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中堂的条件确实优厚。”他略微思忖了一下，试探性地问，“可现在不比前些年。我记得，那时宝顺洋行的轮船跑上海到汉口，客位每位75两，货价每吨25两，据说往返一次，即可收回购买轮船的成本。可现在旗昌把货价调到了2两，轮运这一行当还能有多少利润可得，这可要好好合计合计。”
李振玉接过话茬：“旗昌是想把别家的船挤出长江，不过是逞一时之快，绝不会长久。李中堂创办招商局重在周济漕运，而非运货揽载。雪公不妨试想一下，有漕运这么大的固定收益做保证，兼揽客货的盈余之利，还不尽在吾毂中？”
朱其昂也恳切地说：“雪公乃沪上华商拥戴之翘楚，李中堂创办招商局之意，还在恢复我商民利权。雪公若能身先入局，则振臂一呼，百商响应，此事想不成都难。”
胡光墉被二人说得不由心中一动，他非常清楚，单纯从生意上来说：朝廷自办轮船航运是风险与机会并存，但机会大于风险。除去新企业漕运这一项来自朝廷的固定收入不谈，仅从华人创办这一点来说，招徕华商的客货运输就具有洋商无法比拟的“感情”优势。
虽说如此，但他还要面对另外两方面的担心：
首先，以他现在的地位，做事不能仅从生意上考量。他还要考虑政治因素。招商局是李鸿章亲自谋划，而李鸿章与左宗棠之间的关系是明合暗争。自己是左宗棠的既定拥护者，这件事可半点都不能马虎。
其次，自己入股招商局之后同洋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招商局必然要与洋人的轮船竞争，怡和早已涉足轮运，而自己接下来又要筹划向这些洋人借款，以确保左宗棠的西征能顺利进行。如果洋人一旦知道自己入股招商局，难免就会影响到借款。要是这样，就因小失大了。更重要的是通过借款，自己可以一分钱都不投而坐收来自洋行的佣金，属于无本万利。而招商局必定是先有投入才会有产出，跟坐收佣金比起来，这钱赚得有点累。但不管怎样，他还是不打算直接拒绝朱其昂。因为他和李振玉毕竟是上海有头有脸的人物。
打定主意之后，胡光墉故作推辞地笑着说：“这件事，有二位运筹帷幄就足够了，哪里还用得着别人？”
朱其昂和李振玉对视了一眼，故作谦逊地说：“我二人的斤两您最清楚，一个撑船一个贩茶，上不得台面。雪公这些年，辅助左大帅兴办洋务，深知洋商夷情，熟悉南北口岸，这又岂是我们二人所能比拟的？”
胡光墉又端起茶喝了一口，然后盯着手中的盖碗，竟然换了个话题：“提起这祁门红茶，据说其中还有一段笑谈，二位要是想听的话，我就给二位说说？”
两人莫名其妙地对望了一眼，还是李振玉的反应快，他哈哈一笑说：“雪公既然要讲个段子，我二人自是求之不得。”
“当年曾文正公平定长毛之后，回湘乡老家休养。一日，与众幕僚对弈，觉得所饮的龙井茶索然无味，便把茶杯放在一旁，无意间说道：‘想当年我在祁门驻军之时，所喝当地的红茶胜此茶多矣。’谁知不久之后，朝廷竟忽派飞骑从京城送来了一大篓的祁门红茶。直到此时，文正公才惊出了一身冷汗。”胡光墉讳莫如深地对着二人一笑，“二位说，这是为何呀？”
二人看了一眼胡光墉，又对望了一下，默不出声地思考着答案。
“原来，湘乡距京城虽远，但文正公的一言一行，竟昭然于朝堂之上。”胡光墉没等二人想出答案就笑着说，“此虽为戏言，其中却饱含深意。”
朱其昂听出了胡光墉的弦外之音，忙说：“无论雪公做何决定，我二人必定守口如瓶。”
李振玉没有做声，而是目不转睛地盯着胡光墉，似乎想从表情上捕捉到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胡光墉极为诚恳地说：“本来云甫兄有命，我不敢不从。只是，若投个万八千两，既不是光墉素来行事的风格，也不是二位此行的目的。二位或许知道，我在杭州涌金门外已经购进了十余亩的土地，准备兴建药号。而且，我一向对生丝生意颇为关注，若是把其中的门道琢磨透，也是大为有利可图。不怕二位笑话，当一个人想做太多事的时候不见得是件好事。你若想把其中的一件做好，别的就都得放下。”
