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初贞观（627—649年）年间，有一位大半生经历复杂坎坷，但在最后的十六七年间却与唐太宗结下特殊君臣关系的重要历史人物。他既参加过推翻隋王朝的农民起义，也参与过与李渊、李世民争夺天下的几个不同军事集团。武德（618~626年）初年，他又成为太子李建成的重要骨干和谋僚之一。在太子与秦王之间的争夺阴谋中，他曾力劝李建成先发制人，除掉秦王李世民。“玄武门之变”以后，他又以其忠直和临危不惧的胆识，被李世民拔之于仇虏之中，置之于庙堂之上。贞观初年，他自以为身逢明君，遇事尽职尽言，无所避讳，很快得到唐太宗的赏识。但他言无所避、刚直不阿的态度，有时又使唐太宗难堪至极，大为恼火。有一次，唐太宗曾恶狠狠地对长孙皇后表示过：要寻机杀掉这个屡屡让自己下不了台的“乡巴佬”。但唐太宗毕竞是一位求治心切的开明皇帝，当他情绪稳定以后，更加理解这位“乡巴佬”面折廷争的良苦用心，故而又原谅了他，君臣关系益加亲密。在贞观前期的十六七年间，这位老臣先后进谏二百余事，使唐太宗每每为之折服，将他视之为开创“贞观之治”的最重要的谋臣。功臣之一。当这位鲠骨之臣去世以后，唐太宗涕泪交流，追思不已，又将他誉之为“可以明得失”的“人镜”，大发“遂亡一镜”的感慨。这位始为唐太宗政敌，后又成为唐太宗近臣重臣的人物，就是我国历史上以敢言著称、被誉为“前代净臣，一人而已”的谏臣魏仁。
一孤贫少年大器晚成
魏征（580~643年），字玄成，生于北周静帝大象二年（580年）。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人，后来又迁至相州内黄（今河南内黄县）。他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父亲魏长贤为人正直，博学多才，曾担任过隋朝的地方官。这样家庭的子弟，本该有一个安逸、稳定、无忧无虑的儿童时代。但在魏征劝年，却发生了两件给魏征生活以巨大影响的事情。一件是他出生的第二年，杨坚就取用自代，建立了隋朝；一件是父亲魏长贤过早地离开人世，使魏征自幼失去父爱与回护。因此，魏征的少年时期是在隋朝初年度过的，且生活又是清贫和孤苦的。他虽然不善于经营产业，但他从小就胸有大志，希望以后能于一番事业。他读书刻苦，涉猎极广，其读书方法大概亦有独到之处，既能融会贯通，又能把握实质，为他后来的事业准备了初步和基本的文化和思想条件。
魏征虽然幼年丧父，家门非常不幸，但他的青少年时代却是在开皇（581~600年）、仁寿（601~604年）时期度过的。当时，由于战乱与分裂的结束，国家的再度统一，以及隋文帝采取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措施，使隋王朝出现了政治安定、经济发展的新局面。正如《隋书》所说的那样，当时“法令行，君子皆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安定的社会秩序和生活为魏征的读书成长创造了较为有利的社会环境，使他得以不断地提高自己，丰富自己，逐渐增长了效力社会、施展抱负的能力。一旦时机成熟，魏征就会去搏击时代的风云。
