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Gellner）著《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sandNationalism）（1983）
厄内斯特·盖尔纳是英国伦敦大学政治学教授，主要著作还有《思想与变革》（ThoughtandChange，1964）、《文化、认同与政治》（Culture，IdentityandPolitics，1987）、《遭遇民族主义》（EncounterswithNationalism，1994）、《民族主义》（Nationalism，1997）等。
《民族与民族主义》英文版1983年版，2002年韩红译成中文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10章，探讨了民族和民族主义的产生、类型与未来。他把民族主义定义为：
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简言之，民族主义是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它在要求族裔的（ethnic）疆界不得跨越政治的疆界。（盖尔纳，2002：1—2）
民族主义认为，民族和国家注定是连在一起的；哪一个没有对方都是不完整的，都是一场悲剧。（盖尔纳，2002：9）
他认为，民族主义并不是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的精神里，而是产生于工业社会与众不同的结构性要求。
人类大多数是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的。然而，农业社会的社会组织完全不利于民族主义原则，不利于政治和文化单位的结合，也不利于每个政治单位保持文化的同质性和学校传播的本质。相反，正如在中世纪的欧洲，它产生的政治单位要么小于要么大于文化疆界的需要；只有有时在偶然的情况下，他才会产生一个与某种语言和文化大体相对应的王朝国家，就像后来在欧洲大西洋沿岸出现的那样。因此，按照我们的模式，向工业主义过渡的时期也必然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时期，这是一个狂暴的调整时代，政治疆界或文化疆界，或者两者都在被改变，以便满足第一次使人感到它的存在的民族主义的要求。（盖尔纳，2002：53）
盖尔纳发现：
每一种有效的民族主义，相对会有n种潜在的民族主义，这些群体是根据从农业社会继承过来的共同的文化或者（按照“先前的”原则）某种其他联系来定义的，他们有可能建立起一个同质的工业社群，但是，他们没有做这方面的努力，没有把民族主义的潜能发挥出来，他们根本没有尝试过。（盖尔纳，2002：60）
大多数文化或者潜在的民族群体，在进入民族主义时代的时候，甚至没有作出任何努力以从中受益。许多群体，从“先前的”观点看，是可以争取成为国家的，……然而，它们中的大多数只是听从命运的安排，任凭自己的文化慢慢消失，融进某个新民族国家的更广泛的文化中去。多数文化，都是在毫无反抗的情况下，被工业文明引入历史的垃圾堆。（盖尔纳，2002：62）
所以，在盖尔纳看来，“民族主义不是这些神秘的、被认为是自然的、既定的单位的觉醒和确认。相反，它是新单位形式的具体体现，它适合现有的条件，它利用了从前民族主义时代继承过来的文化、历史和其他方面的遗产，把它们作为自己的原材料”（盖尔纳，2002：65）。民族主义虽然强大，但却不是现代世界惟一的或者不可抗拒的力量。因为，尽管“它利用了一些先于它存在的文化，并且一般在这个过程中改变了它们，但是，它不可能利用所有这类文化，因为这类文化太多了。一个能够维持更高层次的文化的现代国家，不能小于一定的最低规模（除非它实际上是寄生于邻国的）；而这个地球上只能容纳数量有限的这种国家”（盖尔纳，2002：63）。
盖纳尔指出，是民族主义造就了民族：
“民族主义时代”并不仅仅是这个或者那个民族的觉醒和政治自我表现的总和，而是当总的社会条件有利于那种统一的、相似的、集中维持的高层次文化时，当这种条件遍及到全社会的人口而不仅仅遍及到为数很少的精英分子时，就会出现一种局面，即定义明确的、由教育作后盾的、统一的文化单位构成了人们自愿地并且往往热情认同的近乎唯一的一种组织单位。这时，文化单位似乎成了政治合法性的自然源泉。在这些条件下，人们决定与那些共享他们的文化的人（并且只和这些人）在政治上结合起来。然后，政治组织决定把自己的疆界扩展到自身文化单位的边界，用权力的疆界来保护和推行自身的文化。意愿、文化和政治组织的熔合成为规范，一种不易或者很少受到挑战的规范。（盖尔纳，2002：73）
对于民族主义的未来，盖尔纳作如下分析：
发达工业社会共同的经济基础及其必然含义，将继续保证人们依赖于文化，文化需要在相当广泛的领域里实现标准化，需要由集中的机构来维持和服务。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单位和政治疆界的定义，不可能不考虑文化的分布情况。总的说来，把那些无关紧要的特殊情况排除在外，民族主义对政治单位和文化保持一致的要求将继续适用。在那个意义上，我们不必预期民族主义的时代将结束。但是，我们可以预期，民族主义冲突的尖锐程度将减弱。致使冲突尖锐化的，是早期工业主义带来的社会差别，是工业主义发展的不均衡。晚期工业社会不再造成这样深刻的、可以用民族性激活的社会鸿沟。可以期望晚期工业社会成为一个民族主义仅以一种淡化的、毒害程度较轻的形式存在于其中的社会。（盖尔纳，2002：158—160）
