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拿南疆来说，与北疆相比，其以农为主的特征凸显，但是实际上，南疆塔里木绿洲定居农业区的畜牧业比重一直很大。如于阗、龟兹、焉耆、鄯善、疏勒等塔里木城邦诸国利用自身的生态环境和地理特点，既在绿洲沃土上经营农业，又在山谷隙地中放牧羊马，所以，畜牧业是城邦诸国生产的另一支柱。《北史·西域传》记焉耆“畜有驼马”，龟兹出“良马，犎牛等”，疏勒、鄯善等国也同样饲养这类家畜，且皆以羊、马为主畜。其中龟兹由于引进了大宛汗血马种成为城邦诸国中最有名的良马产地。故《旧唐书》卷198记龟兹“有城郭屋宇，耕田畜牧力业……有良马、牛，饶葡萄酒，富室至数百石”。于阗沙漠特多，以产驼驰名。在匈奴人的影响下，城邦诸国早已学会实施哺乳动物杂交，培育出驴、马杂交的骡子，可见驴也是城邦诸国惯常饲养的家畜。由此可见，就是以农业为特征的南疆，也是以农为主兼有牧业的经济结构，同样形成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结构性的结合。
新疆是如此，内蒙古和西藏的牧区也形成了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结构性的结合。
牧区是这样，农区又如何呢？事实上，中国的农区也不是纯农区，而是以农为主，兼营牧业。这是因为中国的农业区也有大量的草山、草坡和滩涂草地适合牧业的发展，其主要分布在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海南，以及陕西、山西、河北、山东等省区。在这些农区草山、草坡面积有50万亩以上的就有200多个。宋家泰主编：《中国经济地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7页。从整体上看，中国农区畜牧业的特点是与种植业紧密结合，饲养业一般作为农业的“副业”生产部门。它利用种植业的秸秆、农副产品加工的副产品或“废料”和部分粮食为饲料，同时为种植业提供肥料。畜群构成以猪和家禽饲养为主；但牛、马、骡、驴等大牲畜在广大北方农区则占有一定比重。南方农区除耕牛外，也利用草坡草山饲养牛，羊等。事实上中国的农区是城乡肉蛋奶的主要来源。牲畜的总头数占全国牲畜总头数的80％以上，猪占全国猪饲养总头数的96％，牛占75％，骡占92.4％，驴占近70％，山羊约占60％。
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农区的牧业在全国畜牧业中的地位并不亚于牧区。如华北农区的牧业主要牲畜有牛、马、骡、驴、猪、羊和家禽，并具有许多优良品种。山东、河北是我国猪、牛、羊肉供应的主要省份，1990年两省猪、牛、羊肉产量占全国12.2％，程潞主编：《中国经济地理》（修订三版），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页。又如华南农区具有发展畜牧业的良好条件，一是山地面积广，适宜发展畜牧业的草山、草坡面积大；二是牧草生长季长（8～9个月），亩产鲜草高；另外河湖水面及海洋广阔，有利于鸭、鹅的饲养，以及广大农村农副产品下脚料多，稻草、秸秆多，饲养畜牧业的经验丰富，农牧结合的基础好。1990年华南大牲畜达1459.4万头，其中役畜1031.8万头，分别占全国11.20％和13.56％。牛1432.2万头，肉猪出栏头数3790.9万头，猪年底头数5011.3万头，猪牛羊肉产量315.2万吨，其中猪肉306.5万吨，分别占全国13.92％、12.23％、13.82％、12.54％和13.43％。程潞主编：《中国经济地理》（修订三版），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第328页。广西毛南菜牛，德保矮马，海南东山羊都是著名的优良品种。在此，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结构性结合的特点同样显现无遗。由此可见，就是以农业为特征的中国农区，也是以农为主兼有牧业的经济结构，同样形成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结构性的结合。
这样，中国的牧区不是纯牧区，农区也不是纯农区，他们之中是牧中有农、农中有牧，我们要加以区别的只是农牧在经济中所占比重的大小或多少而已。所以中国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这种结构性的结合也必然产生一种亲和力。正是由于中国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这种结构性的结合，也构成了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内因。
对于亲和力，《文化力》一书中曾作过精辟的论述：“文化凝聚力就是凝结民族之魂的亲和力。”可见亲和力也就是文化凝聚力，才能够把本来看似水火不相容的事情，“积聚、黏合、融合在一起，汇聚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高占祥：《文化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23页。中国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之间的亲和力也正是这样一种文化凝聚力，它们之间互补性和结构性的结合，使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在相互作用时，从古到今都是谁也离不开谁的。这正是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内因之所在。
当然，对于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原因还可以从更多的方面去分析，但文化基因的凝聚力、边疆对中央的向心力、草原与农业的亲和力是三个基本的原因。
