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了，我爹就让我抱着弟弟去了另一间屋子，他自己坐在炕上唱戏，是很悲的那种。
我记得，那晚的月亮又大又圆，像是要从天上掉下来一般；那晚也很冷，冻得我和弟弟瑟瑟发抖。
我弟弟感冒了，发烧得厉害，我爹起初没在意……是啊，他怎么会在意呢？他就那么直挺挺地躺在炕上，除了偶尔冒出一两句悲伤的戏词，一声不吭，让我怀疑他是不是死了？于是，我经常偷偷过去探他的鼻息，我害怕他真的死了，万一他再死了，我和弟弟就没有一个亲人了——在这个村子里，我们是唯一的外来户。当我知道他不会就这么轻易的死掉以后，就开始关心起我弟弟来，我没命地给他灌凉水，我听别人说过，发烧以后应该使劲喝水。再后来我弟弟就傻了，也就是现在说的弱智了。说到这里，杨远突然停下了，凶巴巴地横了我一眼：“小子，你伸什么舌头？”
我哪里伸舌头了？这么凄惨的故事我伸那玩意儿干什么？
我连忙坐正了，冲他点点头：“远哥，别打岔，我在听呢。”
杨远轻轻叹了一口气：“唉，我知道你不愿意听我说这些没意思的……”
我连忙辩解道：“哥哥，你可冤枉死我了，不愿意听我是孙子。”
我知道我接受的任务是什么，不就是十天半月的工夫吗？很快你就上你的路了，爱说什么你说就是了。其实，我真正关心的是他在监狱里的那段经历……得，先让耳朵受会儿累吧。我挪过去，给他揉着肩膀，腆着脸鼓励他：“远哥，你讲得太好听了，听得我热血沸腾，请继续。”
“你奶奶的，算我倒霉……”见我耳朵上还夹着他的烟，他伸手给我弹了出去，“不好好听就别想抽我的烟。小子，你说吧，想听什么？是不是想直接听蹲监狱的那一段？那我就打发你个满意……把烟给哥哥点上。”
点上烟，杨远的眼圈恢复了正常，把脑袋靠到乌黑的墙面上，目光开始迷离起来。
兄弟，你知道83年的严打吧？我就是在那一年踏上劳改之路的。
因为我家的户口是非农业人口，当我十六岁够了上班的年龄，就在市第三机械厂就业了，那是1982年的冬天。尽管我的户口是城里的，可那时候我很自卑，因为我是在乡下长大的，总觉得自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乡下人。所以我办任何事情总是小心翼翼，生怕被别人耻笑。尽管这样，我还是经常被人大声呵斥，甚至有人曾经当着我的面喊我“老巴子”，声音高得吓死驴。那时候，我们家已经搬到了城里的一个街道。我爹在一所学校里当教师，我弟弟傻得不成样子，整天流着口水蹲在门口晒太阳。我很心疼他，下了班就把他抱进屋里，给他讲一些开心的故事听。我总是觉得，我弟弟的傻是由于我的疏忽大意造成的。我有一个要好的同事叫李俊海，跟我的情况差不多，也是农村来的，是个一根筋脾气。有一次他被人欺负了，气哼哼地对我说：“杨远，咱不能这样窝囊，咱得联合起来跟他们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