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兆荣1997年发表《民族认同的语境变迁与多极化发展——从一个瑶族个案说起》，经过一系列的访谈调查，指出青裤瑶在对其族源、祖源的认同上具有明显的“情境对象化”的变异性，即在不同的情境中对待不同对象的认同不一致。当一个民族在遇到其整体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民族性认同成为第一指标，它能造化出一种特殊的“能量”。但“特殊情境”并非经常出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青裤瑶更倾向于作“氏族性认同”。在现代化进程中，人们会随着各项因素和指标的变化而产生认同上的变化。关注认同语境的变化并争取其朝有利于社会的方向发展，这不仅是学者们所要研究的更是政府决策者们所要努力的。（彭兆荣，1997）
吴燕和1998年发表《族群意识·认同·文化》，本文以大量翔实资料为依据，就人文学界有关族群意识特性实质的新近学术观点进行了讨论，指出族群特性应涵盖文化现象、心理认同和社会组织等层面。（吴燕和，1998）
陈志明1999年发表《华裔族群：语言、国籍与认同》指出，华裔族群认同的持续并不在于任何汉语使用的持续，因此需区分文化认同和族群认同。然而文化——特别是其中的语言部分——可表现认同的类型；而文化涵化的不同层次导致了对华人认同的不同理解。因此研究华裔族群的认同应该从“语言、语言的涵化与认同的关系；中文能力与认同的关系；国籍与认同的关系”综合考虑。（陈志明，1999）
李远龙1999年版《认同与互动：防城港的族群关系》，主要从族群的自我认同，从语言文字、节庆、礼仪、生产习俗、服饰饮食、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相互认同，从污名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政治政策认同、地域认同等特殊认同方式，论述了广西防城港市各族群的认同特征及互动关系，认为认同是在互动中形成，且其认同是多方面并呈动态特征的。（李远龙，1999）
马戎2000年发表《论民族意识的产生》，对民族意识及其各种具体表现，如“民族”是人类社会群组划分中的一种、族群之间的差别、民族群体与实际利益、“民族”的象征性意义作了具体论述，从而说明民族意识的产生与演变。（马戎，2000）
钟年2000年发表《社会记忆与族群认同——从〈评皇券牒〉看瑶族的族群意识》指出，流传于许多瑶族地区的《评皇券蝶》作为一种社会记忆，其内容的历史真实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起到了凝聚瑶族族群认同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券蝶中反映的族群认同表现出某种复杂性，瑶人在与盘抓进行认同之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与汉族进行着认同。这就提示我们，或许既可以在政策的、制度的层面上通过共同利益将汉族与各少数民族联系在一起，也可以在象征层面上通过加强大家有共同来源的历史记忆，以达成超越各具体民族之上的中华民族的认同。（钟年，2000）
纳日碧力戈2001年发表《认同的重建——兴蒙乡“族性”与社会变迁的田野调查》，通过对云南通海县兴蒙乡多族互动、维持和创新族性的个案的调查研究，反思本质主义的族群观。指出不能就“族群”论“族群”，不能一味寻找“族群”发展变化的“内部规律”，而忘记把它和更广阔的社会和历史背景联系起来。历史和实践是“族群”的两大基础；历史中包含语言记忆（包括文本）和身体记忆，实践主要表现为互动和过程。无论历史还是实践，都体现出共生的对立统一。兴蒙乡的蒙古族继承了前辈们“如何做”的历史，用彝语支的语言和舞蹈，借汉族的亲属称谓和居住方式，以多族相聚的“跳乐”，靠对太上老君、孔子、如来佛、鲁班、成吉思汗的崇拜，在远离故土的南方建构蒙古族的新形象。（纳日碧力戈，2001）
黄泽2001年发表《云南未识别群体研究的族群理论意义》指出，云南作为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宝库，其自身丰富多样的民族群体为族群理论的导入与验证提供了理想的实证对象。而云南族群状况所揭示的一些规律和特点，也将丰富和完善族群理论，推动中国人类学理论建构的本土化过程。导入族群理论分析云南未识别群体的现状，认清族群关系与族群认同是解释其族群文化的两个主要概念，对于推动族群理论与我国族群问题实践的互动有一定价值。（黄泽，2001）
张慧真2002年发表《教育与民族认同：贵州石门坎花苗族群认同的建构》，讨论20世纪30年代杨森主政贵州期间，对石门坎苗区推行的教育同化政策的内容和过程，并借此反映国民政府如何以民族主义来收编西南边远的花苗族群作为新兴民族国家的成员。那时，西南边远的花苗族群第一次从过去被污名化的“苗蛮”异族，被改称为“边胞”——一个被民族国家认可的国民身份。（张慧真，2002）
