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中国的民族主义，我们曾指出有两把“双刃剑”。第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利用民族主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铲除了“三座大山”。成功用来团结群众的统战政策，就是建立在民族主义（一个世纪的民族屈辱）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主义依然是用来团结人民的工具，因为西方敌对阵营虎视眈眈。
第二把“双刃剑”，是民族主义既可以用来把统治“合理化”，因为爱国必须尊重党的绝对权威，但也可以成为人民评价统治者的工具。1999年南斯拉夫中国大使馆被炸后煽起的反美示威，2005年4月在多个中国大城市发起的反日示威，显示了中国青年面对外国挑衅，民族主义所能起到的高度凝聚力量。这个由下而上自发的行动，有人称之为“普罗民族主义”（popularnationalism），客观上和爱国主义的表现没有两样，对加强执政当局统治的“正当性”有利。可是，当青年的情绪得到宣泄之后，政府却非常坚决的“叫停”，因为恐怕运动的延续，会把焦点转移到政府如何面对外国的挑战。若群众觉得政府反应太过软弱被动，把“矛头”转向中国政府，结果很难预料。
中国的民族主义内核，和一个世纪的民族屈辱息息相关。无论是过去的国民党还是今天的共产党，都强调这些中华民族主义情感的思想内核：国家主权与独立、领土完整、民族统一。关键的问题是，如果中国五大族裔（汉、满、蒙、回、藏）都以身为伟大的中华民族一分子而引以为傲，为何某些西藏人、新疆的维吾尔人，甚至台湾的汉人都要求“民族独立”（nationalindependence），说他们并不属于“中华民族”（Chinesenation）？我想我们先要弄清楚“民族”（nation）的核心意义。一个民族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族裔”（ethnicgroups），问题是如何能够把他们凝聚、团结起来。这就是本文要处理的核心问题。
“民族”如何凝聚多个族裔？
一个民族必须拥有某些原则、价值或“优越性”，“高过”或超越各个族裔之间本质上的差异。尽管各族在语言、文化、宗教、传统、历史方面都不一样，但这些高超的原则和价值，却能够把不同的族裔团结凝聚在一起，不单对整个民族效忠，也使他们以身为该国国民引以为荣。
环顾全球，多国的经验都值得我们借鉴。多族裔的民族国家，成功的例子，包括美国和新加坡。美国有足够能力团结许多不同的族裔，正因为美国民族（Americannation）拥有这些崇高特质，美国人称之为“美国精神”，包括机会平等、尊重人权和自由、民主体制等，超越各个族裔的歧异，又能够把来自五湖四海的黑人、白人、亚裔、南美裔人都凝聚起来，并使他们都对美国效忠。即使新加坡，也能够把三个族裔，即华人、马来人及泰米尔人，团结在新加坡民族（Singaporeannation）的旗帜下，对这个小国效忠，而不是中国、马来西亚或印度。新加坡靠的就是那种超越文化语言差异高超的原则价值，尽管许多人依然抱怨，新加坡欠缺真正的民主与公民自由。
今天中华民族所缺乏的，正是那种崇高的精神、价值、制度，能够超越多个不同族裔的歧异，又使他们乐于成为中华民族一份子并感到自豪。单单强调上面提到的政府并不足够，我们还要想想要靠什么去团结这五十多个不同的族裔，特别是台湾人民都是汉族，但仍有部分人不承认、不愿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这就是今天中华民族主义的核心问题。
美国学者LiahGreenfeld指出：“民族主义……是一个‘冒起的情况’，即是说，这个情况的本质——以及它发展的可能性，还有决定这个本质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发展可能性——并不是由各个组成部分的性质所主宰，而是一个特定的组织原则，把这些组成部分凝聚成一个整体，并赋予这个整体特定的意义。”因此，单是强调上述的神圣原则，不足以使各个族裔快乐地团结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政府应要考虑的是如何创立更多“崇高的原则”，而这些原则又包括什么，从而团结各个族裔。
毋庸置疑，进行连串的改革（不单是经济）才有望成功构建那些“组织原则”。经济发展与改革，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巩固政权的正当性固属必需，但单是这些并不足以构成民族观念中最关键的“核心精神”。上面提到的三项“神圣原则”的确是中华民族主义的内核，也是中国人身份（identity）或认同的基础。反对这些原则会被视为“出卖”了中国的民族利益，但我们须要强调，不同的族裔不是为团结而团结在一起。基于什么原则而团结，并使各族对其中国国民身份引以为荣，才是关键所在。
