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更重要的是从过程论来看，“一体”是高度统一的整体。哲学人类学认为“一体”的基本特点是“成分高度分化，不是同类个体的集合，成分是不能独立于整体而存在的部分；各部门有不同的职能，彼此严格分工并相互协作；总体上形成统一的功能，作为一个统一整体而存在，整体与各部分不是同层次和同性质的事物，而是更高级的存在。人类组合最终形成的一体化形态，也应该具备上述特征，否则就不能说实现了一体化。”韩民育：《当代哲学人类学》第二卷，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2～423页。这就告诉我们中华民族与中国各民族虽是不同层次，但却是同性质的人们共同体，两者最大的区别就是中华民族与中国各民族相比，中华民族是比中国各民族“更高级的存在”。而从上述哲学人类学所述“‘一体’是高度统一的整体”的观点出发，我们在研究和把握中华民族过程时，绝对不能把中华民族的形成当作中华民族过程的终结，而应看做中华民族过程又一个过程的开始，也就是中华民族过程螺旋式上升的新开端，这样就把“一体”与“一体化”区别了开来。
其五，从进化的角度看，“进化”也是一个过程，是事物生命史的一种文化表达。德国胚胎学家贝尔曾提出过任何生物的发育都是一个定向的结构分化过程。这个观点被社会哲学家斯宾塞借用，概括为“从松散的均质结构到粘结在一起的异质结构。”这个比达尔文还要早两年，于1857年提出进化思想的斯宾塞当时有一种猜想，即“这样一种发育原理或许不仅规定了活的生物如何由它们的细胞组成，而且也规定了社会如何由其他成员组成，意识如何由许多意识元素组成，乃至整个宇宙如何由那些基本的物质成分组成。”费比恩编：《剑桥年度主题讲座：进化》，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88～89页。由此推之，中华民族即使只作为一个自在的人们共同体，其本身的起源、形成、演变和发展就是一个人们共同体的生命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从松散的均质结构”的“多元”，发展形成“粘结在一起的异质结构”的“一体”的过程。
英国人类学家蒂姆·英戈尔德2006年在剑桥大学作《社会的进化》讲演时说：“社会生活运动，如我们所见的，不是别的，就是进化过程。这里我其实已经同意了马克思的观点，历史是人们自己创造的东西。根据马克思的提示，人类学家哥德勒尔又指出，人类创造历史，是因为他们不单单生活在社会中，而且也在为创造社会发挥他们的作用。我的看法是，历史是在人们生长中，而不是在社会的创造中被产生出来的。”费比恩编：《剑桥年度主题讲座：进化》，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页。从这个社会进化的观点出发，中华民族正是在中国各民族的互动整合中产生的，或者说正是中国各民族进化过程的必然结果。当然这个过程并没有终结，从中华民族形成的意义上来说是—个具体过程的终结，但是从中华民族发展的意义上来说，这个具体过程刚刚开始，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任重而道远。
二、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原因分析
在对中华民族史的研究中，笔者常常思考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上下五千年，经历了无数的历史风雨，历经无数的历史坎坷，分分合合，合合分分，但“大一统”始终是历史的大趋势、大潮流，尽管中华民族的起源是多元的，但却趁着大趋势，顺着大潮流，坚定不移地走向一体。中华民族为什么会从多元走向一体呢？
（一）原因之一：文化基因的凝聚力是底蕴
中华民族的来源是多元的，文化表达也就是多元的，但是在中华民族多元的文化表达中，总是给人们透露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起源多元的中华民族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
从文化核心和文化特质出发，那么，什么是文化基因呢？
基因（gene）本是生物体遗传的基本单位，存在于细胞的染色体上，作线状排列，是储存特定遗传信息的功能单位。笔者从泰勒借用达尔文生物是进化的提出文化是进化的，摩尔根提出社会是进化的得到启发，从生物基因说引申为文化基因，即所谓文化基因是文化内涵组成中的一种基本元素存在于民族或族群的集体记忆之中，是民族或族群储存特定遗传信息的功能单位。这样看来，文化基因的理论观照，可以帮助我们从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上，认识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凝聚的奥秘，而葫芦神话则是典型案例。
葫芦神话怎么就会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呢？
这是因为在中华民族先民——许许多多民族或族群的集体记忆中，大洪水之后，人类毁灭，只有兄妹二人幸存，人类如何再生繁衍呢？这就发生了葫芦文化的神话记忆，从而遗传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在汉族的神话记忆中，共工引洪水、女娲止水，以及伏羲与女娲造人的神话是葫芦文化的经典版本。传说水神共工，是天上一个有名的恶神，人的脸，蛇的身子，红色的头发，性情愚蠢凶暴。后来水神共工与火神祝融打了一场恶战，代表光明的祝融胜利了，代表黑暗的共工失败了。这时共工眼见自己的队伍部率凋零，又羞又恼，也觉得没有脸再活在世界上了，就一头向西方的不周山撞去。这一撞，不得了，共工把撑天的柱子给撞断了，大地的一角也被撞坏了，半边天空也坍塌下来，天上露出了一些大窟窿，地面上也破裂成纵一道横一道的深沟，洪水从地底喷涌出来，波浪滔天，使大地成了海洋。人类简直无法生存下去了。这时，女娲出来补天。她在大江大河里挑选了许多五色的石子，架起一把火将石头熔化后填补天上的窟窿。然后又杀了一只大乌龟，斩下它的四只脚，用来代替天柱，竖立在大地的四方，平息了水灾。