陈志明2002年发表《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以马来西亚为例》上、下两篇，运用马来西亚的事例探讨了族群性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并强调了涉及不同族群的政治程序的重要意义。族群的形成涉及一系列的过程，这些过程使人们意识到一个共同想象的社群。创制族群和国家认同的过程实际上构成了同一历史过程的重要部分。在一国家范畴内，不同的族群对国家认同有不同的憧憬。因此有必要将国家认同与族群性作相关联思考。（陈志明，2002）
马戎2003年发表《论“族群”意识》，从“族群”作为人们在群体划分中的概念性工具的视角讨论“族群”意识的特点与产生机制。指出“族群”是人类社会群体层次划分的种类之一，族群意识是后天形成的。族群意识在一个人的头脑里产生之后，并不是每时每刻都活跃在他的思考活动中。而只有当他与外族相遇时，当他需要把自己所属群体与其他群体相区别时，或者通过各种媒介而感觉到社会上（虽然没有亲身体验）的族群差别和族群矛盾时，族群意识和相关的感情才会浮现于他的思维活动之中，也才会影响他的心理感情、价值判断和行为决策。一个群体的“族群意识”一旦产生，即会在本群体与他族的交往过程中不断明确和强化本族群的边界，并且努力推动以本族群为单位的集体政治、经济、文化甚至军事行为。同时，一个族群的“族群意识”的强弱也会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变化。（马戎，2003）
台湾学者王明珂先生2003年版《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一书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该书是在《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的基础上，更深层次研究现代羌族民族史的构建及其历史、文化的变迁来诠释“华夏边缘”的历史民族志。《羌在汉藏之间》以在人类资源分享与竞争关系及其社会、文化与历史记忆上的表征，来说明人类一般性的族群认同与区分。进而，基于对“族群”（或民族、社会）、“文化”与“历史”的新的理解，作者对于当代汉、羌、藏之间的族群关系，或更大范围的中国民族的起源与形成问题，提出一种新的历史人类学诠释。作者除努力为“羌族”的民族史或民族志做剖析外，另一重要的目标则是借“羌族”的形成过程的分析进而为“中国民族”或“中华民族”等概念做“族群理论”的探讨与解构。
万建中2004年发表《传说记忆与族群认同——以盘瓠传说为考察对象》一文指出，盘瓠传说在中国畲、瑶、苗等族群中广为流传，成为族群的集体记忆，它解释了这些族群的族源，为盘瓠即祖先信仰提供了支撑，衍生出“缠头和绑腿”、“留民发”和不食狗肉等族群标识，这些标识伴随着传说的不断演述而得到认定和传承，盘瓠传说实际上是这些族群神圣的口述史，坚固着这些族群的自我认同，也成为区别其他族群的显要文化表征。“民族共同体”的构成必须同时具有并表现出四种特征：1）相信他们惟一归属；2）相信他们有共同的血统；3）相信他们的文化独特性；4）外人根据上述条件（不论真假）看待该聚集体及其成员。因此，除非这四个条件同时具备，并且对成员或非成员都有效，否则就不能把这个集体或聚集体称为“民族”（ethnic）。“民族性”的概念也不适用于该集体或聚集体及其成员，而盘瓠传说及其所宣扬的习俗恰恰满足了上述四个方面的要求，为“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维护起到了其他文化形态难于胜任的作用：它是瑶、畲、苗等族群对他们之所以共享裔脉（sharedescent）的理解或文化阐释，而这，恰恰是维系族群的意识系结（ideologicalknot）。（万建中，2004）
梁茂春2004年发表《论族群内部的异质性：以广西大瑶山为例》，通过运用定量方法对广西大瑶山各个族群内部的异质性进行测量，分析这些族群内部在某些客观特征方面的分化程度，指出1950年以前广西大瑶山各族群之间所存在的清晰界限目前已不复存在，不仅是外来人较难再以客观特征来区分不同的族群，而且当地人的族群认同意识也已经明显地淡化。大瑶山各族群内部在方言、姻亲关系等方面的异质性的增大已经使族群边界变得模糊不清，除了族内异质性之外，族群之间的结构性差异（即行业、职业、教育水平、社会地位等）、社区或地区的族群异质性（族群或“民族”、种族、行业、职业、社会阶层等）、汉化程度等因素都对族群边界的变迁产生较大影响。（梁茂春，2004）
菅志翔2004年发表《国家构建中的族群身份转换——以保安族为例》，探讨国家建构过程中人们的身份意识发生的变化。认为民族（minzu）是中国特有的介于传统族群与现代国民身份之间的本土概念。“民族”（nation）不是本土概念，人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并不具备民族身份（neithernationalitynorminzu）。这种身份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逐渐深入社会，为人们所认识并付诸实践。（营志翔，2004）
