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事情总是在秘密的情况下行动才会成功，在言谈中泄露了秘密就会失败。不一定是进说者本人有意泄露秘密，而是在进说当中无意识地触动了君主的心事，这样就会危及自身。君主在表面上要做什么事，而心里却想借此办成另一件事，进说者不但知道君主要做的事，而且还知道他这样做的原因，这样就会身处险境。进说者为君主谋划大事谋划对了，聪明的人从外部揣测出来，事情泄露，君主一定会认为是进说者泄露的，这样就会身陷危局。君主对进说者的恩泽还不够深厚，却讲到君主的心里话，这个意见实行而且成功了，进说者功德就会被忘却；这个意见行不通而失败了，就会被怀疑，这样就会危及自身。贵人有过错，进说者宣讲礼义以指明，这样就会身处险境。
贵人有时谋划对了，想要作为自己的功劳，进说者也知道这个情况，这样就会身处险境。勉强让他去做他所不能做的，一定要让他停止他所不愿停止的，这样就会身陷危局。同君主议论大臣，就会被认为离间他们的关系；同君主议论左右侍从，就会被认为显示高贵。赞美他所喜爱的人，就会被认为是找靠山；指责君主所憎恨的人，就会被认为是在试探他。说话直截了当，就会被认为不聪明而且拙笨无能；说话繁杂琐碎，就会被认为废话连篇，耽误时间。陈述意见过于简略，就会被认为胆小怕事，不敢深入；考虑问题宽广，谈起来滔滔不绝，就会被认为粗野傲慢。这就是进说的困难，不可以不知。
大凡进说的关键，在于了解对方得意的事情而掩饰其羞愧的事情。他有私人紧迫的事，进说者就要指出这是合乎公义的而劝说他去做。他心中有卑下的事，然而不能不做，进说者就要借机把它美化为好事而抱怨他没有去办。他心中有过高的要求，事实上办不到，进说者就要举出这事的问题，列举其坏处，赞扬他没做。有的想要自夸智能，进说者就举出其他同类的事情，多给他提供条件，让他借助我的言谈，而我却假装不知道，就这样来助他增长才智。想要进言保全某人或某国，就必须用美好的名义加以阐述，又要暗示他合乎君主的私利。想要陈述有危害的事，就要表明这可能带来诋毁和诽谤，又要暗示这是君主的隐患。要赞誉与君主有相同行为的人，讲与君主有相同规划的事情。有人跟君主有同样的卑污的行径，进说者就必须大力粉饰，说他没有危害；有人跟君主碰到同样的失败，就必须尽力掩饰，说他没有过失。
君主在显示自己的力量时，就不要用不好办的事去难为他；君主敢于决断时，就不要拿他的过失去触犯他；君主自以为他的计谋高明时，就不要提其失败刺激他；进言大意对君主没有违逆之处，语言没有什么抵触，然后就可以尽情地施展自己的机：智和口才了。按照这条道走下去，才能使君主亲近而不疑，才能尽情地发表自己的意见。
伊尹当厨师，百里奚做俘虏，都是为了谋求君主的任用。这两个人都是圣贤，然而还不能不以贱役身份受到任用，多么卑污呀！而如今我看做厨师和做俘虏二事，只要君主能够听取采纳而国家得以振兴，这就不是士人的耻辱了。这是要经历许多时日的，而君主的恩泽业已深厚，谈到君主的隐私之处也不会被怀疑，争辩曲直也不会被怪罪，这样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剖析利害得失来帮助君主建功立业，直截了当地指明是非来帮助君主端正品德，能够这样侍奉君主，进说才能成功。
【原文】
昔者郑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娱其意。因问于群臣，“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关其思对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已，遂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
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必将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
此二人说者皆当矣，厚者为戮，薄者见疑，则非知之难也，处知则难也。故绕朝之言当矣，其为圣人于晋，而为戮于秦也。此不可不察。
昔者弥子瑕有宠于卫君。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刖。弥子瑕母病，人间往夜告弥子，弥子矫驾君车以出。君闻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忘其刖罪。”异日，与君游于果园，食桃而甘，不尽，以其半啖君。君曰：“爱我哉！忘其口味以啖寡人。”及弥子色衰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固尝矫驾吾车，又尝啖我以余桃。”故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见贤而后获罪者，爱憎之变也。故有爱于主，则智当而加亲；有憎于主，则智不当见罪而加疏。故谏说谈论之士，不可不察爱增之主而后说焉。
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译文】
从前郑武公想要攻伐胡国，因此先把女儿嫁给胡君，用以快慰他的心。又问群臣：“我想用兵，哪个国家可以攻伐呢？”大夫关其思回答说：“胡国可以攻伐。”武公大怒，就把他杀了，说：“胡国，是兄弟之国。你说攻伐胡国，为什么？”胡君听说这事，以为郑国亲近自己，也就不防备郑国了。郑国偷袭了胡国，把胡国夺了过来。
宋国有一个富人，一天下起雨来，把墙浇坏了。他的儿子说：“不修墙，一定会被盗。”他的邻居有个老人也这么说。到了夜里果然丢了很多财宝。他们家认为他儿子很聪明，而怀疑邻居那个老人。