洪水平息后，女娲又为人类的再生而抟土造人，《风俗通义》云：“俗说开天辟地，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做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子絙泥中，兴起以为人。”但神话记忆却有女娲与伏羲的传说。闻一多先生就认为伏羲就是葫芦，他在《伏羲考》中说：根据伏羲女娲与匏瓠的语音关系，“伏羲、女娲莫不就是葫芦的化身。或仿民间故事的术语说，一对葫芦精。于是我注意到伏羲女娲二字的意义。我试探的结果，‘伏羲’‘女娲’果然是葫芦。”闻一多：《伏羲考》，又见《闻一多全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59页。至今在甘肃天水一带还流传着伏羲是葫芦娃的故事：伏羲为民女与龙王所生，后人间发大洪水，民女将初生的伏羲装入葫芦放回人间，保留了人种。武文等：《华夏民族与葫芦文化》，载《民俗研究》1991年第1期。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葫芦神话除在汉族的神话中留下了集体记忆外，在中华民族多元的先民中，尤其在南方的少数民族或族群中也留下了神话记忆。据统计葫芦文化在壮族、布依族、水族、景颇族、侗族、怒族、哈尼族、拉祜族、僳僳族、仡佬族、德昂族、普米族、布朗族、彝族、佤族、阿昌族、独龙族、珞巴族、黎族、畲族、瑶族、满族、鄂伦春族、柯尔克孜族等民族中都留下了神话记忆。
据闻一多先生统计的49个不同民族或族群的洪水神话中，闻一多：《伏羲考》，载《闻一多全集》（一），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58页。故事情节与葫芦有关的一是作为避水工具，二是造人素材。而陈建宪先生所搜集的400多篇洪水神话中，含有葫芦母题的有167篇，而作为避水工具的有127篇，做造人素材的有29篇，既用于避水又用于造人的有11篇。足见葫芦在洪水神话中的地位。鹿忆鹿：《洪水神话》，里仁书局2002年版，第60页。有的虽不直接为葫芦，但与它同类的还有南瓜、瓢，以及木桶、瓮臼、箱、床、舟、槽、木鼓等。总之，没有造人素材的葫芦，便没有避水工具的葫芦，造人的主题是比洪水来得重要，而葫芦则正做了造人故事的核心。闻一多：《伏羲考》，载《闻一多全集》（一），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59页。至于为什么这么多民族或族群以葫芦为始祖的化身，闻一多先生分析说：“我想是因为瓜内多子，是子孙繁殖的最好象征，帮取以比拟。”而刘尧汉先生又补充说：“葫芦象征着繁育人类的子宫和母体的生殖力。”刘尧汉：《论中华葫芦文化》，载《民间文学论坛》1987年第3期。
这样，作为始祖象征的葫芦神话历经沧桑，最终沉淀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一。
在生物学上，基因的遗传一般是不可改变的，除非发生基因突变。而文化基因作为一个民族或族群储存遗传信息的功能单位，其既有不可改变的特点，还有同类凝聚的功能，即认同的力量。
总之，在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历史上先后出现过上述种种民族或族群，他们之间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坎坎坷坷，坷坷坎坎，但中华民族在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中，虽历经历史暴风雨的无数次冲击，在“洪水滔滔”之中，仍然坚定不移地从多元走向了一体，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在起作用。而在汉族，以及中南和西南少数民族之中广泛存在的葫芦神话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基因的认同问题将另题专论。所起的类聚作用，就是一种认同力量，这种认同力量积淀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之中，它对中华民族的凝聚作用是任何风暴刮不倒，任何洪水冲不垮的。可见文化基因是认同内化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认同的力量是伟大的，因此，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也是必然的。
（二）原因之二：边疆对中央的向心力是关键
