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自称不是政治家，但如果不是政治家、而且不是伟大政治家的话，谁又能在欧洲统率盟军；人人都说他能当总统，他却对总统选举三缄其口……但他知道，取得一个职位的最佳途径就是要让别人觉得自己并不想谋取它。他成功了，他成了白宫的丰人……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使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从一名普通的参谋军官跃升为美国赫赫有名的五星上将，成为世界风云人物。他为打败德、意法西斯做出了自己重要的贡献。
在整个西欧，他每到一处，各国都为他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他被授予“伦敦荣誉市民”称号。就连苏军的最高统帅斯大林也说：“我想同他认识。”并于1945年8月12日向华盛顿发出正式邀请，邀请艾森豪威尔将军以著名军事活动家的身份访问苏联，并授予他胜利勋章。
欧洲战争结束后，艾森豪威尔留在德国任美国占领军总司令。1945年11月，他又被任命为美国陆军参谋长。
如果说从1942年1月至1945年5月，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是当时世界上十来个强人之一的话，那么从1953年1月至1961年1月，他则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
哥伦比亚大学校长
艾森豪威尔拥有许多世界名牌大学的名誉学位和称号，但是周围的人，特别是他本人十分清楚，他获得这些学术上的荣誉并不是因为他对某一门科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是出于对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军事贡献的尊敬。
不过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就连他自己怎么也没有想到过他竟会真正当一回大学校长。1947年6月，艾森豪威尔正式出任美国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校长。
还没有迈入这所驰名国内外的大学门槛，艾森豪威尔就面临着这个陌生的岗位上许多难以回避的棘手问题。首先是一些学术界的代表人物反对艾森豪威尔出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他们认为艾森豪威尔是一名身经百战的将军，哥伦比亚这样的学府应当由学者主持，而不是将军。
艾森豪威尔听到这种议论，心里感到十分地不愉快。难道我仅仅是一介武夫吗？他决心改变人们对他的这种印象。他苦思冥想着摆脱这种困境的办法。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召集学校的教授们举行了一次见面会，在见面会上他坦诚地宣布：他不追求学者的桂冠，在处理学术问题时，教授们说了算，他本人将虚心听取教授们卓有见地的意见。
艾森豪威尔谦虚的作风给教授们留下了较好的印象。这第一关总算过去了。此后，艾森豪威尔虚心学习，他经常到各个班级和院系去听课，这在一所名牌大学内几乎是少见的事。他对历史和物理特别有兴趣。他把较年轻的历史学家们召集在一起，向他们发表讲话，谈他们的职责和任务。他最喜欢的是物理系，他对原子能极感兴趣。他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伊西多·拉比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后来普林斯顿大学的高级研究所准备用高薪把拉比“挖”走，艾森豪威尔亲自登门挽留拉比。艾森豪威尔真诚地对拉比说：哥伦比亚离不开他，而校长本人也急需他的支持，如果他离开，哥伦比亚大学的声誉会遭到十分沉重的打击。艾森豪威尔的真诚打动了拉比，拉比终于同意留在哥伦比亚大学。这对哥伦比亚大学显然是一个收获。
艾森豪威尔在哥伦比亚大学两年半时间内，实际上在那里工作的时间不到一半，他开始实行了一连串的计划，给学校带来声誉、金钱和更加活跃的知识气氛。艾森豪威尔在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期间，也是“全美议事会”的组织者。这个议事会的宗旨是把企业家、劳工、学者、党派代表聚集在一起研究全国性问题。这个组织不仅为哥伦比亚带来了基金，也为学校带来了显赫的名声。
艾森豪威尔为世界有名的经济学家埃利·金兹伯格主持的“保持人类资源”计划筹措款项和开展工作。艾森豪威尔说，他觉得“几乎不可理解，竟没有一所美国大学长期从事有关战争的原因、进行和后果的研究”。为了纠正这一情况，他为“战争与和平研究所”筹集基金。他想说服乔治·凯南任所长。凯南拒绝后，他说服威廉·福克斯离开耶鲁大学担任这一职务。福克斯使这个研究所不断前进和成功地开展工作。
艾森豪威尔到哥伦比亚大学上任时，正是“冷战”寒风吹遍大学课堂的时候。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方面问题的研究，也被宣布为大逆不道。哥伦比亚大学新校长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虽无好感，但却主张必须对其进行研究。一些人说：“艾森豪威尔懂得要掌握事实这个道理。因此，他认为应当研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体系，以便了解它们，从而找到与其斗争的有效方法。”