这两个人说的都对，可是情谊厚的(大夫)被杀害，情谊薄的(邻居)被怀疑，这并不是了解问题有困难，而是如何处理了解到的问题是困难的。所以绕朝的话是说对了，在晋国他确实是可以称为圣人的，可是他却在秦国被杀。这不可不明察。
从前弥子瑕受到卫君的宠幸。卫国的法律，偷用君主的车，罪当处以刖刑的。弥子瑕的母亲病了，有人在夜里悄悄地去报告弥子，弥子假借君主的名义备上君车赶回家。君主听说后认为他很有德行，说：“多么孝顺啊！为了母亲的缘故，把那刖罪都忘了。”又有一天，弥子瑕跟君主在果园中游览，吃桃觉得很甜，没吃完，把剩下的一半给君主吃了。君主说：“真是爱我呀！忘记了自己爱吃的而给寡人吃。”等到弥子岁数大了，君主不再那么宠爱他了，他又得罪了君主，君主说：“这个人原先就假借君命用过我的车，又给我吃过他吃剩的桃子。”
弥子瑕的行为和当初是一样的，而以前之所以认为有德行，而之后又得罪卫君，是因为爱和憎也有了变化。所以臣子在被君主宠爱的时候，他的才智就被认为合理而与君主更加亲近，在君主憎恶的时候，他的才智就被认为不合理而获罪过和疏远。所以谏君进言的人不可不先了解君主的爱憎，然后进言。
龙作为一种动物，它很柔和而且可以骑着玩的；但它的喉下长有一尺长的逆鳞，如果有人触犯它，一定会被杀害。君主也有逆鳞，进言者如能不触犯君主的逆鳞，也就差不多算善游说的了。
和氏
【原文】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献之厉王。厉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为诳，而刖其左足。及厉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献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为诳，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泪尽而继之以血。王闸之，使人问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宝焉，遂命曰：“和氏之璧”。
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和虽献璞而朱美，未为主之害也，然犹两足斩而宝乃论，论宝若此其难也！今人主之于法术也，未必和璧之急也，而禁群臣士民之私邪；然则有道者之不谬也，特帝王之璞未献耳。主用术，则大臣不得擅断，近习不敢卖重；官行法，则浮萌’趋于耕农，而游士。危于战陈；则法术者乃群臣士民之所祸也。人主非能倍大臣之议，越民萌之诽，独周乎道言也，则法术之士虽至死亡，道必不论矣。
昔者，吴起教楚悼王以楚国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绝减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吴起枝解于楚。
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国以富强，八年而薨，商君车裂于秦。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法而富强。二子之言也已当矣，然而枝解吴起而车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细民恶治也。当今之世，大臣贪重，细民安乱，甚于秦、楚之俗，而人主无悼王、孝公之听，则法术之士，安能蒙二子之危也而明己之法术哉？此世所以乱无霸王也。
【译文】
楚国人卞和在荆山里得到一块玉璞，捧着献给楚厉王。厉王让玉匠鉴定，玉匠说：“这是石头。”楚王认为卞和骗人，就把他的左脚砍掉了。等到厉王死了，武王即位，卞和又捧着他的玉璞献给武王。武王让玉匠鉴定，又说：“这是石头。”武王认为卞和又来欺骗人，把他的右脚给砍掉了。武王死了，文王即位，卞和就抱着他的玉璞在荆山哭了起来，哭了三天三夜，泪哭干了，接着就流血了。文王听说这事，就派人去问缘故，说：“天下受刖刑的多着呢，你为什么哭得这么悲伤呀？”卞和说：“我并不是悲痛受刖刑，我悲痛的是把宝玉叫做石头，把忠贞之士叫做骗子，这就是我悲痛的原因。”文王让玉匠去雕琢他那块玉璞而得到了宝玉，于是命名为“和氏之璧”。
珠玉这类东西，是人君所急需的。卞和献上的玉璞就算是不好吧，也并未给君王带来祸害，然而两只脚都被砍掉了，而后这块珍宝才鉴定为真，论定珍宝竟然这样困难吗！如今人主对待法术，未必像求和氏之璧那样急切，而法术又是禁止群臣士民营私舞弊的；那么法术之士未被杀戮，就是因为成就帝王之业的法术还没有献出来罢了。君主运用法术，则大臣就不能专行独断，左右亲信就不敢弄权；官府推行法治，则游民就会从事农耕，而流荡之士就会冒险奔赴战场；那么这法术就会被群臣士民认为是他们的祸害了。君主并不能违背大臣们的意见，超越百姓的诽谤，唯独自己与法术之言相合，那么法术之士即使到死，法术也不会被肯定。
从前，吴起建议楚悼王改革楚国的陋习，他说：“大臣的权太重，有封邑爵位的又太多。这样就会对上威逼君王，对下就会虐害百姓，这就是国家贫穷、军队弱小的原因。不如把继承三代的封：君的爵禄收回，取消或减少官吏的俸禄，裁汰多余的官员，用来供养干练精锐的武士。”楚悼王推行新法多年而死去，吴起在楚国被分尸。商鞅辅佐秦孝公制定十家连坐之法，有事告发则免罪。