李振玉干笑了一声，顺着胡光墉说：“雪公说得却是实情。《道德经》也说，‘少则得，多则惑’嘛。”
“还是振玉书读得多！”胡光墉冲着李振玉哈哈一笑，“既然是这样，就请二位容我再琢磨琢磨。”
“好。就请雪公好好想想，我二人先告辞了。”朱其昂、李振玉虽然心里略感失望，脸上却还是带着笑意，起身告辞。胡光墉把二人一直送到钱庄的大门口，目送着二人离去后，才若有所思地转身回房。
天津。直隶总督行馆。
李鸿章的心腹幕僚周馥步履匆匆地赶了进来，把手里的一封密函呈给李鸿章：“中堂，户部罗老尚书密函。”
李鸿章接过，迅速浏览了一遍，随后把函件递给周馥说：“左宗棠上奏朝廷，说西征战事吃紧，急需给饷。因此，朝廷准备把我奏请的200万两海防经费挪给左宗棠。”
“啊？”周馥接过函件惊叹道，“竟有这样的事？”
李鸿章紧锁着眉头，默然不语。
周馥看完函件说：“罗老尚书不是说，他可以把这笔款子暂且扣留一些时日，让您火速筹划应对之策吗？”
李鸿章似乎未卜先知地黯然一笑：“看来……我们提请的海防大计要落空了。”
周馥颇有些不甘地说：“沿海防务是中堂未雨绸缪为我大清所谋划的，防微杜渐之举，难道您真的就不打算争一争？”
李鸿章叹了一口气：“在朝廷的眼里，就是这个未雨绸缪才显得不那么重要。西征是迫在眉睫，而沿海并没出什么乱子，争也是白争。”
周馥想了想说：“‘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要真等到出了事再行谋划，恐怕就要错失良机呀。”
李鸿章在堂中来回走了几步：“理是这个理，可究竟有几人能看破其中的玄机，不被一叶所障目？况且，朝廷现在就那么些银子，顾了头就顾不了尾。这件事我看暂且算了。”
“可是……”周馥还想再说什么，而李鸿章的目光就在这一瞬间变得异常犀利：“玉山周馥，字玉山。，古人云，‘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不争而争，方为至高之境界。”
“不争而争？”周馥默默思忖着李鸿章话中的含意。
李鸿章点头道：“不错。现在还没到该争的时候。等到了时候，就要一争到底。”
旗昌的降跌价竞争策略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怡和被逼出长江，不再继续经营这条无利可图的航线，而是把轮船移往香港至上海间的沿海航线。宝顺则没有这么幸运，小颠地的确为他的高傲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旗昌并没有因为宝顺把运价降到1两而被挤出长江。相反，宝顺自身却因为与旗昌竞价而产生了巨大的财务赤字。与此同时，来自伦敦的金融危机也让他陷入了巨额的债务泥沼而无法自拔。虽经过奋力挣扎，却始终没能逃脱破产的命运。至此，旗昌终于得偿所愿——独霸长江。
徐润和郑观应也因为宝顺的破产而相继离开，重新把精力投入到自家的茶庄生意上。
一个万里无云的清晨，宝源祥茶栈里，徐润正在后院库房和几个伙计查验刚刚购进的春茶。
一个年轻的伙计从前面一路小跑，气喘吁吁地来到他的面前停下脚步：“东家，前面有个洋人找你，我已经把他请到了会客堂。”
“洋人？”徐润一愣。
伙计点点头：“他说自己叫什么……叫什么……哎，洋名字我也学不上来，您还是过去看看吧。”
徐润跟着伙计来到会客室的门外，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看，原来是旗昌洋行的新一届总经理——福士。
福士一见徐润忙起身迎上前，用西方的礼节，友好地伸出手说：“徐先生，能见到您实在太高兴了。”
徐润也伸出手和对方握在一起：“福士先生大驾光临，也是敝号的荣幸。”
徐润请福士重又落座，福士开门见山地说：“我听说您已经离开了宝顺？”
徐润淡淡一笑：“您的消息可真灵通。”
福士也笑了笑，意味深长地说：“我的来意即使不说，相信您也能猜到。”
徐润说：“如果是关于轮船的事，恐怕会让您失望。”