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政治因素，主要体现在中央对边疆有没有向心力？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当今世界上除了个别微型小国以外，一般都有中央与地方两级或多级地方政府。因此，无论是实行中央集权制，还是实行地方分权制，都存在一个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问题。这种关系既要保证中央政府有能力平衡地区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又要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事权，以保证地方政府具有引导地区经济、文化增长的动力。这种中央与地方的政治关系，涉及一个国家结构的形式以及中央与地方权限的划分，从根本上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安危，甚至盛衰、兴亡。而对于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说，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还包含了民族关系在内。所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往往是民族关系的重要表现和反映，打一个比喻来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民族关系的晴雨表。
在中国，这个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的国家，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处于中央的统治地位，由于上述历史底蕴和文化内蕴的作用，在边疆与中央的关系中，往往表现出边疆对中央的向心力。
向心力，本来是物理学上的一个名词，专指使物体沿着圆周或其他曲线运动的力，跟速度的方向垂直，向着圆心。《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490页。笔者借用物理学的这个名词来说明在中国表现中央与地方关系一个重要方面的民族关系中，边疆的少数民族对中央政府有一种“向着圆心”的向心力。在中国，一部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既是一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发展史，又是一部处理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央政权关系的发展史。简言之，边疆对中央的向心力是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政治因素。这种政治因素往往转化成政治基础。
在中国历史上，边疆对中央的向心力的表现，有许多文化图像，但主要有内附册封、入朝纳贡、请婚和亲三种。
1.内附册封向心力的文化图像
内附册封是历史上各民族的地方政权派遣侍子或使者向中央政权表示臣属，并被册封，以明确其地方政权首领的政治身份的一种重要形式。以元明清对藏族的册封为例，可见内附册封向心力作用的普遍性。
元代，至元元年（1264）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国师，赐予他象征权力的玉印，同时命其以国师身份兼管总制院，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和藏族地区行政事务。至元七年（1270）又封八思巴为大宝法王、大元帝师。八思巴去世后，元王朝又先后册封13人为帝师，24人为当时西藏萨迦地方政权中掌管世俗事务最主要的长官——“本钦”。“本钦”在藏语中为“大官”之意。
明王朝承袭元代对乌思藏实行僧俗并用、政教合一的统治方法，不断对其宗教上层人士封授王号。早在洪武六年（1373），故元摄帝师喃加巴藏卜入朝，即被授予佛宝国师称号。次年元帝师八思巴之后公哥监藏巴藏卜及另一僧人答力麻八剌遣使来朝，请求封号，被分别授以弘教大国师和灌顶国师称号。此外，明王朝对藏族宗教上层人士的封号有法王、国师、王三级特殊的序列。
清代，顺治十年（1653）4月，清王朝以金册、金印封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即“领天下释教”的宗教领袖。同时，以金册、金印封固始汗为“遵行文义敏慧顾突汗，作朕屏辅，辑乃封圻”的西藏汗王，即辅助清王朝皇帝治理好他所管辖的藏族地区。《清世祖实录》卷七四。康熙六十年（1721），清王朝先后授康济鼐、阿尔布巴、隆布鼐、颇罗鼐和扎尔鼐与人为噶仑，主管西藏地方的政务。元明清对藏的册封，必然对西藏的藏族产生向心力。如大约元至正十三年（1353）时本钦绛求坚赞不仅多次派人向中央王朝进贡、请封，而且主动提供礼品与路途方便条件，敦请萨迦派大阿黎索南洛追遵旨前往中央王朝就任帝师之职。他还曾在拉萨兴办“祝愿皇帝父子长寿的佛事”以报答皇帝的优遇之恩。在自己的《遗嘱》中，绛求坚赞谆谆教导帕竹政权的后继者们：“东方皇帝以前就关怀（我们帕竹），若继续关怀，则应当遵守皇帝的法令，迎送和承侍宜旨钦差。”大司徒·绛求坚赞著，赞拉·阿旺、余万治译：《朗氏家族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89页。又据第五世达赖喇嘛的《西藏王臣记》记载，明王朝扎巴坚赞为阐化王在藏区引起了巨大反响，“从此藏王扎巴坚赞的美名，响透天界，……当时坐镇藏中诸大城市的各长官，也都获得世袭职封井水晶钤印。所有藏中人士莫不有口皆碑，都称藏王扎巴坚赞是大法王”。转引自尹伟先：《各民族共创中华·西南卷》上册，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及至清代，西藏对中央的向心力有增无减。顺治四年（1647）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向清廷遣使，并向顺治皇帝献上了金佛像以志祝贺顺治九年（1652）正月第五世达赖喇嘛终于下定了朝清的决心，他率领随行人员3000人，从西藏出发，前往北京朝贡。
凡此等等，也都充分表现和反映了西藏地方政权，对中央政府的内附册封是边疆对中央有着“向着圆心”向心力的又一个重要凸现。
2.入朝纳贡向心力的文化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