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字太白，唐朝人，生于唐武后长安元年（公元701年），其先世避居条支，中亚巴尔喀什湖之南的碎叶城（汉时，西域国名，在今新疆的天山南麓），故为陇西成纪（今甘肃省天水县）人，15岁时随父迁居西蜀锦州昌隆县（今四川省彰明县）青莲乡，自号“青莲居士”。他天才横溢，俊逸高畅，气魄宏大，淋漓放肆，峥嵘磊落，为人和作品都很豪放飘逸，自然率真。诗人贺知章称之为“天上谪仙人”，后世称他为“诗仙”，曾著有《李太白诗文集》。
李白历经唐朝初年的武后、中宗、睿宗，至唐朝中叶的玄宗、肃宗数代皇帝。玄宗开元年间，唐朝的实力与声威已达高峰，而李白一生大部分就处在唐朝国势蒸蒸日上时期，因此其作品亦富有积极进取精神，体现了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他热爱人民，也热爱山河。他毕生的愿望就是施展抱负，建功立业，报效国家，服务人民；然后功成身退，融入大自然之中，安顿身心。
唐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李白5岁，遂发蒙读书。同年正月，武则天患重病，不得不退位。太子李显复位，是为中宗，改元神龙。唐睿宗景云元年（710年），李白10岁，始习《诗》、《书》及诸子百家。开元三年（715年），李白15岁，已作诗文多篇，始事干谒；又习剑术，喜任侠；并好道教神仙之学，更有所谓“5岁观六甲，10岁观百家”之说。李白26岁结婚，以安陆为家，但常离开蜀地，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至苍梧，东临溟海，到过洞庭和剡中一带，游历各地，饮酒结客，养成其豪迈飘逸的性格与浪漫的心态。外出远游，在安陆蹉跎十年，39岁移家东鲁任城。李白42岁时，曾因吴钧等推荐，玄宗下召征至长安，命供翰林，专掌密令，这与他“愿为辅弼”的理想相去甚远。然而，正当他准备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时候，遇到的却偏偏是当下存在的、失去理想光彩的、日趋衰败的社会现实。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被罢相，朝政相继落入李林甫、杨国忠手中，腐败与黑暗充斥朝廷，表面的繁荣掩盖着日趋严重的社会危机。李白的雄心壮志同腐败的政局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他怀抱理想四处干谒、游说，但得到的只是嘲笑、冷漠和叹息。甚至在玄宗身边也分明感到自己不过是一个供人取乐的俳优而已。终因醉酒啸歌无忌，触怒了朝中权贵高力士等而遭到谗毁，玄宗便逐渐疏远他，李白遂生还乡之念。公元744年春，李白奏请还乡，唐玄宗虽然爱惜李白的才华，但又恐其醉酒多言，惹出是非，便下诏赐金，准其回乡。李白离开长安，此后便是其第二个漫游时期。期间与杜甫、高适结交，甚为投缘。天宝中叶，国事益非。内则屡兴大狱，诛逐忠良；外则穷兵黩武，滥事征伐。李白流落江湖，寄食四方，以孤臣孽子之身心。亲历盛衰之转折，故忧愤深广，每有抨击时政之作。
然在安史之乱的第二年，李白即从隐居的庐山下来，参加了永王李磷的抗敌幕府。想再一展抱负，但永王李磷在与肃宗争位时失败，他即以反叛的罪名被捕入狱。后又被流放夜郎。干元二年，李白在中途遇赦放回。61岁时，闻得李光弼出征东南，他竟又扬起了理想的风帆，跃跃欲试，无奈半道病还，赴当涂县依靠县令李阳冰，次年即肃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因病在当涂谢世，时年邱岁。
李白生性浪漫，恃才自傲，仙风道骨，豪气干云。他的气质、意志、诗风，乃至一生的喜怒哀乐，都与他所持有的独特的、浪漫的心态相联系。最早描述、也是最为形象地描述李白的当属李白的诗友、一代诗圣杜甫，在其《赠李白》一诗中这样写道：“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在二人的交往中，李白天生狂放不羁的个性，横溢飞舞的才华，生活中仙风道骨的人格风采，都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杜甫面前。杜甫这首诗，写出了李白作为一代诗仙的豪情、浪漫和傲然不群的心态。