仁寿四年（604年），当魏征25岁的时候，隋王朝的政局开始发生激烈的变化。当年七月，杨广谋害了患病中的父亲隋文帝做了皇帝，他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隋炀帝。隋炀帝上台之后，封建剥削阶级的劣根性迅速发展。他奢侈腐化，挥霍无度；大兴摇役，滥用民力；穷兵黩武，三侵高丽；不辨忠佞，滥施刑罚。隋炀帝的倒行逆施，不仅造成“耕稼失时，田畴多荒”，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而且搞得人人自危，扩大了统治集团的分裂和内争。大业七年（611年），作为进攻高丽基地的山东、河北，又雪上加霜，发生了严重水灾，三十余郡惨遭洪水的袭击，天灾人祸将劳动大众推上绝路，于是，酝酿已久的农民起义首先在山东长白山（今山东章丘境内）爆发。到大业十二年（616年），一个全国规模的起义高潮已经形成，见于记载的起义队伍达一百三十多支，有二百多万人参加了这场斗争。从中原地区的黄河流域，到南方的珠江流域，到处都燃烧着反隋的怒火。
动荡、复杂且不明朗的政治形势，既打乱了魏征正常的读书与生活，也使他一时没了主意。在这种情况下，他出家当了道士，以静观形势的发展，政局的变化。
公元616年以后，隋末农民起义军逐渐由分散趋向联合，最终形成三支强大的武装势力。一支是窦建德领导的河北义军；一支是李密领导的河南瓦岗军；一支是杜伏威领导的江淮起义军。大业十三年（617年），当李密的瓦岗军夺取了隋朝的洛口仓城（在今河南巩县）、威震中原的时候，隋武阳郡（在今河北大名县东）郡丞元宝藏也举兵反隋，并主动与李密建立了联系。元宝藏本来与魏征相识，举事后就约魏征来到他的军中掌管文书，专司文告书信的草拟工作。此时的魏征已是38岁的壮年，由他执笔起草给李密的函件，引起李密的注意和赏识。当他得知文书均出自魏征之手以后，就立即将魏征召至军前，仍让他掌管军中文案。魏征加入这支很有希望的农民起义军后，自以为有了用武之地。因此，他曾就瓦岗军的发展等问题向李密陈述过十条建议。但是，这些建议既没引起李密的重视，也没有被李密采纳。
瓦岗军在李密等的领导下，在夺取洛口仓、回洛仓之后，又攻占了黎阳仓（在今河南浚县西南）。他们开仓济贫，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力量进一步增强。公元618年，瓦岗军在洛水击溃隋将王世充的7万官兵，进据金墉（今河南洛阳市东）。不久，又在童山（今河南浚县西南）打败由江都北上的隋将宇文化及的10万人马，并逐渐完成了对隋朝东都的包围。这时，瓦岗军发布檄文，揭露隋炀帝的十大罪状。檄文指出：“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瓦岗军虽然取得了不少胜利，但在战争中的消耗和损失也很大。控制洛阳的王世充，也企图乘李密兵力疲惫之机，向瓦岗军发动新的攻势。
在恶战前夕，李密召集重要军事会议，研究对策与部署。由于魏征当时的地位较低，尚不能出席会议。但他认为此战关系重大，事关瓦岗军的前途和命运。于是，就主动向瓦岗军的长史郑颋谈了自己的看法和主张。他说：“魏公（指李密）虽然在几次大战中取得了胜利，但是我部的骁将锐卒也伤亡惨重；现在，我们的粮饷也紧张异常，有功的将士得不到应有的赏赐，因此土气也不甚高涨。仅此两点就很难再与王世充决战。在此情况下，不如挖深沟筑高垒，打一场持久的防御战。这样不出十天半月，敌人将粮草不继，自动撤军。到时我们再乘机进兵，一定可以取得胜利！”郑颋是投靠瓦岗军的隋朝降官，他根本看不起平民起家的魏征，仅用“此老生之常谈耳”一句话打发了魏征，拒绝接受这十分中肯又十分有见地的建议。对这种腐儒之见魏征也反唇相讥道：“此乃出奇制胜的奇谋良策，不是什么老生常谈！”说罢就拂袖而去。
由于李密没有采纳类似魏征建议的一些正确战略，还由于其部下轻敌麻痹，只求速战。结果在王世充的火攻和奇袭下，瓦岗军全军溃败，葬送了这支很有希望的农民起义军队伍。
