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理论研究文献回顾
海路徐杰舜罗彩娟
一、西方族群研究的文献回顾
西方族群理论涉及面很广，经过相当长一段时期的学术积累，西方有关族群理论方面的研究文献浩繁，不胜枚举，本章仅就有关重要文献择要分类介绍。西方族群研究的文献以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版的为主，主要集中在族群性与族群认同研究、族群关系研究、民族主义研究这三个方面。
（一）族群性与族群认同研究
在族群性和族群认同研究方面，西方学术界的以下几本著作颇具代表性：
1.纳罗尔（RaoulNaroll）的《论族群单位分类》（OnEthnicUnitClassification）（1964）
1964年，美国人类学家纳罗尔（RaoulNaroll）在《当代人类学》（CurrentAnthropology）杂志发表《论族群单位分类》（OnEthnicUnitClassification），将族群定义为：
（1）在生物学方面基本上是自我延存；
（2）共享基本的文化价值，并借文化形式的外显的一致性而被认辨；
（3）构成了一个交流与互动的场域；
（4）有一种成员自我认定或被他人认定的成员身份，构成可与其他同类范畴相区别的范畴（Naroll，1964）。
该文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把族群基本上当成不同的社会文化承载和区分单位，因而被视为族群认同理论中“文化论”的代表作，受到后来学者的关注。
2.A.库恩（AbnerCohen）的《非洲都市中的风俗与政治》（CustomandPoliticsinUrbanAfrica）（1969）
西方族群性、族群认同研究方面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库恩（AbnerCohen）1969年发表的《非洲都市中的风俗与政治》（CustomandPoliticsinUrbanAfrica）。该书一般被认为是族群认同理论中“工具论”（instrumentalistapproach）的源头之作。库恩在该书中提出了他对族群认同与文化关系的观点：族籍具有象征或情感的召唤力，因为它具有实际的政治功能。族群认同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现象。它之所以强调传统文化，是因为传统文化能增强和调动一个族群的政治内聚力。当一些利益群体的成员不能依照法定的规则把自己组织起来时，他们就会利用既有的文化机制把彼此组织起来，正是在此条件下族群意识得以产生（Cohen，1969）。
3.F.巴特（FredrickBarth）的《族群与边界》（EthnicGroupsandBoundaries：TheSocialOrganizationofCultureDifference）（1969）
1969年，挪威人类学家F.巴特（FredrickBarth）大陆学术界亦有学者将其译为“巴斯”。主编出版了《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的社会组织》（EthnicGroupsandBoundaries：TheSocialOrganizationofCultureDifference）一书。该书是几位斯堪的纳维亚社会人类学家为深化族群研究而召开的一次研讨会的论文集。该研讨会是由WennerGren人类学研究基金（WennerGrenFoundationforAnthropologicalResearch）资助，于1967年2月23日—26日在卑尔根大学召开的。参加者有KlausFerdinand、KarlGustavIzikowitz、KarlEricKnutsson、PeterKandre、AxelSommerfelt、HaraldEidheim、HelgeKleivan、HenningSiverts、JanPetterBlom、GunnarHaaland和巴特。研讨的主题和分析的基本概念由巴特预先提出并在参加者中沟通。然后，参加者于会前准备论文。会后，与会者中的7位修改了论文，结集出版。巴特根据他初倡的观点和讨论的结果写了个总体介绍。因而该书虽是多人合作的产物，但却是用共同的分析观点说明不同地区多族群组织问题的不同侧面的成果。学术界将此书作为族群边界论的代表作。
在本书中，巴特指出了纳罗尔等关于族群观点的不足：
首先，很显然，尽管存在着跨族群的人员流动，但边界依然存在。换句话说，各类族群差异不是因为缺乏流动、联系和信息，而是包括排斥和接纳的社会过程，由是，虽然个人生命历程中的参与方式和成员身份在变，但分立的族群仍存在着。其次，人们发现，稳定、持久和通常是十分重要的社会关系跨界而存，这些社会关系经常精确地建立在双重社会地位的基础上。换句话说，族群差异非因缺乏社会互动和接纳而造成，恰恰相反，族群差异往往是有关社会体系建立的基础。这种社会体系中的互动不会通过变迁和涵化而结束；尽管族群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文化差异依然存在。（Barth，1969：9—10）
巴特提出了重新思考族群认同问题的理论出发点和方法。他承认“ethnic”这个词是指被认为享有共同的认同、历史和文化传统的人群。但他认为，这些特征本身不能为分析和理解族群现象提供最好的基础。突破点是要认明在社会生活中族群借以形成和相连的过程。为实现突破，巴特和他的同事们特别重视对改变族群认同的异类人们进行民族志研究，以揭示产生族群的过程。他们强调（Barth，1969：6）：
（1）族群性是超乎文化经验性差异问题的一种社会组织事项，它是关于“文化差异的社会组织”的。
（2）族群认同是在互动中的自我认定或其它人的认定，不是研究者在对一个群体“文化”解释基础上的建构。
（3）最重要的文化特征是与边界相联系的：标明族群成员身份的印记以及行动者用以评价和判断族群合作者行为的文化标准意味着他们视自己为“玩同一种游戏”。
巴特在该书“前言”中呼吁要把研究的焦点放在界定群体的族群边界上，而不要放在族群所拥有的文化原料上。
