的名。报名费每校三元,有几千学生报名,对学校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我本来是一个上不得台盘的人,新育小学毕业就没有勇气报考一中。但是,高中一年级时碰巧受到了王寿彭状元的奖励。于是虚荣心起了作用:既然上去,就不能下来!结果三年高中:六次考试,我考了六个第一名。心中不禁“狂”了起来。我到了北平,只报了两个学校:北大与清华。结果两校都录取了我。经过反复的思考,我弃北大而取清华。后来证明我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否则我就不会有留德十年。没有留德十年,我以后走的道路会是完全不同的。

那一年的入学考试,北大就在沙滩,清华因为离城太远,借了北大的三院做考场。清华的考试平平常常,没有什么特异之处。北大则极有特色,至今忆念难忘。首先是国文题就令人望而生畏,题目是“何谓科学方法?试分析评论之”。又要“分析”,又要“评论之”,这究竟是考学生什么呢?我哪里懂什么“科学方法”。幸而在高中读过一年逻辑,遂将逻辑的内容拼拼凑凑,写成了一篇答卷,洋洋洒洒,颇有一点神气。北大英文考试也有特点。每年必出一首旧诗词,令考生译成英文。那一年出的是“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所有的科目都考完以后,又忽然临时加试一场英文dictation(dictation:听写)。一个人在上面念,让考生整个记录下来。这玩意儿我们山东可没有搞。我因为英文单词记得多,整个故事我听得懂,大概是英文《伊索寓言》一类书籍抄来的一个罢。总起来,我都写了下来。仓皇中把suffer写成了safer。

我们山东赶考的书生们经过了这几大灾难,才仿佛井蛙从井中跃出,大开了眼界,了解到山东中学教育水平是相当低的。

2003年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