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屯堡家谱颇有研究的当地某老师在介绍当地村民编撰家谱的情况时说：大家“都提升自己家，都说我们的家是指挥官，有夸大现象”范老师的访谈记录。，“这些家谱是在屯堡炒热以后才搞的，所以那一部分家谱是不可信的，一直到现在好多都在印……这一次（编写的）家谱是不可信的”。他们为什么造假呢？该老师说“就是为了宣传是屯堡系列的，他（指村民）以此为荣。历史来源嘛，他的意思是：我这里有历史底蕴呢，我们这些人就是那个朝代来的呀，他是加固这个东西呢。他要这个证明嘛。证明我这里是屯堡，他是为了强化这个东西”范老师的访谈记录。。
然而，无论认真的历史学家们如何希望去寻找“真实的”过去，“我们不得不承认：真正的过去已经永远失落了，我们所记得的过去是为了现实所重建的过去。”（王明珂，2006，p31）因为，族群必须依赖于不断地强调某些集体记忆和遗忘另一些记忆，甚至“假借或创造新的集体记忆”而得以凝聚和发展。
总之，在屯堡区域无论是“庄稼人”还是“客家人”都在从不同方向建构共同的历史记忆，这种建构过程十分复杂，但结果却很简单明白：“通过这种历史建构，屯堡人获得了共同的移民历史的身份认同，并彰显了‘军旅文化’特征。”而这个特征正好是屯堡文化旅游的核心资源。
三、“客家人”“庄稼人”边界的
模糊与“屯堡人”认同的强化
屯堡人族群认同是与该群体内部原来的亚群体的边界逐步弱化相联系的。族群由族群边界来维持。很多学者都强调族群边界指的是“一个族群成员与其他族群成员之间在一个族群身份上的分界，而不是指地理边界。”（马戎，2004，p87）族群边界的形成和改变经常随情景变化来确定，因为客观资源环境的改变常常会导致族群边界的变迁。（王明珂，2006，p4）霍洛维茨发现：如果两个群体之间的差异不大，而双方联合在一起可能有利于争取资源或其他利益时，它们就有可能考虑共同组成一个更大的族群并创建相应的新的族群认同意识。（马戎，2004，p87）我们发现这一理论在屯堡人研究非常适用。
在20世纪的80、90年代里，屯堡地区村民们一直就存在着关于“正宗屯堡”和“非正宗屯堡”的争论。之所以在当地存在“正宗”和“非正宗”屯堡的争论也是因为客观上该地区的村民们在文化渊源和文化标识上存在边界：那些清代涌入该地区的汉族移民们与明代屯军后裔们的习俗还是有很大差别的，例如前者不跳地戏、不着宽袍大袖的凤阳汉装而着短襟布衣，不系丝头腰带但缠足等等。这些文化差异构成了他们之间的文化边界，因此过去长期相互并不认同。而且这种不认同还包含有那些清代汉族移民对明朝汉族移民的歧视，例如称呼后者为“大脚板”等。屯堡文化旅游开发后，双方地位和形势发生了逆转，那些清代去的汉族移民后裔们尽力地向“屯堡人”靠拢，例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论述的重修家谱中表现的倾向，从而引发了该地区关于“正宗”“非正宗”屯堡的争论。本质上，可以讲这场争论是一场“屯堡边界保卫战”。
当时，那些“正宗的”屯堡村寨的村民们很注意划分自己和其他族群的边界，例如九溪和雷屯的村民们拒不承认本寨人是屯堡人，一直把他们称作“客家人”。九溪的书记曾强调云山屯不是“屯堡人”：云山屯“是明末清初来做生意找到钱的，建立了云山屯，都是有钱人。我们屯堡人，祖上是明朝年间当兵的，打云南来到这个地方的”。我们项目团队有一天在去雷屯的巴士上听到车上的农民们也是议论得热火朝天，说“从本寨到……都是假屯堡”。
随着屯堡文化旅游的深入发展，我们发现在实践中过去争论的双方在“屯堡人”这面旗帜下不再像过去那样特别强调“客家人”和“庄家人”的界限，逐步地在模糊着相互的边界。例如今天被作为屯堡文化旅游目的村之一的云山屯本来也是清以后当地安顺和平坝的有钱人为了躲避战乱而修建的，现在外界和该村的村民们却都把它当作是当年屯军的遗迹来规划和宣传。安顺一位地方专家说：“本寨或者云鹫山，实际上那不是屯堡。云鹫山的产生是咸同年间才有的，是姓金家的人搬上去的。等于是躲反嘛，才建立这个东西。所以说它完全是近代的东西。所以他们讲什么碉堡啊，什么什么的完全自己露了马脚了。那是热武器时代的东西，根本不是冷武器时代的东西。”
屯堡内部亚族群之间边界的淡化与当地人重新界定“屯堡文化”相联系。在当地人那里，屯堡传统文化中的“原生”含义逐步淡化，文化符号逐步“中性化”。（蒋立松，2007）例如屯堡旅游规划把本寨和云山屯这两个过去不被九溪等地“正宗”的“屯堡人”认可的村寨包括进了屯堡文化典型村；当地举行的很多屯堡文化活动例如屯堡山歌比赛、跳花灯、屯堡服饰展等都是八寨的村民共同参与；在屯堡博物馆里，不仅在展示当年屯军分布的沙盘里包括了本寨和云山屯等，馆里面很多的照片和实物也都是来自这些村寨。在发展屯堡文化旅游时云峰八寨都在政府的帮助下做了不同程度的屯堡村寨重建，按照民族村寨重建必须“修旧如旧”的原则，所有这些村寨，不管“正宗”的还是“不正宗”的，修复时所遵循的模式都是一致的；本寨的寨貌照和云山屯的寨门照，以及一群身着屯堡服饰的老年妇女站在本寨古寨门前的集体照也已经成了屯堡文化标志性的东西。可见，“屯堡人”、“屯堡文化”目前所蕴含的意义就是操演现代意义的屯堡文化的与周边族群文化相异的特殊族群。（蒋立松，2007）
