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震，字伯起，东汉弘农华阴人。自小家道衰微，以教授经书，租地农耕侍奉母亲，数十年间都拒绝州郡的举荐。他明经博览，才思敏捷，有“关西孔子”的美誉。杨震五十岁时，大将军邓鸳听说他才学出众，人品纯正，所以特意征聘他出仕为官。安帝时他历任刺史、司徒、太尉等职，一直以正直、廉洁著称。当时官场黑暗，社会动乱，贪污行贿、官官相护的现象比比皆是，像他这样廉洁自持的官员实在不为多见。
杨震由荆州刺史调任东莱太守时，一次因公务途经昌邑，当时的昌邑县令正巧是他任荆州刺史时举荐的秀才王密。王密见到杨震后，十分恭敬，并于当天夜晚赶到杨震下榻的驿馆前来拜见。王密一心想报答杨震的举荐之恩，于是拿出十斤黄金送给杨震。杨震一见，断然拒绝，面有怒色地说：“我是了解你的，所以举荐你为官，为什么你一点儿也不了解我呢？芽”王密以为杨震怕被别人知晓，心中有忌讳才不愿意接受，连忙解释道：“现在夜色已深，肯定没有人知道。再说，我酬谢恩师也是人之常情，您就收下吧。”杨震听了非常生气，严肃地责问王密：“天知神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有人知道？！”王密见他如此廉正挚诚，正气凛然，当下心生羞愧，涨红着脸，带着礼金，默默地出门而去。
不久，杨震调任琢郡太守。由于他为政清廉，秉公办事，不接受他人馈送，生活一直不富裕，经常吃青菜和粗粮，出门也总是以步行代车轿。杨震的一些亲朋好友见到他这种处境，总是诚意相劝，要他为自己的子孙后代着想，趁在任期间置办一些私人产业，从中取得利润。但杨震始终没有接受。他说：“我要让后世人称他们为清官的子孙，把这个作为遗产留给他们，岂不是比可见的金银珠宝更加丰厚吗？芽”
后来杨震累迁太仆、太常、司徒、太尉之职，位列三公，可谓位高权重，但他从不肯徇私情，不愿受人礼物，更不对皇亲国戚阿谀奉承，而是一身正气，坚持原则，试图力挽狂澜，纠偏纠妄，与贪佞之徒进行坚决的斗争。
当时安帝刘祜的乳母王圣因哺育皇帝有功，加上与皇帝自小亲近，就依恃安帝的恩宠，为所欲为。王圣的女儿甚至公然出入于宫廷之中，串通朝臣，结纳奸佞，传递贿物。他们多次想买通杨震都遭到拒绝。而杨震更是激于义愤，不顾个人安危，上疏皇帝，称：“王圣凭借圣恩，贪得无厌，置国家法度于不顾，外交重臣，扰乱朝纲，使圣上声誉受损，实在天理难容，皇上英明，臣恳请速将王圣迁出宫外，与伯荣断绝关联，不让她们相互往来。”但安帝不仅没有采纳杨震的建议，制止王圣母女的胡作非为，反而把杨震的上疏拿给王圣等人看，使得王圣对杨震更加嫉恨，欲除之而后快。当时的一帮大臣如中常侍樊丰及侍中周广、谢恽等见她们母子如此得宠，纷纷巴结王圣，贪污行贿。杨震不顾好友的劝告，再次上疏说：“王圣母子骄奢淫逸，修建津城门内住房，抢占大量土地，房子精雕细刻，极尽修饰，花费过亿，樊丰、周广、谢恽等人依仗内宠奸佞之人，结党营私，收受贿赂，导致官纪不正，朝政混乱。请皇上严加惩治。”安帝由于过分宠信王圣等人，仍然没有采纳杨震的意见。
延光三年春，安帝东巡泰山，樊丰等人趁机伪造诏书，调发大量的钱粮、木材，竞相兴建家宅、园池，大肆铺张，耗费无度。杨震的属吏高舒通过审问一些木匠，得知内情，并将樊丰等人伪造的诏书拿到，呈给杨震看。杨震马上拟定奏章，准备等安帝回京后再次上疏。樊丰等人得到这一消息后十分恐惧，害怕伪造诏书，挪用公款修建私宅的事迹败露，竭力想掩饰。正在这时，太史报告星象出现逆行现象，十分奇怪。于是，樊丰等人恶人先告状，借此诋毁杨震，说正是杨震对皇帝早有怨恨之心，所以导致星象异常。安帝听信谗言，下旨将杨震免官，遣返原籍。
杨震离开京师洛阳，行至城西几阳亭时，心中凄苦，悲愤难抑，对他的儿子和随从说：“死是重臣志士之本分。我深沐皇恩，身居高位，痛恨奸臣言行无耻而不能诛杀，眼见贪污行贿之风祸乱朝廷而不能制止，还有什么面目再见日月！我死后，你们用杂木作棺材，用单被包裹我的身体即可。不要归葬祖坟，不要祀祭！”说罢，饮下鸩酒自尽。人们听闻，无不为之落泪，纷纷举白衣哀悼。
延光四年三月顺帝即位后，杨震冤案才得以昭雪。为嘉奖杨震的忠贞与清廉，朝廷以礼将他改葬于华阴潼亭，并立石碑记载他一生的功德。可以说，杨震的一生就是清廉自持，与贪污行贿、结党营私之歪风相抗衡的一生。他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更是千百年来慎独、清直精神的典范。
修身点拨
意志力的培养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既需要纪律、制度、规范、条例等外在因素的制约，又需要自己的自觉行动。严格地说，一个人只有自觉地行动才是意志的表现。杨震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照样严格要求自己，不受重金，保持清正廉洁的作风。所谓“慎独”就是在一个人“独处”的情况下，也能像杨震那样严格自律，人前人后一个样，加强自身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