三、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互动轨迹
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实质上是民族或族群互动的过程。互动论是研究中华民族史的理论脊梁。在互动论的观照下，讨论中华民族形成史的分期问题，试图为人们勾勒出一幅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历史文化图像。
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是一个总的系统过程，一个相对完整的过程。这个过程从史前时代算起，历经多元的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夏商周及春秋战国时代、秦汉时代、魏晋南北朝时代、隋唐时代、宋元时代、明清时代、民国时代，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才在国歌声中诞生。若从夏王朝建立算起，中华民族从起源到最后形成整整经历了上下五千年漫长的历史过程。可见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极为深厚、极为广阔的学术宝库，非一日之功可以成就的。在此，仅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轨迹作一个速写式的勾勒。
（一）中华民族的史前记忆：神话、考古遗迹与起源
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新纪元，中华民族从哪里来？何时来？越来越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神秘而又有趣的问题，甚至是科学尖端的前沿问题。
现代分子人类学家用基因分析的方法说中国人是在4万5千年前从非洲走来，有的考古学家则认为中国人是土生土长的，并以双沟醉猿为证。那么，在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中，中华民族从哪里来？何时来呢？
在中华民族的史前记忆中，神话是最富于神秘感和浪漫色彩的记忆，什么盘古开天、女娲造人、壮族始祖布洛陀、瑶族始祖密洛陀、傈僳族天神木布帕、哈萨克族始祖迦萨甘、拉祜族创世神扎努扎别、苗族神母伽价公主，洪水兄妹故事、人文初祖黄帝，农业之神炎帝，畲族雷豹夺火、彝族尼支呷洛造万物等神话故事，为人们展现了一幅又一幅丰富多彩的中华民族创世、造人、造物的神话记忆。
在中华民族的史前记忆中，考古遗迹是最富于实证意义的铁的记忆，什么双沟醉猿、元谋人、蓝田人、山上人、北京人、钟山人、山顶洞人、下草湾人等原始族群，以一个又一个考古足迹向人们诉说了中华始祖的来龙去脉。而从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半坡文化、河姆渡文化、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以一件又一件的考古文物，向人们凸显了中华文化之源。
在中华民族的史前记忆中，历史文献就是最有魅力的文本记忆，什么三皇五帝、黄帝、炎帝、蚩尤、尧、舜、禹、三苗、猃狁、鬼方、戎、狄……，以一个又一个活的历史人物，向人们描述了中华民族的多元起源。
（二）中华民族形成的起点：夏、商、周的相继崛起
茫茫中华大地，浩浩黄河、长江、黑龙江、辽河和珠江，是谁最先揭开中华民族形成开端的序幕？人们在了解了中华民族根的记忆之后，必然会把关注的目光转向中华民族形成起点的问题上来。
中华民族多元的起源，经过民族“磨房”的长期磨合，无论是炎黄，还是东夷；也无论是百越，还是苗蛮，以及戎狄，在历史长期的互动中，终于在公元前2070年整合出了一个夏族，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从而揭开了中华民族形成开端的序幕。
从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1600年《竹书纪年》记载，从禹到桀历472年；《三统历》记载为432年；《夏商周年表》为470年，载《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夏族所建的夏王朝历时470年，活动在西起今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沿黄河东至河南、河北、山东三省结合部，南接湖北，北入河北的黄河中游河洛流域的黄土地带。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分布，与夏族活动的中心地带大致相符。在夏王朝时代，定“九州”；安“雅言”；“以铜为兵”、“农率均田”，发展灌溉耜耕农业，制“夏小正”农历。在文化上“夏道遵命，事鬼敬神而远之”，崇拜祖先，信奉“死生由命，富贵在天”，民风纯朴、厚淳，从而练就了中华民族文化内核的基因。
中华民族形成的起点开端是世界民族发展史上的一部大戏，当商灭夏，新崛起的商族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王朝——商，继而演出了中华民族形成开端的第二幕。
从公元前1600年到公元前1046年，《竹书纪年》记载，从汤到纣历496年；《三统历》记载为629年；《夏商周年表》为554年。商族所建的商王朝历时554年，活动在包括今河南、山东、河北、山西、陕西、安徽、辽宁，以及湖北、湖南、浙江、江西、四川、内蒙古的一部分。在商王朝时代，划“五方”；行“甲骨文”；用牛拉犁，栏养和放牧结合，发展灌溉农业和“六畜”；“商邑翼翼”货贝交易，贸易便利，市肆繁盛。在文化上，“殷人尊神，率民从事神，先鬼而后礼”，信奉对祖宗一元神的崇拜，并创造了辉煌的青铜文化，从而扩大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基础。