瓦岗军瓦解后，李密带领义军残部投奔了已在长安建立起唐王朝的李渊，魏征也随军来到唐都长安。李密降唐时，虽然尚有余众两万多人，他自己也被唐廷封为邢国公，但昔日呼风唤雨的时代已不复存在，一种被冷落的失意感油然而生。后来他利用去洛阳招抚旧部的时机，又打起反唐的旗号，结果兵败被杀。在这种背景下，作为李密旧部的魏征，自然很难得到李唐王朝的重用。
李密死后，其旧部余众仍在山东（太行山以东地区）一带进行活动，特别是驻守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的徐世勣，还具有相当的实力，是李唐王朝实现武装统一的劲敌。为了取得李渊集团的信任，魏征主动请命，表示愿意凭借老关系，说服散居山东的李密余部来归。李渊接受建议后，授予魏征秘书丞一职，责令他去完成“安辑山东”的任务。
魏征到达黎阳以后，立即修书一封送达徐世勣处。书信在陈明形势。晓以利害的同时，劝徐世勣及早来归。信中说：“昔日李密树起反隋大旗，振臂一呼，四方响应，立即拉起几十万人的队伍，势力声威所达已至大半个天下。但后来却一败涂地，他也自认为天命已有所归，神器不可以力争，所以也归附了唐朝。经过群雄纷争，天下之归属已成定局。现在你所占据的黎阳，是各家必、争之重地，如果不认清形势，速速做出决断的话，将失去时机，你的前途凶吉也就很难说了。”徐世勣阅罢魏征的信，经过一番得失的比较，认为魏征之议有理，于是决定率部归降李渊。他一方面派人去长安，表示归顺之诚心；一方面开仓运粮，支持接济被窦建德打败的唐将淮安王李神通。徐世勣率部归唐，对唐王朝的统一战争，以及后来的对外战争均起到重要作用。魏征未动一兵一卒，仅凭一纸书札就收复山东大片土地，其政治和外交才能初步得以展现。不久，魏征又辗转去了魏州，又以同样的方式，劝说元宝藏也归降了唐朝。
武德二年（619年）十月，窦建德挥军南下，夺取了黎阳，正在此地的魏征又成了窦建德的俘虏，他再次加入农民起义军的行列。因魏征曾效力过瓦岗军，并颇有才识和名气，于是已称长乐王的窦建德就委之以起居合人之职。武德四年（621年）五月，李世民率军击败窦建德以后，魏征再度西入长安。据考证，在隋末农民战争和唐初的统一战争中，魏征曾先后两次参加过三大农民义军主力中的瓦岗军和窦建德军，前后在农民军中活动的时间有两年之多。贫苦农民悲惨的命运、迫切的愿望、朴素的思想、组织起来所形成的巨大力量等，既给了魏征以很大影响，也给了他以难忘的刺激。起义军的生活经历虽然不长，但对魏征政治思想及风格特点的形成却有着深刻的影响，发挥着非同一般的作用。
魏征以窦建德部下的身份再次来到长安后，很难得到朝廷的重视。但是，当时朝廷内部的角逐与争夺又使魏征有了出头的希望。太子李建成为了壮大本集团的势力，巩固自己的太子地位，正在刻意地招揽人才。当他获悉魏征具有超人的胆识和才于后，就委任魏征为“洗马”（太子东宫属官，主管经籍图书），并待之以礼。
李建成虽然得以以长子的身份被李渊立为太子，但其地位并不稳固，对他构成最大威胁的就是其同胞弟弟李世民。李世民在策动太原起兵、进军关中和统一战争中，常有奇谋，屡建功业，威望极高，建唐后被封为秦王。以他为首的秦王集团，人才济济，形成了与太子集团相抗衡的政治格局。魏征对这种形势十分清楚，常为太子李建成的前途担忧。
武德五年（622年）六月，窦建德的旧部刘黑阔在重新树起反唐大旗后，又占据了河北，基本上收复了窦建德时期的旧地。