“Why？”福士甚为不解地问“您为宝顺服务了十六年，学习了大量的商务知识并具备航运业的资深经历，那为什么不可以把这些带到旗昌来。旗昌会给您更好待遇，会为您提供更加广阔的事业空间。”
徐润拿起桌上的茶杯，缓缓地喝了一口茶：“您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福士彬彬有礼地说：“无论真话假话，只要是出自您的口中，我都愿意洗耳恭听。”
“咸丰九年的时候，有一艘新式轮船‘福建号’，专走福州、上海两埠，船长是个英国人，名叫巴剪。恰逢橄榄、福橘上市，此人便购进橄榄24桶，福橘50桶，到上海出售，结果供不应求，获利高达两三倍之多。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徐润望着福士。
福士想了想说：“应该是轮船速度快，能让货物保持新鲜，而且这些水果都深合时令，所以才会获得人们的青睐。”
“说得好，正是如此。”徐润赞许地点点头，继续说：“谁曾想，巴剪见有利可图，竟然又大量购进福橘、橄榄各三千桶，依然运来上海贩卖，结果却销路顿减，居然积压了五个礼拜之久，以致鲜货大半霉烂，从而大亏其本。您说，同样的货，由同样的人来出售，为什么两次的结果却大相径庭？”
福士耸了耸肩：“是贪婪害了他。几十桶的卖法和上千桶的卖法又怎么能一样？”
“这个故事还说明了一个道理：物广而荒。”徐润不置可否地笑了笑，“所以，我现在只希望一心经营好茶庄和茶栈的生意，不想涉猎太多。”
“我想这是徐先生的假话吧？”福士睿智地眨了一下眼睛。
徐润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道：“福士先生是喜欢以德服人，还是以力服人？”
福士愣了一下问：“只要能达成目的，至于使用什么手段并不重要。”
徐润说：“道不同，不相为谋。以德服人者，谓之王道；以力服人者，谓之霸道。你我之间的这个‘道’不同，若强扭在一起，只会给双方增添更多的麻烦。”
“我不大明白您的意思。”福士似乎明白了什么，但还有些不确定，“您是说……我们太霸道了吗？”
徐润肃然道：“旗昌依仗雄厚的资本，把运费调到一个让其他同行都无法承受的程度，有的甚至还被逼得破产。请问福士先生，这是以力服人还是以德服人？”
福士不以为然地说：“这是正当的商业竞争。你要是不遵守这个游戏规则，大可以不来参加这场游戏。我真的很难理解，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不管做什么事总是喜欢跟道德扯在一起。”
“‘商’是什么？商者，商量裁判之谓也。商即是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人人恪守伦常道德，才会天下太平。”徐润铿锵有力地说，“中国人讲究‘和’。《中庸》讲‘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国商人向来以和为贵，和气生财。而旗昌从上到下，都在强调一个‘争’字。福士先生，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我们之间的‘道’不同。”
福士的脸上浮现出一股倨傲之态：“请原谅我的坦率，到目前为止，我一直认为，我们的‘道’是正确的。因为我看到的结果是宝顺破产，怡和退出了长江。”
“‘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灭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徐润淡然一笑。
“您说什么？”
徐润解释道：“将来毁灭旗昌的，不是别人，而恰恰就是旗昌自己。”
“我没明白您的意思。”
徐润淡淡地说：“到时候你自然就会明白。”
福士不想因为和徐润的观点不同而把气氛弄僵，便故意岔开了话题：“徐先生，您应该到旗昌来。请听清，是‘您应该’，而不是‘我希望’。您只有身在其中，才会对旗昌的‘道’有所理解。”