3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著《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ImaginedCommunities：ReflectionsontheOriginandSpreadofNationalism）（1983）
安德森是美国康乃尔大学国际研究院阿伦·L·宾尼约伯（AaronL.Binenjorb）讲座教授，著名东南亚研究学者。除本书外，还著有《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全球》、《革命时期的爪哇》、《美国殖民时期的暹罗政治与文学》和《语言与权力：探索印尼的政治文化》等。
《想象的共同体》一书写作的渊源与安德森长期研究东南亚民族主义有关，他50年代起就研究东南亚的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从60年代起，就到印尼等国做田野考察。长期的考察和研究，使他从微观到宏观，由东南亚而世界，对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有了深刻的理解。但直接促成他写作本书的原因，是1978—1979年间中国、越南和柬埔寨之间的三角战争。这场战争使他对民族主义的强大力量深为震惊。本书写成并初版于1983年，1991年作者修改后出了第二版。中译本有1999年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版本和2005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的2种版本。
本书的基本论点是：民族、民族属性和民族主义是“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
这些人造物之所以在18世纪末被创造出来，其实是从种种各自独立的历史力量复杂的“交汇”过程中自发地萃取提炼出来的一个结果，然而，一旦被创造出来，它们就会变得“模式化”，在深浅不一的自觉状态下，它们可以被移植到许多形形色色的社会领域，可以吸纳同样多形形色色的各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组合，也可以被这些力量吸收。（安德森，2005：4）
在书中，安德森对民族作了新颖独特的定义：
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安德森，2005：6）
他认为，“民族”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的想象形式——它源于人类意识在步入现代性过程中的一次深刻变化。神圣共同体、语言和血统的衰微、时间观念的改变、资本主义和印刷术之间的交互作用、国家方言的发展等，为“民族”的出现提供了舞台和条件。
安德森一反以往认为民族主义起源于欧洲的观点，主张美洲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殖民地独立运动才是最初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以一种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类似的“不平均与合作的发展”方式，从美洲到欧洲再到亚洲和非洲，一波接一波先后涌现。在美洲民族主义发生的过程当中，朝圣的欧裔海外移民官员和地方上的欧裔海外移民印刷业者，扮演了决定性的历史性角色。当美洲民族解放运动结束时，欧洲的民族主义时代随即拉开序幕。与美洲民族主义不同，“民族的印刷语言”在欧洲民族主义中具有无比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的重要性。19世纪欧洲的群众性民族主义因为已有美洲和法国的独立民族国家模型可供“盗版”，思想上和行动上都更有自觉意识。作为对欧洲群众性民族主义的反弹，19世纪中叶以降，欧洲内部出现了“官方民族主义”。所谓“官方民族主义”，是民族与王朝制帝国的刻意融合，是对19世纪初期以来欧洲群众性民族主义的反动。而“最后一波”民族主义，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亚非殖民地民族主义，则是对“官方民族主义”的另一面——帝国主义的反应，是对千百年间先后出现的三波民族主义经验的模仿与“盗版”。“民族”之所以能在人们心中激发强烈的依恋之情，使其成员前赴后继为之献身，是因为“民族”的想象能唤起人们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
《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以历史社会学和比较方法，把民族主义与人类深层的意识和世界观的变化结合起来，将人们对民族主义的认识从“社会基础”或“政治动员”扩展到对其“文化根源”的探索上，同时兼顾了文化与政治、意识和结构，曾被称为“连接现代与后现代研究途径的桥梁”。但也受到一些批评。如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杜赞奇（PrasenjitDuara）以中国史为证提出了一个经验批评。他认为，中国人早在西方民族主义传来之前，就已有了类似于“民族”的想象；对中国来说，崭新的事物不是“民族”这个概念，而是西方民族国家体系。后殖民研究理论家夏特吉（Chatterjee）则指出，尽管安德森认识到“民族”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但他完全忽略了民族主义建构“民族”意识形态的具体政治过程。（吴睿人，1999：15）