按照巴特的理论框架，该书收入的7篇论文都是从族群结构差异及由此产生的族群边界来解释，而不是以还原论的观点来解释族群现象。所以在这些论文中，没有对族群源头的追溯。作者所关注和探讨的不是族群的内部构成和历史，而是族群得以产生和存在的过程，重点在于族群边界及其保持。
《族群与边界》在人类学族群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为传统的人类学是以“与世隔绝”的原始“部落”为研究对象，在人类学转而研究“复杂社会”之后，立刻面临复杂社会是否存在可以被作为孤立开来进行研究的群体的问题，而巴特试图证明，尽管群体间有重迭和共居，族群性依然是身份认定过程和认同的重要基础，所以该书出版后，引起了广泛关注。
4.格莱泽（NathanGlazer）和莫尼汉（DanielP.Moynihan）的《族群性：理论与经验》（Ethnicity：TheoryandExperience）（1975）
1975年由美国人类学家格莱泽（NathanGlazer）和莫尼汉（DanielP.Moynihan）主编，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族群性：理论与经验》（Ethnicity：TheoryandExperience）一书，收录了HaroldR.Issac的《基本群体认同》（BasicGroupIdentity）、TalcottParsons的《族群性变迁》（ChangeofEthnicity）、DonaldL.Horowitz的《族群认同》（EthnicIdentity）、DanielBell的《族群性与社会变迁》（EthnicityandSocialChange）、WilliamPetersen的《论西欧的亚民族》（OntheSubnationsofWesternEurope）、AndrewM.Greeley和WilliamC.Mccready的《文化传统的传播》（TheTransmissionofCulturalHeritages）、OrlandoPatterson的《族群忠诚的背景与选择》（ContextandChoiceinEthnicAllegiance：ATheoreticalFrameworkandCaribbeanCaseStudy）、FrancoisBourricaud的《作为秘鲁社会分层体系象征的印第安人、西班牙混血儿和克罗人》（Indian，MestizoandCholoasSymbolsinthePeruvianSystemofStratification）、RichardPipes的《苏联民族问题的反思》（ReflectionsontheNationalityProblemsintheSovietUnion）、JyotirindraDasGupta的《印度的族群性、语言要求和民族发展》（Ethnicity，LanguageDemands，andNationalDevelopmentinIndia）、LucianW.Pye的《中国：少数民族和国家安全》（China：EthnicMinoritiesandNationalSecurity）等论文，从不同角度对人类社会的种族和族群问题作了比较宏观的理论探讨。由于这些作者都是美国著名的专家学者，且研究的对象和问题涉及面广泛，因而该书长期受到重视。
5.约翰·雷克斯（johnrex）的《种族与族群性》（RaceandEthnicity）（1985）
1985年，约翰·雷克斯（johnrex）出版《种族与族群性》（RaceandEthnicity）一书1991年台湾学者顾骏将该书译为《种族与族类》，由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在该书中，雷克斯对巴特的理论提出了一些批评：（1）他认为，在复杂的工业社会，族群性通常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题目，巴特所主张的“一项分类描述如果从由出身和背景所确定的最一般的认同之角度，把人分作不同类别，它就是一项族类归属（ethnicaion）”的观点值得怀疑。（2）巴特将族群集体（ethniccollectivity）称为“群体”一方面夸大了其重要性，因为集体没有集体活动的能力，而群体应该具有集体活动能力；另一方面，他又低估了集体的重要性，因为他没有指出当这样的群体在集体内部和由集体转化而成的时候，其是以一定程度的感情和道德卷入为起点的，而这种卷入是单纯的社团所不具有的。（3）巴特没有考虑到族群性认定的不确定程度和族群性认定上的冲突。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当族群性与其他认定标准相竞争时，族群地位和族归属的稳定性其实远比巴特所设想的要弱。在复杂的多元族群性情景中，族群之间的关系往往是阶级之间、封建等级之间的关系。它们包含着统治和服从，可能还有冲突。这个冲突要素在巴特的阐释中被隐瞒了（雷克斯，1991：115—120）。
6.保罗·布拉斯（PaulR.Brass）的《族群性与民族主义》Ethnicityandnationalism：TheoryandCoparison）（1991）
库恩认为族群认同是一种政治现象的思想在保罗·布拉斯（PaulR.Brass）1991年版的《族群性与民族主义：理论和比较》（Ethnicityandnationalism：TheoryandCoparison）一书中得到补充、修正和发展。在这部书中，布拉斯强调族群意识被唤起和操弄的过程。他认为，当一个族群在政治舞台上利用族籍来改变其政治、经济地位和受教育机会时，它就变成了一种政治利益群体。若其群体权利得到政治承认，族群就成了民族。为了增进族群的团结和权益，族群运动的领袖们总会从传统文化中挑选一些有用的方面，赋予它新的价值和意义，以之作为象征符号动员族群成员捍卫本族群利益与其他族群竞争。对族群和民族的研究就是研究由政治因素引发的文化变化的过程，即传统文化如何被操弄的过程。
7.高登斯（CalvinGoldscheider）的《人口、族群性和民族建构》（Population，Ethnicity，andNationBuilding）（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