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作镇静，苦度余生。
撰写《希望回忆录》，出访爱尔兰和西班牙，接待佃户。
猝死寓所，后事悉遵遗嘱。
戴高乐在1969年4月28日的这次引退绝不同于1946年的那次引退。现在他已79岁高龄。这是他最后一次从法国政治舞台上退场。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次最沉重的打击。尽管他事前曾对儿子、海军少将菲利普说过，为了避免陷于贝当同样的下场，无论如何，他要在1969年11月22日过79岁生日那天宣布退休。当菲利普提醒他宣布此时退休可能对他的政治生涯产生不利影响时，他又改口说，可把声明推迟到1969年年底，在满80岁以前在例行年终讲话时宣布。传记作家克罗泽说：“戴高乐宁愿在一次有声有色的失败后立即辞职，也不愿随着时间的消逝平淡无奇地走下政治舞台。他的这种选择确实有点英雄气概。这正是他的本色。甚至可以说，他是明知不可为，却有勇气试一试。正如登山运动员在一座无法攀登的山峰面前面临失败一样，他在政治上的自杀也是壮丽的”。然而，他的这次引退，不论是既定方针也好，还是勇敢而壮丽的政治自杀也好，这毕竟是一次惨痛的失败，是一个悲剧。将军虽故作镇静，但无论如何也无法掩饰自己内心的痛苦。他惊悉失败后，不禁哀叹道：“国家不再要我了！法国人不想再当法国人了！法兰西不愿再成为法兰西了！”他的儿子菲利普则说：“这是莫大的悲哀，这是莫大的忧伤。”如果有人对他的这种悲哀和忧伤还有异议的话，不妨听听他对身边的人有过这样一番话：“我在1968年5月负了伤。而现在，他们把我结果了，我现在已经死了。”
将军这次就是带着这种凄凉的心情回到故乡科隆贝拉布瓦塞里寓所的。他在《战争回忆录》第3卷《拯救》中写道：“拉布瓦塞里是我的家，在宦海沉浮和世界变迁中，我曾向往清静的生活。现在，拉布瓦塞里是我的家。当一个人在历史面前碰壁以后，还有什么能比这更使人满意的呢？”这是将军第一次归隐时的自白。不过，那时他可凭借拉布瓦塞里伺机东山再起，而今他却要永远留在拉布瓦塞里苦度余生了。
不过，如今将军在拉布瓦塞里这个家里还得装得若无其事，安然自得。他对私人秘书主任德博兰古说：“总该有结束的一天。也该下台了，并且要善于下台！你得承认，这样离职很好。我在历史面前完成了一次很好的退场。”
在戴高乐这样正式退场后，1969年4月28日中午，资深的中间派人士、参议院议长阿兰·波埃按照宪法规定，进入爱丽舍宫代理总统职务。原戴高乐任内的总理德姆维尔及内阁成员继续留任，只有司法部长执意辞职。他说，无论如何也不愿在波埃手下工作。让纳内接任司法部代理部长。原非洲和马尔加什事务部秘书长雅克·福卡尔被免职，因对此预有准备，他早把自己秘密活动的所有证据随着将军的档案转移到设在索尔菲里诺街的戴派总部去了。另外，他也没有及时向代总统报告使用法国核打击力量的程序。这都使得波埃非常恼火。
戴高乐在哀伤沉默之际，在宣布停止履行总统职权48小时后，即4月30日，蓬皮杜迫不及待地宣布要在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中竞选总统。此事，蓬皮杜事先没有征求戴派人士的意见，但于4月28日却给戴高乐本人写了一封信。信中主要意思是希望老头子同意他的行动，不要干预其事；另外，他还表示他决心使戴高乐主义长存不衰。戴高乐看信后，先是冷冷一笑，后来还是给他写了一封淡漠的回信。信中不满地表示说：“如果你不过早地在几周前就宣布参加总统竞选，情况当然会更好些。你竞选总统将与我毫不相干。希望你特别注意对你4月28日的来信和我今天的回信要保密，不得外传。”当然，信中也说：“我热切希望您获得成功。”不过，从全信内容看，言外之意，是要蓬皮杜莫想得到他的公开支持。与这一情况相反，当加比唐声称要代表“左翼戴高乐派”参加竞选总统，有人想请将军出面劝阻时，将军断然拒绝了。
将军从“停止执行总统职务”那一刻起，就决意“彻底退休”，做“局外人”，决不再出头露面过问政治，决不再接见政府成员。他引退后接见的第一位客人是他的妻舅雅克·旺德鲁。他对妻舅说：“我不愿再同官方的任何事情发生关系，我同他们一刀两断，我把他们当作陌路人。”他还常喜欢对人说：“我已没有部长们在我身旁了。只有云彩、树木和书籍与我为伴。”
戴高乐逐一接见了他最亲近的助手，请特里科、福卡尔、谢瓦勒里和拉朗德将军到科隆贝吃过饭。当接见福卡尔时，福卡尔一谈到某一政治新闻时，他就马上打断福卡尔的话，说：“不，这与我无关。关于此事您不要同我谈……”同他只能谈些有关原伙伴命运安排和将军巴黎私人办公室组织的纯技术性问题。