为了改善农业条件，艾森豪威尔还创设了一个研究土壤——美国“最大的资源”——的“侵蚀和浪费”的计划，并利用他的关系，使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也参与其事。他还建立了一个新“工程中心”。随着给学校的赠款增加，教师的薪金也提高了。研究生院朝气勃勃。总之，艾森豪威尔在他的短短任期内，在开展新的计划方面的成就，比大多数校长在十年中的成就还大。
艾森豪威尔非常善于筹集基金。他从不直接要求捐款，但是，他给他的有钱朋友和熟识的人们写了很多信，解释哥伦比亚大学各方面计划的情况。他向他们清楚表明，如果他们捐款“帮助哥伦比亚来帮助美国”，他会认为这是对他个人的支持。有一次艾森豪威尔专程到得克萨斯，去见一些石油富豪，他设法为哥伦比亚大学筹集到近50万美元。艾森豪威尔能够筹集到大笔的钱，部分地是由于他的介绍和热忱，但主要是由于这些施主们知道，这是与艾森豪威尔将军建立或保持良好关系的方法。
在哥伦比亚任职期间，艾森豪威尔一面主持校务，一面撰写回忆录。1948年，他的《远征欧洲》第二版问世。这部书引起了巨大反响，也给作者赚得了不小的收入。征税机关考虑到艾克不是专业作家，向他提供了特殊的征税优惠，作者的纯收入达476250美元。到1966年底，《远征欧洲》一书在美国销售量达170万册，还被译成了22种文字。
许多关于他的传记作者都肯定，艾森豪威尔离开军队到哥伦比亚大学任职只是他要入主白宫的一个跳板。他们指出，按照美国的传统，国家总统必须具备一定的文职工作经验，而德怀特缺少的正是这个。
当然，作为哥伦比亚大学校长，艾森豪威尔也会忙里偷闲，指导一下哥伦比亚大学足球队。
北约武装部队总司令
艾森豪威尔出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一职后，几乎把所有的身心都投入到了这项他自认为非常新鲜而富有挑战的工作当中，可惜，他在校长位子上呆的时间并不长。正当他已完全适应和习惯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工作与生活时，西方帝国主义集团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的“冷战”开始了。这场冷战涉及经济、意识形态、政治、外交、军事等各个领域。
1949年4月，一个冷战的新产儿，北大西洋的政治军事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了。根据参加国首脑们的一致意见，艾森豪威尔将军是领导这个组织的最合适的人选。
1950年12月18日，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妻子一起正在经俄亥俄州前往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分院。在火车上，艾森豪威尔接到了杜鲁门总统的电话通知。杜鲁门将北约成员国首脑们的一致意见告诉了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后来回忆说：“这一通知让我感到非常失望，我必须重新改变自己已经走上正轨的生活习惯，动身去欧洲。”但是，他又肯定地说：“我对北约的观点是深信无疑的。在我看来，西方文明的前途有赖于它的成功。”
就这样，艾森豪威尔开始走上一条冷战之路，而且成了一名冷战的旗手。
1951年1月7日，艾森豪威尔来到巴黎，他的责任是领导西方大国——北约成员国的陆、海、空军队。艾森豪威尔为建立这个政治军事集团的武装部队，倾注了大量心血。艾森豪威尔聘请蒙哥马利元帅担任最高司令官的副职。这是一项准备战争期间英美进行政治军事合作的政治交易。在北约组织者们看来，聘请蒙哥马利担任这个集团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官艾森豪威尔的副职，为的是突出英美在新的政治军事同盟中的团结。艾森豪威尔又聘请了艾尔弗雷德·格伦瑟中将担任他的参谋长。“五角大楼”对格伦瑟的评价是：他既是一位优秀计划专家，又是一个全军最好的桥牌手。尽管艾森豪威尔为压缩编制尽了最大努力，在巴黎的北约司令部驻地仍聚集了来自12个国家穿着40种军装的200名军官。
北约的创建者想尽量采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斗传统，使这个“冷战”的畸形儿仪表堂堂。他当选美国总统之后，仍把所谓大西洋团结，全面加强在美国庇护下的北约参加国集团的原则，作为其所有外交活动的基础。像北约所有战略家一样，艾森豪威尔不断重复一个观点：只有西方的政治军事统一，才能使资本主义世界免遭“共产主义威胁”。在苏联制成原子武器之后，他宣称：“现在美国人在本国历史上第一次被迫生活在受到完全毁灭危险的条件下。”
“苏联威胁”这个可怕的东西，当时已被利用来混淆西方国家的舆论视听，并成为帝国主义集团奉行侵略的对外政策的借口。
艾森豪威尔所以叫嚷“共产主义威胁”，主要是在政治上和西方右翼集团保持一致。这些反动集团正企图联合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力量，阻挠世界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欧洲地区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地位过去和当时都异常重要。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建立，改变了欧洲大陆的整个面貌。欧洲已成为两种体系斗争的中心，它在很多方面决定着整个国际生活的发展。