不告则同罪，焚烧儒家经典，申明法令，杜绝私人的请托而奖励对国家有功之人，禁止游说谋官之人而表彰耕战之士。孝公推行新法，君主得以尊显安泰，国家得以富强。后来孝公死了，商鞅在秦被车裂。楚国不用吴起而国力削弱混乱，秦国推行商鞅的新法而富强。他们两个人的话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了，然而吴起被分尸而商鞅被车裂，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由于大臣们受不了新法的苛责，小百姓也憎恶法治。当今的社会，大臣们贪权，小百姓安于混乱，比过去秦国、楚国的风气还要糟糕，而人君却没有像楚悼王、秦孝公那样采纳正确意见的人，法术之士又怎能冒商鞅、吴起那样的危险而表明自己的法术主张呢？这就是社会之所以混乱和没有霸主的原因。
奸劫弑臣
【原文】
凡奸臣皆欲顺人主之心以取亲幸之势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从而誉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毁之。凡人之大体，取舍同者则相是也，取舍异者则相非也。今人臣之所誉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谓同取；人臣之所毁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谓同舍。夫取舍合而相与逆者，未尝闻也。此人臣之所以取信幸之道也。夫奸臣得乘信幸之势以毁誉进退群臣者，人主非有术数以御之也，非参验以审之也，必将以曩之合已信今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故主必欺于上而臣必重于下矣。此之谓擅主之臣。
国有擅主之臣，则群下不得尽其智力以陈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今为臣尽力以致功，竭智以陈忠者，其身困而家贫，父子罹其害；为奸利以弊人主，行财货以事贵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泽；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处哉？治国若此其过也，而上欲下之无奸，吏之奉法，其不可得亦明矣。故左右知贞信之不可以得安利也，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积功劳而求安，是犹盲而欲知黑白之情，必不几矣；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趋富贵，事上而求安，是犹聋而欲审清浊之声也，愈不几矣。二者不可以得安，我安能无相比周、蔽主上、为奸利以适。重人哉？”此必不顾人主之义矣。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无规矩而欲为方圆也，必不几矣；若以守法不朋党治官而求安，是犹以足搔顶也，愈不几也。二者不可以得安，能无废法行私以适重人哉？”此必不顾君上之法矣。故以私为重人者众，而以法事君者少矣。是以主孤于上而臣成党于下，此田戍之所以弑简公者也。
夫有术者之为人臣也，得效度数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奸臣，以尊主安国者也。是以度数之言得效于前，则赏罚必用于后矣。人主诚明于圣人之术，而不苟于世俗之言，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是以左右近习之臣，知伪诈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奸私之行，尽力竭智以事主，而乃以相与比周妄毁誉以求安，是犹负千钧之重陷于不测之渊而求生也，必不几矣。”百官之吏亦知为奸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贪污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犹上高陵之巅堕峻溪之下而求生，必不几矣。”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虚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贪渔下？是以臣得陈其忠而不弊，下得守其职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齐，而商君之所以强秦也。
从是观之，则圣人之治国也，固有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爱为我也。恃人之以爱为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为者安矣。夫君臣非有骨肉之亲，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则臣尽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则臣行私以干上。明主知之，故设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夫是以人主虽不口教百官，不目索奸邪，而国已治矣。人主者，非目若离娄乃为明也，非耳若师旷乃为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