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汪曾祺从西南联大毕业，此时正值战火不断的多事之秋，工作找不到，生活无着落。抗战胜利后，汪曾祺途经香港去上海，在香港等船时，汪曾祺落魄到了极点，手头只有很少的钱，只能住在破旧的下等公寓，与水手、跑生意的为伴。吃的是最便宜的饭菜，为省钱每天不变：大米饭，一碟炒通菜，一碟在开水里焯过的墨斗鱼脚。汪曾祺后来形容自己这段生活：“全像一根落在泥水里的鸡毛！”
好不容易等到船，好不容易到了十里洋场的上海，汪曾祺更进一步体会到生活之艰难和谋职求生之不易。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因失业而在死亡线上挣扎。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汪曾祺想通过熟人在上海找一个能栖身的职业，人们对他表示爱莫能助。一连碰了好几个钉子以后，汪曾祺有点儿后悔不该离开昆明。在情绪最坏时，他甚至想到自杀。他把他在上海的遭遇写信告诉他最信赖的老师沈从文。不想沈从文先生回信把他骂了一顿，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里有一支笔，怕什么！”接到沈先生的信，汪曾祺既感动又惭愧。沈先生在信中略略说了一些他当年初到北京时的情形。那时，沈先生才20岁，冒冒失失地闯进北京城，举目无亲，连标点符号还不会用，却信心十足地想用手中的一支笔打天下。这些情况汪曾祺听说过，也都知道。他记得那时的沈先生经常为找不到一点儿东西“消化消化”而发愁。冬天，屋里生不起火，沈先生就围起被子，还是不停地写。只读过小学的沈先生，最终真的用一支笔打出了一个天下。
沈先生的信，教育了汪曾祺，也提醒了汪曾祺，要学习沈先生利用好手中的一支笔！沈先生虽然骂了汪曾祺，但还是一心牵挂着自己的学生，为苦难中的汪曾祺着急、担忧、想办法。他亲自写信给李健吾先生，请他对汪曾祺多多关照。李先生为他找了一家私立中学去任教。
1948年初春，汪曾祺离开上海到北平。
汪曾祺一到北平，就感到了山雨欲来的气氛，时局不稳，必然造成人民生活艰难，就业不易。汪曾祺不得不再一次体验失业的痛苦滋味，不仅求职无门，连在北平发表文章也不那么容易，以致他仰天长叹：“北方不接纳我！”
沈先生敏锐地发现自己的学生因为生活贫困，因为对现实的不满并且找不到出路，再加上多读了一些西方现代派作品，就容易在作品中和平时的言行中流露出带有悲观色彩的尖刻、嘲弄、玩世不恭的态度。每逢这时，沈先生就用他那很重的湘西口音对自己钟爱的学生说：“曾祺，不要这样，千万不要这样！重要的是对生活的‘执著’，要对生活充满热情。即使是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也不要觉得‘世事一无可取，也一无可为’。一个人总该用自己的创作，使这个世界美好一些，给这个世界增加一点儿好的东西。在任何逆境之下，也不能丧失对生活带有抒情意味的情趣，不能丧失对于生活的爱。”
经历了将近半年时间的失业生活，最后还是老师沈从文帮助汪曾祺在历史博物馆谋了个馆员的差事。对于作家汪曾祺来说，在午门历史博物馆工作，为他增添了不少历史知识，增加了他的生活阅历。
不但相似相同的人格易成为朋友，而朋友往往还是你空虚的填满，缺憾的补足，心灵的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