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说：“真正的性属于未来。正是因为承认存在性压抑，人们才小心翼翼地使革命与幸福，或者革命与另一个更新的、更美好的肉体，或者革命与肉体快乐同存。”他认为，权力一知识一享乐这个体系是我们这个社会中性话语的基础，他的研究正是企图搞清楚它的运转机制和存在的理由，也就是要弄清楚权力究竟采取什么方式、通过什么渠道、借助哪些话语渗透人人们最细微、最个体化的行为之中，怎样捕捉那些罕见的或几乎难以察觉的性欲表现形式，又是怎样闯入并控制人们日常的肉体享乐。他指出，关键是要研究“权力多样化的技术”。权力的概念不应被限制在国家主权、法律形式、统治控制的规定等最终形式上，权力还要包括诸多力的关系和领域在内。福柯不是把权力理解为什么制度、结构或一些人拥有的什么势力，而是理解为寓于某类型的社会关系之中的内在的东西，如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家庭关系、婚姻关系、性的关系、思想关系之中内在的、会使权力关系发生变化并得以实现的关系；应该研究这种权力关系变化的模式和转换的机制。
福柯还认为，性意识机制从古典时期至今的发展史，相当于精神分析产生的历史。精神分析在性意识机制中同时扮演着好几个角色，要给与重视。
福柯从分析性意识过渡为分析权力，再过渡到分析杀人的战争。他认为统治者正是以生命物生存、身体和种族的主管人的身分而发动这么多战争的，战争中为了生存而杀人的原则变成了国与国之间的战略原则，并且指出：权力可以在生命、人类、种族和人口的宏观现象这一层次上发挥作用，也可以在性意识或性行为这样隐蔽的微观层次上发挥作用。可以说，他是继尼采之后，对权力进行哲学分析的又一位直言不讳、撕破西方文化某些虚伪面纱的思想家。
总之，福柯继承那种否定理性、解放、进步之间有等同关系的反启蒙运动的传统，认为现代权力与知识形式的相互联结已经产生了一种新的统治形式。他试图从全新的角度——包括上述说的精神病学、医学、犯罪学、监狱、主体的构成等，来论证这个主题。他的思想对后现代主义产生有决定性的影响，但又不能完全归结到后现代主义之中。他的许多分析是人木三分的。西方许多理论争论和思想转型都是围绕着人性、理陛、语言、主体等范畴展开的，因为人文主义、理性主义是西方的主流思潮，有的人要推进它，有的人则反对它、企图另辟蹊径。福柯就是反叛传统的人。在他看来，人性并不会在持续不断的斗争中逐渐进步，直到最后达到普遍的互惠，最终以法律准则取代战争；相反，人性将其每一种暴戾深深地嵌藏于法规体系之中，因而所谓人性的进步只不过是从一种统治形式转到另一种统治形式而已；现代理性不过是一种压迫性的力量而已。他认为，话语的规则并不是以抽象的、普遍的心灵结构为基础的，而是所有知识、感觉和真理的先验历史条件，是文化最基本的符号代码，决定着特定历史时期的经验秩序和社会实践方式。尼采说过“上帝死了”。而福柯则预言了“人的消亡”，在后现代主义认识论的空间中，认识主体被当作是语言、欲望以及无意识的产物，所以一劳永逸地被废黜了。他主张人们应研究权力。在他看来，现代权力是一种“关系性”权力，它在无数点上被运用，被嵌刻在各种话语和制度中，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福柯拒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模式，称之为权力经济学模式，可是又提不出一种规范性的理论来取代它。他看不到现代性任何进步的方面，这就使得他的理论显得没有根基。然而，他的思想确是极其丰富和多方面的。
德里达的后现代思想
德里达（Jacques De.ida，1930~）是又一位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他的解构主义以及他与福柯的争论在学术界是闻名的。他在文本的理解上，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即“延异”（difference），它既有“推延”的意思，又有“区分”的意思，从而引入了时问维度。他认为语言不像索绪尔所想象的是一个稳定的含义明确、由许多对称的能指和所指组成的封闭系统，而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网，其中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和不断变化，所以意义所表示的不是固定的存在物，而是一种“踪迹”；文本就是一种踪迹，一种踪迹的游戏场。实际上，他是把意义解构为思想活动本身。他认为传统语言学的分析方法把思想、观念看作是没有说出的言语，把言语看成是第一层外在的符号，把书写看作是第二层外在化的符号，这是一种“语音中心论”或“逻格斯中心论”。人们认为，与人类自然的言语的声音相比，书写只是一种附加的修饰或外衣。德里达要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对待这种言语和书写的对立。他认为，逻格斯中心主义把声音放置在一个特权的地位，并把它融合到普遍存在的意义的历史决定之中。他试图对书写印刷文字提出新的认识，把书写符号的差异系统看作思想具体的实现过程和思想的唯一表述。在书写中，符号被放在“涂抹”下面来研究，这种涂抹把它变成一个永远的他者，思想被还原为符号。