公元前1046年，武王克商，新崛起了周族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王朝——周，开始了中华民族形成开端第三幕的演出。
从公元前1046年到公元前771年同平王东迁，周族所建的周王朝为西周，历时275年。西周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夏、商、周诸族以外，还有蛮、夷、戎、狄诸族，即《礼记·明堂位》所言的“九夷、八蛮、六戎、五狄”。在西周王朝时代，“封邦建国”，大规模分封诸侯；实行“井田制”，建立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道”的土地国有制。在文化上，崇拜二元的上帝神和祖先神；把宗教观念上的敬天，延长为伦理观念上的敬德；实行宗法制和礼乐制度，如《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所云：“似六律、六周、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祇，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从而铸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核。
中华民族形成开端这部世界民族发展史上最威武雄壮的一部大戏，从禹建夏王朝到周平王东迁一共三幕，演出了1299年，千千万万的大小族群都在中华大地上闪亮登场，真可谓是悠悠漫漫，沧桑无限。
（三）中华民族的核心：华夏族的横空出世和汉族的形成
夏、商、周三族，以及其他先秦各民族、族群在中华大地的相继亮相，谱写了一幕又一幕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形成开端的大戏，把滔滔的黄河、浩浩的长江、滚滚的黑龙江、荡荡的珠江都联结在了一起。
时光如梭，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雊邑（今河南洛阳），中国历史进入了春秋时期，引发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汹涌澎湃的民族大互动、大认同、大融合的潮流，促成了中华民族的核心——华夏族的崛起。
从春秋起，中国民族关系风云突变，在西周延续了2个多世纪激烈、复杂的民族斗争已趋向缓和，民族界限分明，壁垒森严的形势，开始逐步被打破，民族大互动、大融合的浪潮首先在夏、商、周、楚、越诸侯之间兴起，进而不可避免地波及和扩展到蛮、夷、戎、狄之间。这种民族大互动、大融合的结果，就是非夏非商非周非楚非越，又非蛮非夷非戎非狄的新民族——华夏民族在中华大地上横空出世。
由夏、商、周、楚、越诸侯，以及部分蛮、夷、戎、狄诸侯共同融合而形成的华夏族，呱呱坠地之时，中国社会开始进入战国时期。战国时期是中国从分散的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到统一封建的中央集权国家的一个转型过渡时期。战国初期，在北起辽东，南抵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形成了楚在南，赵在北，燕在东北，秦在西，齐在东，韩、魏两国夹在中间的七大国，史称“战国七雄”。七国四周，还有宋、鲁、中山、越、巴、蜀等十几个不同民族的中、小国。在七雄鼎立的形势下，华夏族按地域分成了齐、燕、赵、秦5个族群。
民族的发育与统一，既与经济联系性的加强分不开，也与文化的整合分不开。战国以来，随着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农业生产力的提高，铸币的流通，交通的发达，城市的兴起，华夏族各族群在共同经济生活上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与此同时，华夏族各族群之间文化的整合，也出现了“四海之内若一家”的情景。民族大互动、大融合的浪潮在更广更深的范围里进行着。
历史常常有它自己巧妙的安排。战国七雄鼎立的形势，被合纵和势横打破，最想统一中国的楚有心栽花花不开，而无心插柳的秦却最终统一了中国。在秦始皇推行郡县制、书同文、行同伦、车同轨、堕名城、治驰道，以及统一货币的运作中完成了对华夏族的统一。中华民族的核心在第一个互动高潮之中，华夏族经过了5个半世纪的风雨，开始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汉承秦制，在“大一统”中，华夏族在两汉发展转化成了汉族。于是，经过公元前770年起到东汉灭亡的公元220年一千年历史风雨的洗礼，中华大地这个民族大熔炉中锻造了中华民族的核心——汉族。在这近千年的历史风雨中，真可谓云起龙骧，破旧立新，开辟了中华民族形成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新纪元。
（四）中华民族核心汉族在魏晋南北朝的发展与隋唐新平台
华夏族的横空出世乃至汉族的形成，中华民族的核心终于诞生在人杰地灵的中华大地。从此以后，中华民族形成互动的历史范式以宏大气魄完全转型，即从“万国”互动走向“大一统”互动。具体地说，就是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的中华民族形成的互动，是以汉族为主体的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互动，其中包括了汉族的少数民族化，少数民族的汉化，以及少数民族之间的同化、组合与融合。如果说“万国”互动从夏代算起至秦朝的统一乃至汉代的转化，历时二千多年，那么，从魏、蜀、吴三国鼎立，公元220年魏国的建立算起，至公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华民族走向“大一统”互动的历史，也有1729年的沧桑了。所以，魏晋南北朝之时，可以被认为是中华民族形成互动不同范式的分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