自从副官弗洛伊海军上校离开将军前去就任“圣女贞德号”舰长后，将军的全班人马就只有一个厨师、一个女佣和一个司机丰特尼尔了。在经济问题上，他决定拒绝领取原总统应领取的丰厚年金和立宪会议成员应领的薪金。将军的助手们自然不能同他提起一些有关他的感受和情绪等有失分寸的问题。而他自己则冷静、沉着，令人难以猜测。大家都本能地理解过去发生的一切。他在科隆贝接见过的一个助手对朋友们谈到将军当时给他的印象时，说：“您不能想像出这是多么伤心、平静和伟大。但我看不出他是一个行将就木的人……”
将军有未来的计划，他立即决定着手写回忆录。5月4日，他要求给收集一些有关1958年他重新掌权的文件。他说：“我现在将用这些文件写作，可能我还会为法兰西作出巨大贡献。”
但是，他内心是不是就是像他要表现的那样平静呢？虽然他已预见到事件的进程，但这仍是他伤心的日子。最使他激动的是，他的卸任是否够伟大？历史会怎样评价呢？要知道，他在1946年是自愿离职的。那时，在形式上他不是被某种投票结果否定的。而现在的情况却不同。他是被迫卸任的；法国投票反对他；1200万法国人，一半以上的投票人投了他的“反对”票！他的自尊心受到了刺激，因为法国马上要重选新总统，国家好像把他全忘了。
想到这里，他又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为了表明他与蓬皮杜竞选总统无关，同时也不让蓬皮杜为难，他决定在国内选举总统期间偕夫人到与母亲家族有血缘关系的爱尔兰旅游。
5月10日，星期六，经谢瓦勒里周密安排，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将军偕夫人乘坐德姆维尔总理给派的一架“神秘-20号”专机飞往爱尔兰。当日清晨，将军夫妇飞抵爱尔兰的科克机场降落。爱尔兰总理约翰·林奇在机场迎接。当局为将军夫妇在西南海岸克里郡的斯尼姆，神秘地包下了拥有12间客房的“苍鹭湾饭店”。他们在那里可以观看海景，将军有时谈起他的爱尔兰祖先。在这新的孤独生活里，将军竟奇妙地感到十分自如。驼背的将军不时拄着拐杖，身着黑大衣，偕夫人到海边散步。虽然他们的行动十分保密，但是不久，这位法国巨人和不爱出头露面的夫人散步时的照片就在许多国家见报了。
将军夫妇在“苍鹭湾饭店”度过了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其间，将军还抓紧时间写《希望回忆录》，不几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关于1958年5月他再度出山、重新执政的第一章的初稿；而夫人则利用闲暇时间编织毛衣。但是，他们在这里休息了还不满两个星期，便按爱尔兰当局的安排，于5月23日晨8时启程，搬至北方科奈马拉郡的卡舍湾一家更舒适、环境更迷人的饭店。6月3日，将军夫妇又返回克里郡一处属于凯末尔地产公司的别墅。克里郡人对将军夫妇迁回克里郡感到自豪。不过，这里虽然美丽、安静，但却寒冷、潮湿。
1969年6月14日，法国总统竞选结果揭晓，蓬皮杜当选总统。将军得知，在这次总统选举中有很多人弃权，蓬皮杜所得的选票仅占全部选票的37％，这低于他本人在公决中所得的47％的选票。接着，他给当时在谢瓦莱里的蓬皮杜打电话，冷淡地表示祝贺，说：“由于国家和个人的一切原因，我向你表示衷心的祝贺。”
既然国内总统选举已经结束，现在将军该回家了。但是，将军还有意要避开在国内庆祝他发出“6·18”号召29周年的这个纪念日，要使国家在“6·18”英雄缺席的情况下纪念“6·18”29周年。
1969年6月18日，戴高乐偕夫人在爱尔兰都柏林应邀到法国大使馆参加达尔古大使举行的午宴。达尔古原是法国抵抗运动的老战士，战争中失去了右腿，是戴高乐反法西斯的老战友。戴高乐给达尔古佩带了荣誉军团指挥官的绶带。当达尔古举杯缅怀“6·18”这个光辉的日子时，戴高乐不无动情地说：“你在这一天感到光荣，因为你是达尔古，而且你是在向戴高乐致词。我也感到光荣，因为，我是戴高乐，而你是达尔古。”当达尔古要求戴高乐在一本《战争回忆录》上签字留念时，戴高乐为其写下了几句尼采的格言：“一切都毫无价值。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然而什么事都遇到了。不过，这也无关紧要。”还有圣·奥古斯特的一句话：“从这本书里你们将了解我，那就为我祈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