德里达提出了一种新的文本理论。这种文本理论，把文本理解为语言的活动域，理解为能指的游戏。不仅如此，文本和文本构成一个相互交织的网状结构，人们寻求意义的活动是一种无目的。无中心、无起源的游戏。在传统的语言哲学中，主体凌驾于语言之上，可以任意支配、切割语言，而在德里达的后现代的理论中，主体则被语言所吞并，为文本的网络所吸收，写作者不再是文本的操纵者，而只是在网络中嬉戏、从一个节点跳到另一个节点的踪迹。文本不再是一个超验的所指的给定结构，而是人的无意识导向远为广阔的解构世界。德里达是以文本没有恒定的结构和确定的意义为理由，来反对传统的理性主义和逻格斯中心主义。艾伯拉姆斯这样形容他的理论说：“德里达的文本密室是一个全封闭的回音室，其问意义被化解成一种无穷的言语模仿，一种从符号到符号的纵向和横向的反响，这些符号似幽灵般无有踪影，不是源出于任何声音，不具有任何人的意向，什么也不意指，只是在真空中跳荡。”德里达主张在文本的符号内部参与一种对话，解读者在文本的纸页上与自己对话，合上所有的书，只有一本在我们的面前展开，这就是自然之书。在他看来，文字的存在胜过存在的文字。他认为：“文字本身在其非语音时刻所暴露的是生命。它同时威胁到呼吸、精神和作为精神与自身关系的历史。文字是它们的终结、它们的极限、它们的瘫痪。”德里达理论的可取之处，是提示人们在对待文本的阅读和理解时，要注意无意识的作用和文本与文本之间的相互作用。德里达之所以是后现代理论家，就在于他反对传统的逻格斯中心主义，提出一种与传统语言哲学不同的意义理论。
利奥塔的后现代思想
我们还要介绍另一位后现代思想家——利奥塔（Jean FrancoisLyotar，1924~1998年）。他和福柯、德里达一样，都在词、话语、文本上作文章，因为在这个领域内由于语言心理学还刚刚起步，理论家的想象力大有驰骋余地；而且这个问题又是与对人类理性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问题上颠覆了传统的理性主义观点，也就是在文化和社会理论方面颠覆了传统的观点。利奥塔和其他后现代思想家一样，求助于感觉、经验、图像等感性的东西。他反对那种认为文本和话语优于经验、感官及图像的文本主义的看法，主张感官和经验优于抽象物和概念。他试图在传统西方哲学所主张的话语和图像、推理和感觉、说和看、阅读和感知、普遍和特殊的二元对立结构中，将被贬抑的一方解放出来。在他看来，视觉的冲击是一种非隐含的意义，远强于那种隐藏在符号之下的意义。他还主张一种欲望哲学，颂扬一切欲望。在他看来，欲望能够提供经验的强度，能够使人从压抑的状态下解放出来，而且能够给人带来创造力。他还把艺术和图像看成是表达欲望的最佳工具，欲望是破坏性的又是肯定性的，是对生命能量的一种肯定。他创造了一种“力比多经济学”，描述欲望的强度、欲望流以及欲望如何辖域化；通过使欲望凝固成固定的范畴、价值和思维及行为模式而提出了一种新的欲望政治。他利用一些具体事例来说明政治和艺术的实践中如何能够正面地解放欲望，并创造出新的欲望流和欲望强度。他主张一种话语政治，一种在语言游戏内从事斗争的政治，如通过介人霸权话语来推翻霸权话语的规则、原则和观点。他主张一种新的多元公正的观点。他认为，公正是多元的，每一种公正都是按照同它相关联的某种游戏规则来界定的；公正不仅意味着遵守规则，还包括去修改规则所允许的限度，以发明新的规则和新的游戏。在这里，他又把普遍的规范和规则放在重要的位置。有人说他是用弗洛依德来反对马克思，又用马克思来反对弗洛依德。利奥塔之所以是后现代的思想家，就在于他要把被理性主义抑制的一方解放出来，而从语言问题人手进而扩展到文化问题和社会问题，这是西方思想家通常的思路。
总之，后现代主义的思潮是新颖的又是古怪的，是有创造性的又是有破坏性的。后现代的前景依赖于人类的首创精神，又依赖于历史的发展趋势。人们在头脑或现实生活中构想未来，赋予我们每个人行动的目标和责任。要走向后现代，就必须去发展和培养那些现实和潜在地存在于前现代、现代中的后现代各种要素的实践和意识，把一切有用的东西用来构筑未来；一味批判，或一味墨守成规，都是无济于事的。
二、女权主义
女权主义的兴起