于鹏杰2004年发表《族群认同的现代含义：以湖南城步苗族为例》一文，从族群认同的概念及其和文化的关系出发，通过对湖南城步苗族的调查和分析，指出现代意义上的族群并不需要原生族群的那些特性，虽然在少数人的意识里或少数人的知识范围内，有原生族群的一些特有的性质概念的存在，但那也只是概念而已，在现实的生活中，并不需要这些原生特质上的区分。一些原生特质的保留和遗传使用只是生活的习惯，并不具有特殊的意义。现代族群相互杂居的融合状态使得族群间的区别日益消减，并且区分界限的标志性已不再存在。针对少数民族教育水平普遍低下的情况，应在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使得他们自己有认同能力，选择自己的族群和生活方式，这也是少数民族心理健康发展的前提。随着族群现代特征的日益增强，教育所起的作用也日益重要。（于鹏杰，2004）
张永红和刘德一2005年发表《试论族群认同和国族认同》一文，认为族群主要属于文化范畴，而国族则属于社会政治范畴。在族群认同和国族认同之间既存在着一致的一面，又存在着冲突的一面。对于一致的一面，我们要善加利用，以利于国族的统一和稳定；对于冲突的一面，则要通过构建包容性的价值取向、平等的酬赏制度和各族群间的交流与沟通予以克服。在族群认同的基础上形成国族认同使二者统一起来。（张永红、刘德一，2005）
周建新2005年发表《族群认同、文化自觉与客家研究》，借鉴费学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理念对客家研究进行了理性反思，在分析全球化与客家文化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的基础上，指出客家研究要做到文化自觉，规避目前存在的或潜伏的各种失范和隐患，还要善于吸引其他文化的先进思想和观念，使之作为对自身的多样性的文化探索和创造的资源。（周建新，2005）
明跃玲2005年发表《神话传说与族群认同——以五溪地区苗族盘瓠信仰为例》，指出盘瓠神话传说流传于五溪地区的苗、瑶、畲各民族中。由于受楚汉文化影响，五溪苗族的盘瓠信仰呈现出多元化形态。它以浪漫的文学色彩、神秘的宗教仪式以及独特的服饰语言延续着这一传说，在族群边界中突出自己的文化表征，固守着族群的自我认同。（明跃玲，2005）
罗树杰2005年发表《中国的民族政策与族群认同的几个问题——与于鹏杰同志商榷》指出，于鹏杰《族群认同的现代含义：以湖南城步苗族为例》一文认为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使得许多民族自愿或不自愿的采用了汉族的生活方式，并导致了新时代文化认同与族群认同的困惑的观点，有误解乃至歪曲中国政府民族政策的嫌疑。新时代族群认同的困惑不是由于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造成的，而是在于“族群”概念的不确定性和民族、族群认同表现的多样性。（罗树杰，2005）
周大鸣2005年发表《动荡中的客家族群与族群意识——粤东地区潮客村落的比较研究》，透过粤东丰顺县这个历史上所谓“半山客”文化混杂区和移民重组的社会，对生活在这一区域内的客家和潮汕两个主要族群进行透彻的研究，深刻认识粤东地区历史文化和族群关系，了解族群之间的文化互动，族群之间的边界性与族群内部的文化特征关系。研究表明，族群认同的根基论（或称原生论）与情境论（或称工具论）两种理论在实践上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族群认同虽说是基于语言、血缘、习俗等文化特质的认同，但这种认同是以族群的互动为前提的。同时，经过认同与互动过程的族群关系呈现的是多元模式的局面。（周大鸣，2005）
郝时远2005年发表《民族认同危机还是民族主义宣示？——亨廷顿〈我们是谁〉一书中的族际政治理论困境》认为，亨廷顿的新作《我们是谁》是其“文明冲突论”之理论框架的缩小版，即美国本土的“文化冲突论”。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和“文化的冲突”、“核心国家”和“核心文化”、“爱国者”和“学者”之间处于自我博弈的状态中。这种“双重身份”的困境，最终使亨廷顿的“学者”身份落入了“爱国者”设下的种族政治和民族主义的牢笼。非理性的“爱国者”对科学、理性的“学者”的“出卖”，使这部著作变成既非严谨的学术文本，又非实用的政治指南，充其量是一本重述种族主义同化史、鼓吹民族主义霸权的宣言。（郝时远，2005）
在引入西方的族群理论之后，中国族群研究文献在族群认同和族群意识方面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其中不乏一些有较高理论水平的著作（如马戎、郝时远的论文），但更多的是关于族群认同的变迁和族群意识的产生和流变的个案研究。总体上看，这些研究的水平还不太高，能够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足以与西方族群理论和中国民族学理论对话的学术著作还比较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