在北约成立之后，两种对立的社会经济体系的利益冲突，在地球上的这个地区就特别激烈了。艾森豪威尔作为北约武装部队的最高司令官，积极推行美国侵略性的对外政策，而在这个政策中，欧洲的地位又至关重要。在这种情况下，身居北约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官要职的艾森豪威尔是怎样理解自己的任务的呢？
艾森豪威尔的私人通信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在官方公布的声明中，有不少关于北大西洋集团“防务使命”、“保卫西方文明”、西方的二次世界大战盟友间的“战斗兄弟情谊”等言论。而在艾森豪威尔的私人通信中却谈到了他的另外一项重要使命。1953年3月8日，这位北约武装部队司令官写信对国会议员沃尔特·周以德说：“我作为不分党派的所有美国人的战士和公仆，在欧洲这里的主要职责是，保护和加强美国在大西洋和地中海地区的投资。”
艾森豪威尔本人也清楚，股票持有人的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根本不是一回事。就连普通美国人也经常提醒他这一点。在他的个人档案中，保存不少美国士兵和军官，普通老百姓写给他的信。信中很坦率地指出，美国人民强烈谴责孕育着新军事冒险的侵略政策。一个美国普通军人1951年8月在写给艾森豪威尔的一封信中说：“士兵们经常喝着啤酒议论世界大事和个人的前途。士兵们情绪忧郁。他们得出结论，在未来的战争中他们有两种命运，一种是杀人，另一种是被杀。杀人的想法使他们厌恶，被杀的前景使他们感到恐惧。”写信的人代表自己的伙伴质问艾森豪威尔：我们这一代人真有要成为职业杀人者，就像大家称呼朝鲜战场上的老兵一样吗？
艾森豪威尔给这名军人复了信。他搬用冷战理论家和实践家创造的一切论据，在信中写道，在他看来，只是因为“共产党实行无神论，才迫使美国武装起来”。艾森豪威尔清楚地感到这些道理不能令人信服，他在信中最后便老实地说：“我知道，您和您的伙伴不会把这封信看作是对强烈引起你们不安的问题给予了准确的或者是稍令你们满意的答复。”真是不打自招了！
坚定地主张为了北约的政治利益，可以利用西德的军事经济潜力，这一方针是美国“大西洋政策”的基础，而这个政策在大西洋两岸舆论界眼中是声名狼藉的。美国将自己的政策建立在这种急剧的政治变态上，因而它事先就估计到不仅会遭到舆论界的强烈谴责；也会遇到北约盟国的强烈反对。
艾森豪威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任西方盟国欧洲武装部队最高司令，现在又是北约武装部队第一任最高司令官。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预料到，接纳联邦德国参加北约将不可避免地遭到强烈反对；首先是欧洲国家的反对。他的预料和担心很快得到了证实。深受德国侵略之害的法国，拒绝批准关于建立欧洲防务集团的协定。
艾森豪威尔像在战场一样，对此反应迅速而果断。在华盛顿的谈判中，他同丘吉尔协调了步骤之后，便要求法国政府刻不容缓地“结束含糊不清的态度”，因为“继续拖延将是对大西洋国家团结的一个打击”。在这次外交行动之后，立即成立了英美“研究小组”，研究一旦法国拒绝批准条约应采取的具体制裁措施，在美英威胁面前，法国政府最终还是十分不情愿地同意了重新武装德国，让它加入大西洋集团。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应聘就任北约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官，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重要阶段。这时期的活动巩固了他在美国右翼政治集团中的地位。北约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官，这是政治上可靠的高标准。美国政客们确信，这样的职务能为艾森豪威尔轻而易举地开辟通向白宫之路。
艾森豪威尔虽然领导北约的时间不长，但是，就在这有限的时期内，他已表现出是妄想统治世界的美国垄断集团意志的一个出色执行者。对华盛顿实现侵略性对外政策的路途坎坷，他的心中是有数的。可能从他未来的政治前途来考虑，艾森豪威尔不是口头上，而是行动上表现出了他利用自己全部威望和才能，去实现美国统治集团提出的侵略性对外政策目的的决心。
是块当总统的好料子
从1945年至1953年期间，艾克既不是决策人也不处在制定政策的地位。然而，他与权力的中心很接近，1945年11月，他被任命为美国陆军参谋长（1945年11月至1948年2月），后来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1948年至1951年），担任此职使他得以把纽约金融界和实业界的名流列进自己朋友的名单里，这是一张已经包括了世界上许多政府和军队的高级官员的名单。最后他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部队的第一任最高司令（1951年至1952年）。事后看来，出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这一段插曲虽然不是预先策划好的，但是，却为他出任总统做了充分的准备，类似最高级的进修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