河北形势的恶化，使魏征敏锐地感觉到这将是太子李建成建功立业、提高威望的有利时机。于是，他向太子进言说：“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太子您虽然以年长位居东宫，并得以协助皇上处理政务，但却没有像秦王那样令人折服的战功。现在刘黑闼纠集起的均是散兵败将，人数不足一万，粮草供应困难，他虽然占据了一些地盘，也是不堪一击的。这是一次取得战功，结纳山东豪杰，壮大自己势力，提高威望的绝好时机。太子理应争取率军出征，万不可再错过这个机会。”李建成认为魏征之言有理，在得到唐高祖的同意后，于当年十一月来自率军出征刘黑闼，魏征也被允许随军效力。在与刘黑阔的作战中，魏征主张除刘黑闼以外，其他人员概不追究。这种攻心战术和策略收到相当效果，很快就瓦解了刘黑闼的军队，稳定了唐王朝在河北地区的统治。这一仗的胜利，不仅使太子声望得以提高，而且也使他结交了山东豪杰，壮大了太子集团的势力。
到武德七年（624年），唐王朝终于利用军事和政治手段解决了各地农民起义军和割据的地主武装，取得了统一战争的胜利。但是，中国的再度统一，非但没使唐廷内部的斗争得以缓和，反而以更加激烈和残酷的形式迅速展开。高祖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他以武装袭击的手段，先发制人，一举杀死太子李建成和与太子结为联盟的弟弟齐王李元左，迫使唐高祖改立李世民为太子。政治形势的风云变幻，又使魏征面临着重大的转折。作为太子李建成的旧部，他的命运和前途更是充满风险，难以逆料。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召见魏征，他声色俱厉地斥责说：“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关系？”在场的人都为魏征担心，替他捏了一把汗。而魏征却从容镇定，大有置生死于度外的气概，他坦然地告诉李世民说：“先太子如果早听我的劝告，也不至于遭到今日的杀身之祸。人各为其主，我忠于先太子李建成有什么过错？管仲不也曾射中过小白的带钩吗？”魏征的胆识令李世民暗中称奇。其实，他早就知道魏征具有超人的才华。所以，李世民谅解了魏征，并任命他为詹事主簿（掌管太子文书的官吏）。经过大半生的坎坷经历，魏征到47岁才与李世民结下君臣关系。
四十七年来，魏征经历了隋王朝由创建、发展、强盛到衰落乃至灭亡的全过程。这期间，他既目睹了国家统一昌盛给百姓带来的安定生活，也目睹了隋炀帝的暴政给社会造成的冲击和混乱，更目睹了隋末唐初频繁而残酷的封建并兼战争给社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他既参加过以推翻隋朝残暴统治为目的的农民起义，也参加过为消灭割据势力而进行的封建兼并战争，还参加过唐朝中央政府内部的激烈政治争夺。激荡的时代，丰富的阅历，复杂的斗争，一桩桩，一件件，均对魏征产生过强烈刺激和深刻影响。使他能从多方面认识社会，汲取教训，最终成长为一位头脑清醒、思路敏捷、风格鲜明、大器晚成的封建政治家。
二苟利君国不避嫌疑
武德九年八月，唐高祖传位给唐李世民，是为太宗，第二年，改元“贞观”。太宗即位后，即拜魏征为谏议大夫，赐爵钜鹿县男。唐太宗虽然成功地发动了“玄武门之变”，并最终登上皇帝的宝座，但东宫和齐王府集团的残余势力还散居四方。他们有的还拥有相当力量，作为唐太宗昔日的政敌，担心受到迫害和株连，心不自安，成为贞观初年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魏征对这一社会问题及其解决问题的方针知之甚深。他虽然自己也是出自太子集团，但为了国家的安定大计，他仍然向唐太宗建议对原东宫和齐王府的旧部“要不计前嫌，示以公心，否则祸患和叛乱事件就很难根除”。太宗接受了魏征的意见，明令赦免李建成和李元吉的旧部，表示不再追究，并委派魏征为特使，希望他能以昔日老关系的特殊条件，去河北进行安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