李白的一生，正如诗圣所讲，痛饮狂歌，飞扬跋扈，生活浪漫，高朋满座，诗友如云。以他的才气和财力，使他与同时代的其他诗人比起来，生活得非常潇洒自如。不像杜甫一样，经常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屈辱辛酸的生活。也正是具有丰厚的财力做后盾，加之其天生的浪漫的心态，使李白才得以“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大半部分的生命时光都在狂歌漫游中度过了。李白是在四川长大的，“蜀江水碧蜀山青”，巴蜀的绮丽山水培育了他的浪漫情怀，激发了他丰富、奇特的艺术想象。李白大半生时间都付诸以巴蜀、安陆、东鲁、梁园为中心的漫游生活。他一生鸿爪雪泥，足迹遍于名山大川。他把大自然看作理想的寄托、自由的化身，用他满腔的热情、神奇的想象、生花的妙笔去讴歌它们，描绘它们。他笔下的巍巍山岳，吐纳风云，汇泻川流，荡涤万物，正是李白浪漫心态的表征。
总之，纵酒迷醉也好，隐游寻仙也罢，李白无非是为了让自己处于与现实世界截然不同的另一个生命境界中，以此消除个体人格意志在实际生活中被否定所带来的心灵世界的烦忧、失望和痛苦，从而使个体自身获得精神上的绝对自由。因此，我们说李白实际上是在企望追求庄周理想中的无意志、无愿望、无目的的精神自由的境界。但这种追求却只能是暂时的，甚至是虚幻的。我们认为，诗人个体人格意志分裂倾向的出现并不说明他真的就放弃自己生命理想的追求。李白一辈子的生活境遇确实不佳。但是他的人世精神却从来就没有泯灭过。不错，为摆脱心灵世界的烦忧、失望和痛苦，他常常纵酒迷醉，甚至弃绝尘世，隐游山水，寻仙访道。寻求一种庄周式的精神自由，那往往也是身在江湖，心在魏阙。事实上，诗人自始至终都在关注着国事民生，从他一生的行事可以看出，一旦机会光临，李白便会挺身而出，走向社会，参与政治。从某种意义上说，表现了屈原式的对现实与人生的眷恋和执著。究其言之，李白对祖国不失其赤子之诚，对人民不失其热爱之情。他的人格意志出现分裂倾向，仅仅是个体内在心性的自我调节，是对自己心灵世界烦忧和痛苦的化解。
然而，也正是因为李白所持有的恃才狂放、傲然不群的心态，令其仕途之上屡遭挫折，自己“兼济天下”的政治抱负始终未能实现。李白一生几乎与盛唐时代相始终。李唐王朝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终于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盛唐的富庶、安定、强大以及政治的开明、思想的活跃，使处于社会中下层的文人大都以前所未有的政治热情表现出对功名事业的由衷向往，对自我价值的高扬、肯定，对未来前途的满怀信心。李白是盛唐文人的典型代表。时代不仅激发了诗人“济苍生”、“安社稷”的理想，也激发了他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奋发进取的自信心和勇气。李白的政治理想十分远大：辅佐帝王，济世苍生，安顿社稷，然后功成身退，泛舟五湖，去做神仙之游。如这样的诗句：“愿一佐明主，功成还旧林。”（《留别赠王司马嵩》）、“功成身不居，舒卷在胸臆。”（《商山四皓》）诗人首先考虑的是“功成”，然后才是“身退”，也就是说，积极用事、辅佐君王、兼济天下是李白一生的主要追求，至于功成避世、独善其身，则依附于前者，处于次要的地位，功不成自然也就没有身退可言。但是，这实在是太理想、太诗意化了。
问题在于，理想毕竟是理想，它与现实之间总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在迈向理想的人生旅途中，还有许多问题尚待解决。尤其是处在当时那样一个“君临一切”的封建专制社会，更要求诗人李白付出巨大的代价和艰苦的努力。但是李白的浪漫心态决定了他不愿意付出巨大的代价和艰苦的努力。他不想走常人所走的科举入仕之路，而是希望一飞冲天、一鸣惊人。幻想在坚持不屈己、不干人的情况下走上政治舞台，辅佐君王、展其才能，而且是“暂因苍生起，谈笑安黎元。”（《书情赠蔡舍人雄》）希望在谈笑间建功立业，实现济世安民的政治理想。可是，这种主观自我、一厢情愿的美好构想一旦纳入实际当中，便显得异常天真、浪漫与可笑。
天宝年间，玄宗已沉湎于逸乐而疏于国政，李白供奉翰林实则类同摆设，这固然是其宏愿难伸的重要因素。但从主观方面看，李白傲岸狂诞、与时不合的个性，似乎是更重要的原因。他在宫中供职期间，就以感受到“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诮”的环境压力，屡屡痛斥“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的现象。在这样一种主客观条件极不和谐的情况下，李白既不放弃济世志向，又坚持不屈于己干人的人格独立，便将自身推入“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境地，油然发出“苦笑我夸诞，知音安在哉”那样深刻的孤独感。