回过头来看看美国与新加坡，两国都有一个占绝对多数的族裔及“主流文化”，即分别是白人及华人。可是，尽管多数族裔在塑造“主流文化”方面起到关键的作用，但基于这些“主流文化”所创立的价值观、思想、精神，以至制度，已跨越各个族裔的差异，为各个族裔所接受，并成为跨种族的“民族精神”（nationalspirit）。在美国，尽管种族歧视的现象依然存在，但这不符合“美国精神”；而“机会平等、能者居之”的精神又的确使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新移民在美国学术、文化、体育、经济等各方面大放异彩。各个族裔在保存自身文化的同时，也乐于成为美国国民，有高度的“民族认同”（nationalidentity）。
在新加坡，华裔占总人口75％，但并没有强逼少数族裔马来人及泰米尔人全盘接受华人文化。新加坡三个族裔各自保有自身的传统、文化、宗教、语言等等，但都认同执政者高举的立国精神：独立自强、经济增长、社会稳定。新加坡在1965年独立后，在nation-building的过程中，成功地把新加坡民族意识灌输到三个族裔中，使他们成为“新加坡民族”（Singaporeannation）的一份子，只对这个国家效忠。这个小国能够在短短四十年间成功凝聚三个思想、文化迥异的族裔，并建构了高度的“民族认同”，达到社会和谐和政治稳定，确实是成绩伟大。
在一个民族国家内多个族裔纷纷追求独立，最终整个国家分崩离析，近代最显著的例子，莫如苏联和南斯拉夫。至于以单一族裔为主的国家，比如日本及韩国，少数族裔要立足，只能够融入及被同化（assimilation），归化该国国籍，意味着全面接受该国主流民族的文化传统，甚至连姓名也要更改。即使是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华裔虽占少数但地位举足轻重，他们要成为“国民”，也要更改名字，尽管当地主流民族没办法完全把华人同化。
中华民族认同的吊诡
美国两名政治学者SamuelKim及LowellDittmer，就民族认同（nationalidentity）有一个相当精辟的定义：“Relationsbetweennationandstatethatobtainswhenthepeopleofthatnationidentifywiththestate”（当一个民族的人民认同该国家，民族与国家建立起来的关系就是民族认同。）
一个民族包含多个族裔，当所有人都认同这个国家，民族认同已然建立，这取决于该民族是否有能力凝聚各个族裔。当我们谈到中华民族（Chinesenation）或中国民族主义的种种特点时，我们总是视中华民族为一个整体。面对西方的文化霸权及文化殖民主义，中国知识分子总强调中华民族的“文化同构型”（culturalhomogeneity），问题是中华民族这个主体却是由多个文化族裔所组成的。我们难以要求多数族裔（即汉族）对少数族裔（如藏族、维吾尔族）的文化、语言、历史产生兴趣，并尝试努力学习从而增强彼此之间的了解，正如要求美国白人了解亚裔的历史文化，或新加坡的华人明白泰米尔人的生活方式或传统，同样不切实际。但少数族裔学习多数族裔的文化、语言等等或许是生活所必须（如在美国），但并非建立民族认同的必要条件（新加坡并没要求马来人非要学习华语文化不可）。要藏人或维吾尔人认同中华民族，不能单是要求他们学习汉语及汉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因为他们也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为生活方便、日常沟通及就业等，学习汉语无可厚非，但不能认为了解汉文化后就会自动对中华民族产生“民族认同”（nationalidentity）。有什么会令他们安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并引以为荣，不是主流族裔（汉族）的文化传统，而是这个国家的制度、思想、价值、文化发展、社会道德，还有对少数族裔文化、语言、历史的尊重。这一切条件都是超越各族文化歧异的，但由于中国以汉族为大多数，这些条件很大程度还是取决于汉族的表现。中国人能否树立一些基本价值、文化、制度，使各族人民都引以为傲，并以身为国民而感到荣幸？
这就牵涉到汉族与少数族裔关系的历史问题。我们无法在这里作详细阐释。不过，从理论上来说，民族主义有两种形成：被压迫者和压迫者的民族主义。法国左派学者MichaelLowy指出：
两种民族主义之间的区分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第一，因为昨日的被压迫者很容易就成为今日的压迫者，在我们的时代并不缺这样的历史证据。第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意识型态（或运动）经常是一把双面刃：对于反抗他们的压迫者时是解放的，然而对于他们自己境内的少数民族则是压迫性的。第三，因为我们可以在两种民族主义的形式中，都找到沙文主义、对于“他者”的全面排斥和（有时候会有的）种族主义的元素。