现在“我们屯堡人”“我们的屯堡文化”不仅常常出现在当地的精英们口头中，也出现在很多村民们和外界交流的对话里。毕竟统一到“屯堡”这面大的文化旗帜下对所有亚群体共同争取资源和其他利益是有利的：自屯堡文化旅游开发以来，政府花费巨资为云峰八寨搞基本建设：修公路、铺设石板街道、修建客栈和厕所等，政府还花费巨资为当地做旅游规划，作旅游宣传开发市场等。而所有这些投入都是冲着“屯堡文化”来的。如果各个亚群体仍然站在各自“庄家人”“客家人”的立场上可能就争取不到这么多的资源，也很难开发如此大的产业。
“族群边界的形成与维持，是人们在特定的资源竞争关系中，为了维护共同资源而产生”的。（王明珂，2006，p44）在屯堡地区，自从“屯堡文化”成了当地发展的可贵资源后，对那些亚群体来讲，最明智的选择当然就是模糊内部亚群体的边界，强化共同“屯堡人”的认同。
四、结语：屯堡人族群认同的现代意义
屯堡人的族群认同在短短的八年时间里，以屯堡文化旅游为机缘，整合了黔中地区明清时代的汉族移民后裔，使得这些不同迁入时代、不同迁入目的、不同迁出地的后裔们今天都能共同认同在“屯堡人”这个族称下。
在屯堡人的族群认同过程中，不仅通过历史记忆的重建，来强化认同，还通过“客家人”“庄稼人”边界的模糊，来强化认同。使屯堡人这一族称不仅是他们区别于他族的外部符号，更重要的是它同时包含了这些成员们的“屯堡人”情感归属，包含了该族群成员们对自己共同生活习俗的构建和认同。而这所有一切无疑都将对屯堡文化的发展，对屯堡文化旅游的发展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还正是屯堡人族群认同的现代意义。
参考文献
［1］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周耀明：《族群岛：屯堡人的文化策略》，《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3］蒋立松：《略论贵州屯堡人的族群认同基础及其表达途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8期。
［4］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简介］吴晓萍，贵州民族学院。
东乡族族源中藏族成分的历史考察
陈其斌
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是中国东乡族的发源地和主要聚居区。东乡地区历史上活动的人群先后有史前时期的原始人、春秋战国至南北朝时期的古羌人、西秦至唐的吐谷浑人、唐至元的吐蕃人，以及元明以来的蒙古人、回回人、汉人、藏人等。本文论述的主旨，是要通过对东乡地区历史上生活过的甘肃藏族先民——古羌人、吐谷浑、吐蕃等的活动的梳理，对东乡族族源构成中藏族成分的因素与地位做一历史考察。
一、东乡地理环境与族源通说
东乡地处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镶嵌地带，其地域文化带有很深的汉藏文化的烙印。东乡族的形成，其封闭隔绝的地理环境起了很大的作用。东乡县四面环水：东北至东南一边有洮河，北至西北一边有黄河刘家峡水库，西至西南一边有大夏河——这三条河流（水库）构成东乡县与临洮县、永靖县和临夏县的分界线；南有广通河连接广河县，全县惟一的一条境内季节河巴谢河（又名那勒寺河）横贯县区南部数乡。除四周6％的河谷平川地带外，东乡县域内94％的地方地势高拔、群山绵延、沟壑纵横。全县海拔最低处1735米，最高处2664米，89％的地方为海拔1900～2400米之间的山区。由六大山梁和六大山沟统率的大小175条山梁、3083条山沟构成的东乡地貌，为东乡县赢得了“地球的肋骨”的惊叹。虽然四面环水，但由于地势高，水面低，沟壑纵横，地形复杂，东乡县不但水地很少，而且农民吃水都很困难。东乡县常年干旱少雨，全县植被稀疏，农民靠天吃饭，也靠天喝水，生活十分艰苦。东乡的这种封闭环境为历史上各朝代躲避兵荒马乱和政治迫害（如元时蒙古亲王阿难答争夺政权失败，其15万蒙古部下大都藏匿于此）的人群提供了理想的去处，也为西域东来传播伊斯兰教的传教士在华夏文化的汪洋大海中传播宗教提供了一个“文化孤岛”——至今东乡还有“先有东乡大礼拜寺，后有临夏八坊”的说法。这一封闭的自然环境使这一地区生活的人群交流、融合，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并在此环境中长时期保存和传承。总而言之，在东乡族这一人们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这种封闭隔绝的地理环境起了重要作用。