徐润说：“竹老德高望重，他完全可以胜任贵行总买办一职，您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福士一听徐润提到陈煦元，颇为不屑地说：“陈竹坪的周围都是一些可爱的废物，他们除了诚实可靠之外，没有其他值得令人称赞的地方。”
徐润苦笑着没有说话，福士也沉默了片刻，便起身告辞。当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再次诚恳地说：“请您能再仔细考虑一下我的建议。旗昌在中国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他非常需要您的帮助。”
徐润见对方的态度的确诚恳，便想了想说：“不如这样，我介绍一个人给你。此人学贯中西，深谙轮船商务之道，堪称大才。”
福士的眼睛一亮，忙问：“您说的这个人是谁？”
“郑观应。”徐润顿了顿，“如果您运气好的话还来得及，慢一点恐怕就有别人捷足先登了。”
“我去哪找他？”
“他自己开的茶栈叫和生祥，你去那碰碰运气吧！”
上海的春天似乎比天津来得要早，苏州河岸边的柳树已经发出了嫩芽。如同一幅风景画，让人们徜徉其中，流连忘返。
礼查饭店二楼，一间装潢考究的西餐厅里，李振玉和朱其昂坐在舒适的靠椅上，悠闲地品着餐前红酒，看样子像是在等着什么人。
李振玉说：“我看，咱们根本没必要见唐景星。这件事难不在招商，而是在如何获得各地官府的支持，牢牢把漕运攥在手里。凭你我的人脉，招徕几个商家入股简直是易如反掌。”
“咱自己的人脉永远都是自己的。”朱其昂从怀里掏出一块金表在手里把玩着，“先找胡雪岩，再找唐景星，是为了让李中堂觉得咱们在这件事上不存有私心。倘若他们二人不肯入股，你我再挟熟络之亲友入局，这不就利不外落、势所必然了吗？所以，有些面上的事，也还是要做的。务实与务虚，缺一不可。”
李振玉说：“云甫兄深思熟虑，老弟自愧不如。”
朱其昂哈哈一笑：“我越想胡雪岩越是有趣，这么好的事摆在眼前还装腔作势。等他想好了，招商局的门槛早就被别人踏破了。”
“‘疑行无成，疑事无功。’他这个人向来自以为是。”李振玉虽也附和着，但还是不忘提醒朱其昂，“可唐景星却不一定会和他一样。万一他要入局，咱还能拦着吗？咱总不能把说出来的话再咽回去吧？”
“咱不拦着。主就是主，客就是客，这个规矩他知道。”朱其昂不以为然地翻开表盖，看了一眼，“都说唐景星是上海最守时的商人，也不知是真是假。”
李振玉有点幸灾乐祸地说：“我看未必。旗昌这么一折腾，够他和怡和洋行喝上一壶的。”
朱其昂笑笑说：“既然如此，我们打个赌如何？”
正在这时，一个年轻的外国侍者，引领着唐廷枢来到了二人的座位前。李振玉忙起身和他打招呼。朱其昂则先是看了一眼金表，然后“啪嗒”一声，扣上表盖说：“刚才我和振玉打了个赌。”
“赌的什么？”唐廷枢笑着坐下，用流利的英语点了餐。
“别听云甫兄胡说，我们未曾赌过什么。”李振玉忙向朱其昂使了个眼色。
朱其昂则看了一眼唐廷枢，饶有深意地笑笑说：“如果景星有兴趣，我们不妨再重设一赌局也为时未晚。”
唐廷枢似乎也来了兴致：“快说说，我不免也有些心痒了。”
朱其昂盯着唐廷枢，不动声色地说：“我赌景星肯入此局，振玉则赌不肯。”
唐廷枢莫名其妙地说：“怎么？这局中又有局？”
“赌局之局，非入局之局。”
“入局之局为何局？”
朱其昂一字一顿地说：“轮船招商局。”
“招商局？”唐廷枢心中微微一凛，表面上却依旧不动声色，“这是个什么局？”
朱其昂拿出自己事先拟好的《轮船招商节略条程》递给唐廷枢：“李中堂欲在上海设立轮船招商局，拟官、商合办，共享其利。”
唐廷枢接过章程，粗略看了一遍，大义已了然于胸。侍者端上三人点的餐，准备在桌旁侍候。唐廷枢递给他一枚银元小费，跟他说了一句，侍者点头，启开红酒的瓶盖，就恭敬地退了下去。
唐廷枢亲自拿起酒，给他们二人各自斟了一杯，半真半假地说：“无论我入还是不入，都有输家，我看，不赌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