李白太才华横溢了，难免心高气傲，得罪群小、遭到嫉妒和报复。过分的天真与浪漫，盲目的自信和理想，很容易书生意气，从而缺乏政治家必备的“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韩信式的忍辱负重的韧性。把政治角斗场中残酷性看得太单纯、太肤浅。这是李白一生政治失意、仕途坎坷的悲剧的关键所在。
李白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失意之后，曾高唱“美酒樽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的风流歌，表现出一种散淡与放达。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一种假象，即精神心理学中所言的“假背心理”。从中外文学史上看，许多第一流的天才诗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人生的脆弱。缺乏一种涉变不惊的“得志淡然，失意泰然”的处世修养。在李白的身上，这种脆弱性表现得尤为突出。顺境时高叫“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逆境时，则发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牢骚。性格的脆弱，无宰相之识而抱宰相之志，这是李白的悲哀。然而，这根源于李白天生的浪漫式的心态。虽然仕途上屡遭挫折，但这也从客观上造就了李白浪漫、夸张、豪迈的诗风。在其众多的诗篇中，最具浪漫色彩的莫过于《梦游天姥吟留别》了。
李白的一生不安于一隅，不甘寂寞，喜欢不断地改变生活环境（有时是被迫的，有时是自愿的），变化着自己追求的目标。他的艺术风格的浪漫雄放，变化多端，人神相通，天地融合，多神灵怪异的环境场面的拼接组合，仙道鬼神氛围的浓重渲染……使他的创造风格呈现出神奇飘逸、不可方物、绚烂多彩的特殊风貌，以至于使得具有正统观念的人对李白作品理解困难。当然，形成李白独特创作个性的主要是他天生所持有的浪漫的心态。此外，形成这种创作风格的另一重要外部原因就是，他接受多种文化，特别是中原文化以外的西域文化、巴蜀文化和楚文化的熏染。而上述多种文化又都是统一在盛唐文化之下的，是灿烂盛唐文化的诸种因子与组成部分，李白是盛唐文化的骄子和杰出代表。他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急欲乘时建立功勋，获荣名于当代；而老庄思想和道家文化又形成了他独立的人格、清静无为的价值取向和傲岸不羁、洁身自好的情怀；巴蜀文化和楚文化又给他以奇幻的想象与浪漫的情调；西域文化的早期渗透。使诗人在性格的形成和爱好、兴趣的多面性方面有着潜在的作用。
可是，由于封建时代固有的矛盾和无法克服的弊端，使李白的从政愿望、功业追求实现的机会并不是很多，跻身于仕途也非易事，兼之李白个性的限制，更不可能以扭曲自身、压抑自我去适应封建官场，这就注定了李白悲剧性的结局。诗人对人世的眷恋和追求功业的愿望，使李白的一端置身于现实世界；而对理想的憧憬和对独立人格的保持、对个性的完善，又使得李白的另一端向往神灵世界，弃世独立，矛盾而又痛苦的人生道路几乎造成了诗人精神的分裂。这一切悲剧的根源在于李白所持有的和周围不协调的、别具一格的浪漫心态。正是这种浪漫的悲剧性才使李自在仕途之上与当时封建官场格格不入，也正是这种仕途上的悲剧，才客观上造就了我国一代伟大的浪漫主义文人。
关着的门
从前有个法官，他每次判罪犯死刑的时候都允许罪犯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被枪毙，另一个是打开的门，而罪犯无法知道门里隐藏的是什么。但是所有的罪犯都无一例外地选择了被枪决而不是选择打开的门。
一天法官喝了一点酒以后感到非常放松而且心情愉快。有人问他：“法官先生，你是否介意告诉我们那个门里到底有什么？”
“只是一间没有窗户但有两个门的空房子！你只要从里面走进去再打开另一个门就获得了自由。但是所有的人都没有勇气面对未知的未来。就这样。”法官说。
选择死亡和选择勇气活着有时只是一念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