汉人须要深切反省的是，西藏解放后，究竟为西藏带来了什么？藏人又有什么样的反应？首先当然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模式，还有“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大灾难，对十分着意保存自身文化传统及生活方式的藏人来说，自然对国家颇有微词（当然广大汉族老百姓是更大的“受害者”）。到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发展市场经济，也大力支持边疆地区的基本建设，但追求经济利益的市场经济，并不能加强他们的“民族认同”。他们追求的并不是利润，和汉族不一样，对做生意多不感兴趣，说到底，着意的还是本身的宗教、传统、文化。如果能在这方面多着墨，完全尊重他们的族裔文化，让他们发扬光大，并以平等基础肯定各族裔的权利，而不是像旧中国政权以“睥睨天下”的态度去“教化”他们；加上前面提到的若能建构超越各个族裔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少数族裔才会稳步建立并巩固其中华民族认同感。
中国的少数族裔并不一定“认同”中国民族主义者的一些想法，比如面对西方的民族屈辱和反日情绪，因为他们不是汉人。我们担心的是，他们不单不认同中华民族主义，还发展自己的民族主义（ethnicnationalism），视自身为另一个“民族”（nation），分离主义倾向因此而形成。
这里又牵涉另一个问题：何谓“中国性”（Chineseness）？当我们提到海外生活的华人，似乎只包括汉人，而从不把其他少数族裔视作为华人（Chinese）。现实上，作为Chinese，其实有多种表现形式，没有纯粹单一的“中国性”，从地域上及认同上考虑，“中国性”是十分多样化的。正如有非洲裔美国人及日裔美国人，我们也可以有汉裔中国人及藏裔中国人。Chinese这个词应是涵盖性的，而不应单指汉裔（或是较笼统的“华裔”）。
结论
今天中国政府提倡和谐社会，“和而不同”是维持和谐的美德。研究民族主义者强调过去的回忆、符号、仪式、神话是提供社会凝聚力及政治行动的基础。但中华民族包含多个族裔，汉裔的历史、符号、神话，其他族裔并不一定会共享，因此要少数族裔认同中华民族，还须建构超越各个族裔的崇高价值精神与文化。崛起中的中国必须致力建设自身的“软力量”，这方面的成就，不单可令近邻欣然消除对中国崛起的戒惧，还可促进国内各族裔的凝聚团结。这方面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作者简介］丁伟，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
龙牌与中华民族认同的乡村建构——以华北一村落庙会为例
赵旭东
引言
在近代中国的中华民族认同的建构过程之中，龙的形象或表征所占据的分量是其他表征所无法比拟的。只要提到中华民族这四个字，我们甚至都不需要任何疑虑，就会联想起中华民族与龙之间的关联。龙的形象嵌入到了我们现代中国人生活的几乎是方方面面，流行的歌曲、餐馆的名字、小孩子的起名、书法、绘画以及各类的博物馆中，龙的形象是不缺乏的。徐华铛：《中国的龙》，轻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这一方面是由于龙的这个形象所具有的历史久远性，另外一方面是在这种历史久远性背后龙所具有的无可替代的权威性，因为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皇权，其合法性的基础就是跟龙的形象联系在一起的，而已经进入日常语言中的“真龙天子”使得龙所具有的权威性更加得到了强化，尽管真龙天子并非真的存在。
不过，在这里我所要特别强调的是，龙与中华民族认同之间的联系肯定是近代以来的一种发明和建构，龙的表征最初可能是有着多义性的起源并有着多线路的演变。只是到了最近差不多一个世纪的历程之中，特别是1912年一种新式的民族国家得以建立起来之后，龙的表征才密切地跟中华民族的认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在1978年以后，这种连接的紧密度得到了从国家意识形态到传播媒体的强化，以此来塑造面对西方世界的自我形象的建构。改革开放的经济转型背后体现出来了一种文化的转型，这种文化的转型真正重新把中华民族这一概念转化成为一种日常的思维概念，并使其无一例外地都跟龙的这个表征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同样地，龙的这个表征的多义性也被彻底凝固为一种民族国家意义上的集体表征。龙成为一个国家的标志，成为国家社会稳固与经济强盛的标志，当中国四周的一些国家强大起来之后，我们称谓他们是“小龙”，而言外之意，我们才是真正的“大龙”或者“巨龙”，是最为强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