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当时的苏联情况异常：国防部长暂缓了出访日程；苏联最高领导人安德罗波夫之子被密召回国，国家电视台用古典音乐取代了正常的音乐和文艺节目……嗅觉极为敏感的一些西方国家人士推测到安德罗波夫亡故了。当夜，在美国国会举行的一次晚宴上，他们纷纷向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探询。多勃雷宁在谈笑风生中，巧妙地运用了模棱两可的策略回答了这个很难直接回答的问题。他说：“他好好的都会被气死了。”其实，安德罗波夫前一天就亡故了，只是克里姆林宫当时正在安排权力移交，密而不宣罢了。
学会运用模棱两可的策略，和使用模棱两可的语言，不仅可以谦虚地表达意见，使对手服从自己，也可以使自己较少地失言和出错。如果洽谈中对方提出了比较尖锐的问题，自己一时不知怎样回答，请记住千万不要急于回答，更不必担心拖延回答会如何如何。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一些模棱两可的话先把问题岔开，等考虑好了再回答也不迟。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一家企业和日本一家企业就引进技术设备问题进行洽谈。洽谈中，日方代表在出售技术设备的价格上坚持已见，使洽谈陷入了僵局。这时，中方代表没有继续在价格问题上讨价还价，而是撇开了这个话题，大谈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景，明确表示中国要引进外国技术和设备的决心很大，因此不仅要同日本人打交道，还要同美国人、欧洲人打交道。日本代表也很敏感，悟出了其中的弦外之音，从而意识到：如果这次洽谈斤斤计较，就会影响双方的关系，甚至会失去中国这个广阔的大市场。于是，日本人作了让步，双方很快取得了共识，签订了协议。
38．直截拒绝法
勇敢是对于通常会引起恐惧的东西抱着鄙夷态度的品质，它鄙薄、蔑视、压倒一切恐吓我们、桎梏人类自由的东西。
如果你采用了许多拒绝的方法，而对方就是不领会，还是一味地死缠硬磨，那就应当直截了当地回绝，要敢于说“不”。
如果对方提出的要求违背原则，也要直接说“不”，不要给对方以任何希望或可乘之机。
尽管一口回绝可能得罪人，但自己可以落得个心里踏实。特别是领导干部有时更应该采用一口回绝的方法。凡是有利于公益的事就做，凡是有背于公益的事坚决不做。
1928年2月，夏明瀚不幸被捕。尽管敌人软硬兼施，但他铁骨铮铮，坚强不屈。敌人决定杀害他。在下毒手前，国民党一个高级军官主持做最后“审讯”，妄图多少获得一点有用的东西。“审讯”中，夏明瀚故意用答非所问的技巧，无情地嘲弄了敌人，使敌人狼狈不堪。在最后“审讯”中敌人烤问夏明瀚的姓名时，夏明瀚说姓冬；问他年龄，他说是共产党万万岁；问他籍贯，他说四海为家，籍贯是全世界；问他的宗教信仰，他说共产党人不信神不信鬼。当敌人惊问夏明瀚为什么“强词夺理”、“胡说八道”时，夏明瀚回答说我是按照你们国民党的逻辑在跟你们讲话，你们都是这样，把黑说成白，把天说成地，把杀人说成慈悲，把卖国说成爱国。所以姓夏说成姓冬理所当然。
敌人无计可施了，气急败坏地宣布：“就地处决！”夏明瀚从容地要来纸笔，挥笔写下了光照天地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瀚，还有后来人！”写完，掷笔于地，慷慨就义。
再如1931年10月，王若飞同志被捕入狱。在法庭上，他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揭露驳斥敌人的诬蔑，把法庭当成了战场。