4.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J.Hobsbawm）著《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sandNationalismSince1780）（1990）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是英国伦敦大学经济与社会史荣誉教授，著名新左派历史学家，还著有《革命的年代》和《资本的年代》等。
《民族与民族主义》最初于1990年出版，此后于1992年作过修改并再版。200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李金梅翻译的中文版。
该书共6章，从“民族”的概念着手，将之还原至特定地域、社会背景和历史时空进行讨论，以追溯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历史，分析其本质，预测其趋向。
作者认为，民族主义是主张政治单位与民族单位一致的理念。“民族”不是天生一成不变的社会实体。他在书中写道：
民族不但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而且是一项相当晚的人类发明。“民族”的建立跟当代基于特定领土而创生的主权国家（modernterritorialstate）是息息相关的……“将‘民族’视为是天生的、是上帝对人类的分类，这样的说法实则是民族主义神话。民族主义时而利用文化传统作为凝聚民族的手段，时而因应成立新民族的需要而将文化传统加以革新，甚至造成传统文化的失调——这乃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简言之，民族主义早于民族的建立。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霍布斯鲍姆，2000：10）
霍氏进而认识到，民族并不只是领土国家或民族情操的产物，同时也深受科技与经济发展的影响。因此，“民族”以及相应的民族活动，都应纳入国家体制、行政官僚、科技发展、经济状况、历史情境与社会背景下进行讨论。在他看来，民族具有双元性，它必定是由居上位者所创建，但却必须从平民百姓的观点来分析才能理解。民族认同及其所代表的含义是一种与时俱进的现象，会随着历史进展而嬗变。所以，霍氏不仅讨论了民族主义和民族的形成，而且讨论了民族主义的转型，把1918—1950年视为民族主义的高峰期，分析了20世纪晚期的民族主义。他对“民族主义”和“民族”未来的论述引起诸多争论，他说：
未来的世界历史绝不可能是“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历史，不管这里的民族定义指的是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甚至语言上的。未来的历史将主要是超民族和下民族的舞台，而且不管下民族穿的是不是迷你型民族主义的戏服，旧式民族国家都不是它想扮演的角色。在未来的历史上，我们将看到民族国家和族群语言团体，如何在新兴的超民族主义重建全球的过程中，被淘汰或整合到跨国的世界体系中。民族和民族主义当然还会在历史舞台上保有一席，但多半是从属或微不足道的小角色。也许，随着民族国家的式微，民族主义也会逐渐消失。（霍布斯鲍姆，2000：223—224）
5.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D.Smith）著《民族认同》（NationalIdentity）（1991）
安东尼·史密斯是伦敦经济学院教授，著作还有《民族主义理论》（TheoriesofNationalism，1971）、《民族主义运动》（NationalistMovements，1976）、《20世纪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intheTwentiethCentury，1979）、《现代世界的族裔复兴》（TheEthnicRevivalintheModernWorld，1981）、《民族的族裔起源》（TheEthnicOriginsofNations，1986）、《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sandNationalisminaGlobalEra，1995）、《民族主义与现代主义》（NationalismandModernism，1998）等。
《民族认同》一书出版于1991年。当时在世界很多地方，特别是在苏联和东欧，民族主义复活，族裔民族主义引起西方政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在此情况下，该书的出版备受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