女权主义（feminism，有译女性主义）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后逐渐成为一个人们熟悉的名词。顾名思义，女权主义是与提高妇女社会地位、争取妇女权利密切相关的理论。女权主义和这样一些信念连在一起：妇女的不利地位完全是由于性别而引起的，而且这种不利是能够改变的。妇女运动虽然可以与不同政治立场和观点的人联合在一起，但是妇女被歧视只是由于性别而引起的看法是共同的，是社会上男尊女卑文化传统的必然结果。妇女运动的目标包括妇女的选举权、受教育的机会及在公共生活中妇女参与的机会等。妇女运动有不同的目标，也采取不同的策略，它可以是革命的，也可以是改良的。所以，女权主义包含着十分不同的政治信念和价值。
“女权主义”这个词虽然是新近的产物，然而这种思想在不同的文化中可以追溯到很远。近代首次使用“女权主义”这个词，是1792年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的《妇女权利的辩护》一书中。到十九世纪中叶，妇女运动集中在妇女的选举权上，要求妇女和男人一样有权利来参加政治；她们相信一旦妇女得到了选举权，其他方面的性别歧视会随之消失。
妇女运动在西方各国的发展是不同的。在美国，1848年的塞尼卡秋天会议标志着妇女运动的开始，会议发表了由斯坦顿写的一个宣言，该宣言从独立宣言出发，论证了普选权的原则，会上还成立了全国妇女普选权协会。在英国，妇女运动是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1867年的众议院没有通过妇女的普选权法案。妇女进行了不懈的斗争，终于在1903年成立了妇女社会和政治联盟。该运动后来发展到欧洲的许多国家，形成了女权运动的第一个高潮。1893年新西兰首先承认妇女的普选权。美国于1920年的宪法修正案保证了妇女的普选权。英国是1918年将选举权扩大到妇女的。1963年弗里登（Betty Frieden）发表《女性的秘诀》，号召妇女和母亲走出家庭，参与社会的公共生活，从而引发了女权运动的第二个高潮。尔后，关于女权运动的著作逐步增多，如1970年米利特（Kae Millett）的《性别政治》等书将女权运动的目标不仅定位在妇女的政治解放上，而且定位在妇女的自由上。二十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的妇女运动被描述为后女权主义，1975年开始了妇女的国际年，随之而来的是联合国的妇女的年代。这时的女权运动集中表现为建立自己的意识形态，提出了许多对传统价值观念进行挑战的东西。正如其他意识形态一样，女权主义内部也包含了一些不同、甚至是对立的观点。女权主义常把性别的不同看作是一种权力关系，一种政治关系，她们尤其强调私人的生活、个人、家庭和性行为。女权主义这种意识形态主要是由这样一些主题的，即：公共和私人的区分、家长制。性和性别、平等和差异。
女权主义的意识形态
关于政治的观念，西方一般都把它限制在公共的生活领域，如政府机构、政党、压力集团、公共的辩论等；家庭生活和个人关系则被认为是私人生活的领域。在劳动中，由于性别而作出的分工被认为是自然的，而不是政治上的。女权主义者认为，这种将妇女排斥在公共生活之外、把妇女限制在私人生活之内的做法完全是个政治问题。1981年出版的埃尔斯泰（J.B.Elshtain）的《公共的男人与私人的女人》就专门论述了这种传统性别上的不平等。所以，有的女权主义认为，妇女的解放是要把妇女从家庭的狭小圈子中解放出来，和男人一样有参加公共生活领域的权利，有同样受教育的权利，以便能进入公共生活并在其中找到合适的工作；关于孩子的养育和照顾，应通过发展更多的社会福利事业来解决。
女权主义者相信，性别就像社会阶级、种族或宗教一样，是社会的一种鸿沟，她们像社会主义者追求“阶级政治”那样追求“性别政治”。她们认为，传统的政治理论都无视性别的压迫，不把性别看作的一个政治范畴。女权主义者用家长制来描述这种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即丈夫和父亲在家庭中是高高在上的，妇女和儿童是从属的，整个社会是“男性至尊”、“男性统治”。在她们看来，家长制象征着整个社会的男性的统治地位，家长制被女权主义者在广泛的意义上使用，是指在家庭和各个方面男人的统治，是“人口的一半被另一半的统治”。家长制有两个原则，即男的统治女的和老的统治少的，这种情况在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时间及地点都存在。在非洲目前有近八千万的妇女屈从于割阴蒂的陋俗，在印度新娘被谋杀的事时有发生，溺杀女婴在发展中国家更是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