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老师（女）：好，我想做一下补充，政治性呢，我们在会上谈了很多有关什么认同肯定是政治的，这一点我是肯定的。在这里我要补充的是这个政治性他既是在国家层面上的，同时也是个体层面上的，但毕竟还是一个个体，主观意志的表达，你到底要不要认同？要不要说你到底是不是中国人？这个中国人在国内的话，说起话来分量是不如在国外的华人说起来分量足了，他如何来表达这个中国人？他的含义就是陈老师刚才说到的，实际上他表达的中国人啊，他要区分中国这个国家，他只是表示一种历史的，他是华裔，实际上他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谢谢！
徐：对，这个问题我觉得是陈志明教授刚刚谈的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问题。如果认同了中华民族以后必然要面对的一些问题。那么周大鸣教授讲的，特别补充了费老讲的，那也是非常智慧的，那是从二十年以前他在谈这个情况，当时的情况我觉得跟今天还是有所不同的，所以要讨论中华民族认同和认同中华民族，确实有很多问题值得讨论。第一阶段到此结束。
［中场休息15分钟］
徐：下面我们开始第二组的发言。第二组其实还是延伸、继续讨论，下面发言的次序我简单的说一下：赵旭东、关凯、丁伟、吴晓萍、罗树杰、王明珂，我们把王明珂放在最后啊。我们这个海峡两岸圆桌会议包括海峡两岸三地，包括香港的，所以我们在座的已经有两位香港的教授了。好！下面我们就请赵旭东教授发言。
赵旭东教授：还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讨论，昨晚因为有一个人独处一室的机会，就把徐教授的书看了看，也没看正文，就看到最后出版是2008年10月的，现在这个月还没过去，此书就已经出来了，这个速度让我感觉还是很快的。我发现徐老的这个思维可以带动很多人一起活动，有点卡里斯玛的人格特点。一般是他讲的一个问题就会有一本书、有一种文字，这是一种学者式的交流，也就是最终要落到文字上，然后大家再来讨论这个问题。我还是简单地说一下我的一些想法。先说徐老这本书，我觉得这个题目，可能跟费先生早期那个题目有些不一样，这是试图往前走！但是，我觉得对于费先生，还是要看他英国派的传统。就说他所提出的这个格局概念吧，格局根本是一个系统，是system，是20世纪30年代、40年代他在英国学这套东西的时候人类学所强调的，不管是差序格局，还是多元一体格局，实际上是一个一体的东西。那么现在把它拆开一半，也就是说从多元走向了一体，这当然你可以满足国家的某种需求，一些领导人可能很喜欢你这些东西，下一步跟着就是你怎么去满足大众的要求了，即要从一体走向多元，因为大众还需要多元的，总之你不能让大家都吃一样的饭，都穿一样衣服是吧，怎么样把它两方面柔和在一体之中，才是个问题。要不你下次再开一个会，要不你就再出本书，来解决这个问题。总之我觉得，从一体走向多元是一个新的议题。今天我想说，这个会议的整个会题目还是对的，这意味着两方面：一方面是中华民族的认同；另一方面是反过来认同中华民族的问题。这里面实际上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也是一个文化的问题，还是一个政治的问题，是相互揉在一起的。过于简单化的把这个民族的问题看成是文化的问题，或者是过于将其看成是政治的问题，那全都是一种简单化。我记得上周，庄孔韶教授在我们那里讲人类学的时候就说人类学就是“麻烦”，也就是它不是那么简单化的把理论问题解释成是什么，可能更多的还要看到在实际的生活层面上人们是怎样进行表达的，我们显然在这一点上很缺少资料。我们说人们究竟是怎么样在实际的行为当中来体现社会与文化的，怎么样在一个交流当中来体现这种社会与文化背后深层的概念，我自己现在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我觉得可能并没有像一些人说的那么简单，可能更为重要的是能不能有些统一的概念出现呢？也就是能够把所有人都系在一起的概念，这就叫有了“一个社会”或者是有了一个“统治的合法性”。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点。我自己家乡是在承德，在空间上而言，承德表达的是一种宇宙观。康熙皇帝修建了避暑山庄，为了使他这位皇帝既不丢份也能体现其勤俭爱民之风，他在避暑山庄的中心盖了一个简单的行宫，围绕这座皇宫的避暑山庄。康熙以及之后的乾隆皇帝这座简陋的行宫周围还盖了八座庙，这样中心和边陲的关系就通过空间得到了确定，由此民族关系就被牢牢的固定住了，在那个统治时期表现出非常和谐的民族关系状态。不可否认，康乾时期的民族关系是非常和谐的。可能花一些钱，比如盖一座庙啊，这花不了很多钱，控制就实现了，这是象征性的统治，如果不这样，表面上看起来是修庙花了一些钱，但是相对于引起民族关系的混乱而言，这个钱花得还是很值的，如果引起造反和叛逆的话，那耗费要比这修庙不知还要多多少。我觉得现在在新的时代，应该想一想还有没有这样一种宇宙观的统治的存在，这是我一直在想的事情。实际上我有一个学生在收集满汉全席的材料，也就是搜集那些在清朝很盛行的满汉全席的食谱，从中你会发现早期的食谱是怎么样的。总之，满族人还是挺聪明的，他们想出这些东西来，也就是通过吃饭来解决满汉之间的仇视，解决统治的问题。换句话说，大家只要一起能吃饭了，这个事也就解决了，其他的分歧也就都能谈了。你说对不对？只要能坐下来，饭桌上有十道菜是汉族的，有十道菜是满族的，放在一起一摆，问题似乎解决了一半，这里头实际上是很有意义，这个主题还可以进一步地去发挥。问题是不要在抽象的层面上耽误功夫，要回到现实这个层面上来。这里只是顺便提到这一点，这里还有很多事情可做。我们这么多研究者，可以集中力量去呈现过去人的智慧，不论是在民族关系上也好，还是在统治术上也好，这里面肯定有一些能够把大家都融合在一起的智慧，值得总结。谢谢。
徐：好，赵教授发言很有智慧，提出了如何认同的可参考的东西，对我也做了一个很好的批评，我个人觉得很值得我思考的啊！下面我们就请关凯博士发言。