关于东乡族的族源，可谓众说纷纭，归纳起来主要有这样几种：（1）蒙古人为主说；（2）混合说；（3）吐谷浑人为主说；（4）沙陀突厥人为主说；（5）回回色目人为主说；（6）萨尔塔人为主说。其中，混合说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可。这种观点认为，东乡族是以居住在东乡地区的回族、蒙古族、汉族、藏族等多种民族成分融合而成的一个民族。
二、古羌人在东乡的活动
东乡地区林家、黄家坪、甘家坪等古文化遗址的挖掘及对出土陶器、铜器的考证，已经证实，距今四五千年前，东乡地区就有古代人类活动。在战国时期，东乡开始出现我国古代羌人活动的痕迹。杨建新执笔：《东乡族简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页。从史前时期的原始人群到战国的古羌人，东乡地区的人群开始第一次被“民族识别”。《后汉书·西羌传》记载：“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杨建新认为：“这段记述主要有三个意思。一是说羌族出于三苗；二是说尧舜时被迁至三危；三是说两汉时期羌的活动地区在‘河关之西南’，其地‘滨于赐支，至乎河首’。”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199页。《水经注》主张三危山在敦煌县东南，《括地志》也持此论，认为三危即敦煌县东南的三危山。还有人主张河关在今甘肃临夏与青海交界处。杨建新认为三危泛指北方。据此，“徙之三危”就是原居长江中游以南地区的上古民族部落中的一部分溯汉水，向北迁徙到了伏牛山、大巴山一带，也有一部分进入大别山一带，正式形成羌族。到战国时期，由于秦国势力的扩张，被迫离开汉水流域，溯白龙江西迁至青海地区。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200页。应该说，甘青交界处包括东乡地区在内的河湟地区也有羌人进入。对此，《后汉书·西羌传》有明确记载：“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爰剑教之田畜，遂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
“秦汉时期，羌族社会仍以氏族部落组织为其社会基本结构。”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202页。《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姓为种号，十二世后，相与婚姻。”无弋爰剑后，“其子孙支分百五十种。”羌族内部种号名称繁多，以动物命名的有参狼、牦牛、黄牛、白马等；以父名母姓命名的有研、烧当、滇零、比铜钳等；以地理特征命名的有黑水、白水、赤水等。羌部落此时期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时期，其部落首领是原始军事民主时期的军事首领，地位世袭，但由于经济落后，其组织极其分散。部落社会里，“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杀人偿命，无它禁令”，“父殁则妻其后母，兄亡则纳嫠嫂”等。汉武帝时为了加强对羌族的控制，设立了护羌校尉一职。东汉建立后，仍然设护羌校尉统治西羌，治所主要设在狄道（今临洮）。护羌校尉的职责是“持节领护，理其怨结，岁时循行，问所疾苦”。但护羌校尉多以贪婪凶残著称，往往逼得羌民起义反抗，且羌民分散，不易管理，因此，汉朝对西羌各部采取羁縻政策，酋豪封王，诸侯封君，使羌族氏族部落社会组织得以保持。
总的来说，东乡地区这一时期居住的人群是古羌人。
东汉末陇西太守宋建割据，自封河首平汉王，东乡属于割据地方。后宋建被曹操大将夏侯渊生擒，东乡地方为曹魏政权统治。从三国到两晋，东乡仍分属金城郡和陇西郡。西晋末年设晋兴郡，东乡地区划归晋兴郡枹罕县境。十六国时期，东乡地区先后被前赵、前凉、后赵、前秦、后秦、西秦等国占据。前凉张骏时（公元335年）正式设立河州，州刺史驻枹罕，金城郡即今兰州地区以及汉中地区都归河州管辖，东乡仍在枹罕境内。
三、吐谷浑人在东乡的活动
西秦末期，吐谷浑部落进入东乡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