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顺（1815~1861），字雨亭、豫庭。满洲镶蓝旗人，第一代郑亲王济尔哈朗的后裔。父亲乌尔恭阿是济尔哈朗的第十二代王爵继承人，死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三子端华袭封了王爵。道光三十年，道光皇帝驾崩时，端华和僧格林沁、载垣均为顾命大臣。这几位王公一同辅佐新君咸丰皇帝，咸丰皇帝在朝的十一年中，他们忠心耿耿；咸丰皇帝由端华得识肃顺。
肃顺为乌尔恭阿第六子，道光十六年，经例试授辅国将军，任散侠大臣。道光二十九年，任奉宸苑卿。一年后，擢内阁学士后屡任工部、礼部、户部左侍郎，同时兼副都统，咸丰七年（1857）初，擢左都御史，十月，迁理藩院尚书，次年十月，擢礼部尚书。咸丰九年起直至死前数日，任户部尚书、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协办大学士等职。
吏治的好坏影响着民心的向背，民心的向背决定着王朝之兴亡、国运之盛衰，乾隆中后期以来，清王朝吏治败坏，腐败丛生，整饬吏治势在必行。咸丰皇帝执政的最后三四年间，国内外局势一派混乱，为此他逃避于声色。许多以前由皇帝和军机大臣共同处理的军国大事这个时候均由几位御前大臣，主要是载坦和端华来处理，但是这二人生性优柔寡断，因此遇事常常向肃顺请教。这样一来，肃顺逐渐握有重权。肃顺则愎自用，常常用严厉的手段处置昏庸无能、贪污腐化的官吏。所以一旦肃顺秉政，就接连兴起几个大狱，意在抑制腐败。咸丰八年，他在耆英一案中得到了充分表现。耆英与英法联军在天津谈判时陷入困境，他擅自离开天津回京。九卿奉旨议罪，由于肃顺的力主，耆英论死。在处理另一案时，肃顺也同样采用严酷手段。当年十一月，有人弹劾顺天府乡试主考官受贿舞弊。据查，主考官大学士柏俊应仆人之请掉换试卷，致使优者落榜。虽然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柏俊本人有受贿一事，但由于肃顺、载垣及其同党陈孚恩的力争，终于为柏俊论死找出罪名。另外三位卷入此案的官员亦被处死，其中一位是同考官浦安。这种严刑峻法的结果使肃顺等权臣遭人惧恨与痛骂。但是戊午科场舞弊案并非肃顺罗织的冤狱，案情的处理是同当时的战时环境及清朝统治阶级上层的政治斗争息息相关的，处死主考官大学士柏俊艹是肃顺推行重典治国策略的重要步骤，既整饬了吏治、打击了政敌，又为他实施重用汉臣的政策扫清了障碍，戊午科场案对咸同政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道光三十年后的国内动乱，使得清政府财政状况很不稳定。肃顺任户部尚书后不久，即试图进行改革以增加国家收入。咸丰三年发行纸币，当年，政府开始将旧铜币熔化重铸高面值新币。没多久时间，伪币大量出现，京城之外，人们拒用新币。由于货币贬值，通货膨胀，人民生活日益困苦。
咸丰九年末，肃顺逮捕了偷工减料、有贪污行为的铸币局的主管人员和户部官员，一个月后，由于端华的检举，类祐的一名奴仆因和铸币局舞弊行为有关被拘捕。这年底，户部衙门失火，几乎焚毁殆尽，据肃顺推测，此事是几个铤而走险的户部官员所为，以便销毁罪证。此事发生后，又有许多人被捕被杀，但严厉的办法并未能缓和局势，反而更加得罪了从中获利的王公朝臣。由于货币贬值，北京的生活日艰，当时有传说，许多持有贬值的大钱的人在街上遇到肃顺时，即将钱迎面掷向肃顺。
肃顺参与过对外交涉。咸丰九年七月至咸丰十年五月间，他和瑞常在京与俄国使节伊格那捷耶夫将军曾多次举行会谈。咸丰八年签定了《中俄条约》，沙俄从中获取许多权益。为巩固条约所获得的权益，俄国使节又频频来华商谈签订补充条约。谈判恰在大沽口击退英法舰队之后，谈判历时十个月没有结果，最后，俄国使节离京国国，但肃顺与他的私交很好。
咸丰十年九月，桂良在天津与英、法公使谈判破裂以后，载垣和军机大臣穆荫奉旨去通州议和，以阻止英法联军向前逼进。九月十八日，载垣奉咸丰皇帝命令逮捕了英国翻译巴夏礼及其随员，解送北京关押。联军马上在通州附近进击清军。九月二十一日，奕沂取代载坦和穆荫与英法议和，但英法联军继续进逼北京，次日，肃顺护驾从圆明园出逃，九月三十日到过热河行宫。
北京条约缔结之后，英法联军于是撤离，但朝廷仍滞留在热河。咸丰皇帝将朝政委之载垣、端华、肃顺和景寿四位御前大臣。咸丰十一年二月初，肃顺兼协办大学士。此时，掌权的军机处完全在四位御前大臣的控制之下，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和焦佑瀛又成为四位御前大臣发布圣旨的工具。咸丰十一年八月二十二日咸丰皇帝垂危之时命其子载淳继承大统，他已无力亲笔写诏，于是就命令四位军大臣及四位机大臣起草诏书，这八人被封为赞襄政务顾命大臣，在载淳未成年前共同辅政。但是，他们发布的一切政令，都必须征得慈安、慈禧两宫太后的同意。八大臣本来打算不理会这一限制，故而与两宫太后发生矛盾。一位御史建议应由皇太后摄政，辅之以皇帝嫡亲时，肃顺和众辅政当即起草一道谕旨斥责这位御史的建议。皇太后起初拒绝签发这道谕旨，但在八大臣的胁迫下不得不最终发出。另外，肃顺身为总管内务府大臣，主管皇太后的用度和供给，当时京城传说他有意使皇太后挨饿。
后来，皇太后与奕沂密谋推翻入大臣。咸丰十一年十月，清王朝人马从热河返京时，肃顺受命护送咸丰皇帝梓宫，慈禧太后带领幼帝比肃顺早一日抵京，表面上是为了迎接大行皇帝的辞官进城，但慈禧太后一到北京就传旨逮捕肃顺及其他辅政大臣。这一天夜晚，奕沂及一队骑兵迅速抵达肃顺的驻地，肃顺从床上惊起，没有经过任何反抗即被逮走。在北京其他几位辅政大臣也被突然拘捕，次日，当下令逮捕他们的谕旨公之于众时，他们的生命即已经走到尽头。十一月十八日，肃顺在刑场斩首示众，载垣、端华赐自尽以维持体面。据当时的记载，肃顺在临刑前大骂太后和奕沂，并埋怨其余几位辅政大臣没有听他的话牢牢地掌握住大权。
肃顺集团的其他成员受到一定的惩处，其中驸马景寿得免，由于他是奕沂的姻亲，其余辅政大臣退出军机处，有的流放有的革职。陈孚恩被视为肃顺的心腹，发往伊犁，同治五年（1866）为土匪所杀。耆英之子奏请昭雪其父，被拒，因其父罪有应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