关凯博士：能被安排在赵旭东之后发言是种很大的幸运，因为受到他的启发。我想把这种瞬间的启发发挥一下，就是从国家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中华民族认同。在一个以国家为中心的视角里面，我们确实正在遭遇国家整合的困难。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民族关系、尤其是大民族之间的关系有一个相对分化的趋势。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的学界一直有个传统，尤其是大陆学界，跟儒家的东西很像，第一是它总是向权力叙述，第二是它总是在叙述权力。这样一个学术传统就使得国家担负了巨大的道义责任，它要对所有的社会问题负责。就民族研究而言，我们在谈到中国社会的族群政治的时候，经常有很多预设的观念在里面，包括我们使用的概念都是由国家给定的，像民族、国家、少数民族这些基础概念，而类似“族群”这样的概念在官方的文件中是不出现的。但是在学术上我们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在1960年代，特别是1980年代以后，西方在民族主义和族群研究上已经形成了很多新的理论共识，特别是强调民族和民族主义是建立在一定的原生性要素——特别是历史、文化、血缘世系基础上的一种主观性建构。而“民族”既然是一个主观性的建构，那么它的动态性、情境性和可操控性就非常强。在这个意义上说，今天我们政府在民族问题上遭遇的困难首先出现在它的理论问题上。当然，我们都知道，在这方面，表面上看，来自斯大林的很多理论思想这些年在正式文本上都没有什么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政府真的没有吸收学界的新鲜思想。我有18年的政府工作经验，可以这样说，对这些问题，中央政府实际上是明白的，而它的每一个反应背后都有深刻的文化逻辑。对这个文化逻辑，我们经常因为政治问题不能去揭示它，但是我们可以去理解它，其背后是有一种合理的机制的。今天我们思考中华民族的时候，发现国家遭遇了整合困难，实际上我们的关注可能对国家政府寄予了太大的责任，特别是政策上的责任。政府的问题真正出在哪？实际上，它只是关怀的境界不够高。今天中国政府应该提升关怀，要从一个具象的、功能主义式的民族团结的认同建构，提升到一种更高级的、就是赵旭东刚才讲的那个宇宙观的关怀上来。因为惟有价值立场的提高，才能约束民族主义。像民族主义这个东西，你想化解它也化解不掉是吧，它就在那儿，这就必须靠一个更高的价值和道德体系去替代它，或者是说用这个体系来规范它，使这个民族主义走到安东尼·史密斯所说的那种“好的民族主义”的状态里去。这是我的第一点，如果我们以国家的眼光看的话，可能会看到这样一个场景。那么再来看看另一个场景，就是以社会为中心的视角。其实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真是一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也就是说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现代性，第一次在神州大地生成。对今天中国市场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的深度来说，它已经促使大多数中国公民以个体身份进入社会竞争系统，这是市场经济制度所要求的。那么在这样一个体系里，实际上族群已经不像在原来传统社会里面那么牢固了，族群的文化根基已经不那么牢固了。应该说，市场经济正在有效地消解族群、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凝聚力。但是我们同时又看到，如果说市场经济一方面在个体层面消解了族群和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却又在群体中间重造这个东西。满族很典型，满族民族性消解之快、消解之彻底，可以说是在世界范围都具有代表意义。但网上这些年一直有“新满汉之争”，一群知识分子、年轻人正在重新向满族族群认同寻找回归。这是为什么？我们要看到这只是民族认同的一个表象，它的深核是把民族主义、族群认同、民族身份作为某种社会资源来对待的。当然这种动机不可否认是功利性的，如资源竞争理论所讲，族群是参与社会竞争的工具。但它同时是价值上的东西，因为人活着总要给自己一个生命的文化意义。我们都说中国社会存在着一个深刻的价值观危机。原来有冷战的意识形态对立的时候，我们相信共产主义理论超过所有理论，阶级意识是真实的，是一级的，民族意识是虚假的，是二级体。但这种意识形态今天已经受到很多挑战，今天中国人的价值观怎么塑造？所以民族问题在我眼里还是中国社会整体性转型造成的价值危机的一个细节，不是一个孤立的东西。在以草根社会为中心的层面我们会看到，实际上，在民族问题上正像赵旭东所说的那样，老百姓要的是“多元”，这和国家要的“一体”之间有张力。实际上，中国社会的族群建构，必然是每一个族群自己的东西，但是这个是不怕的，怕的是在更高一级的层次上社会没有一个价值规范、没有一个统一的关于规范的共识。缺了这种共识，民族主义就容易成为一个挑战，它可能把族群提升上来，认为族群比国家更能保护自己。所以，以社会为中心的视角，真的需要公民社会，给社会建立公民社会的机会，让它生成，让公民社会的各种组织为各自的利益彼此之间竞争，这种竞争很重要，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竞争关系是世界各地很普遍的现象。我大概就讲这些。
徐：好，谢谢，关凯在这次会上提交了一本书《族群政治》，是他对有关问题的一个比较全面的表达了。今天他在这里接着赵旭东的话又从场景、价值规范，实际上也是从政治这个层面来认识这个问题。下面我们来听丁伟教授的高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