首次开庭，一个姓靳的法官劈头就问王若飞参加共产党的犯罪事实，王若飞同志轻蔑地望了望靳法官，然后反问他是否懂得法律，那法官如学生回答老师的问题一样，恭敬回话。然后王若飞同志加劲说道，什么民国？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一批强盗！所谓“紧急治罪法”，无非是保护帝国主义、在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法律！试问制定这种法律的时候，有哪一个工人、哪一个农民、哪一个其他劳动者参加过？你们执行这种法律，只能说明你们是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和封建势力的工具，是它们忠顺的奴仆而已！王若飞义正词严的答辩，弄得伪法院院长和靳法官面红耳赤，好半天说不上话来，靳法官只好强词夺理地说：“我不管你这些歪理，反正你有罪！”
“我有什么罪？我犯的是反对你们祸国殃民的罪行的‘罪’！是反对你们投敌卖国的罪行的‘罪’！是反对你们专制独裁、剥削人民、欺压人民和贪赃枉法的罪行的‘罪’！如果你们真是英雄好汉，如果你们还有一丝一毫的天理良心，咱们就到大庭广众中去，让群众评一评理，是共产党犯罪，还是你们犯了十恶不赦的滔天大罪！”
“你这样的目无法纪，我们不让你到街上去煽惑群众！”
王若飞说：“原来你们的法律是见不得人的！”
王若飞同志驳得伪法官们张口结舌讲不下去，只好宣布退庭。
以上两例他们视死如归，不但揭露了敌人的阴谋，而且宣传了真理，这不是一般的拒绝，而是严辞斥责。
当然，在和平时期，托你办事的人不是敌人，我们不可能斥责，但对于违背原则的请求进行严辞拒绝还是可以参考的。
39．诙谐抗议
幽默而机智的妙言就像润滑济，可融洽双方合作的感情；坦率而风趣的巧语犹如开窍药，能够创造神奇的效应。
幽默指有趣可笑而意味深长的语句。幽默而机智的妙言就像润滑济，可融洽双方合作的感情；坦率而风趣的巧语犹如开窍药，能够创造神奇的效应。
人际交往中，开个得体的玩笑，可以松弛神经，活跃气氛，创造出一个适于交际的轻松愉快的氛围，因而诙谐的人常能受到人们的欢迎与喜爱。但是，开玩笑开得不好，则适得其反，伤害感情，因此开一块儿玩笑要掌握好分寸。
请听一辆公共汽车上两位乘客的谈话效果：
“昨天看的一部《孤儿的春天》实在很好。”第一个说。
“你真的觉得很好么？”第二个用倔强的语调质问他。
“剧情不错，对改善社会风气别有一番见地。”
“见地在哪里？”第二个仍用那种语调说。
“还用问吗？它不是指出不良少年都是被迫走上岐路的吗？”第一个似乎有点儿不悦了。
“这算什么别有见地？”第二个依然用质问的语气说。
这两位乘客话不投机，气氛很是尴尬。
毛病出第二人乘客用质问的话气来谈话，这是最容易伤人感情的。许多夫妻不睦，兄弟失和，同事交恶，都是由于一方在质问式的态度与对方谈话所致。
像上述两位乘客如果第二个乘客改变了他的态度，坦白地说出了他对电影的见解，而不要用质问的方式窘迫对方，这样的谈话就愉快地进行下去。
谈话时习惯质问对方的人，多半是胸襟狭窄，好吹毛吹疵，与人为难，或性情乖僻，或自大好胜，所以在谈话小节上，他把他的品格表格表现出来了。
其实除了在某些场合如法庭上的辩论和拒绝反驳语境之外，质问是大可不必的。如果你觉得对方意见不对，不妨把你的看法表达出来，而不必质问，来使对方难堪。
还有些人爱用质问的语气来纠正别人的错误。
“我想昨天是今年以来最热的一天了。”
“你怎么知道。”
对方虽然说错了，但你何必要先给他一个难堪的质问呢？你明知道昨天36℃，而前天却达37℃，那么你说出来好了。先质问，后解释，这犹如先给对方一个精神打击，然后再解释一样，这不需要的一拳，足以破坏双方的感情。
虽然，虚心、诚实、坦白、尊敬别人，是谈话艺术的必备条件，但在拒绝别人不合理的纠缠时，免不了要使对方为难一下。除此之外，借以逞一时之能，于人于已皆无好处，在正常的交往中你不愿别人损害你的尊严，你也不可损害别人的尊严，如果你想使对方心悦诚服，越在意见分岐的时候，越不可用质问的方法，当对方被你的质问所窘迫时，在表面上他是失败了，但他必定会怨恨在心。这是拒绝中应该事先估计到的。
还有些人在争论中常说这句话：“你少给我来这一套。”一般情况下说出这样的话，火头已到了快冒出时候，你不防给他浇点水轻轻地说一句：“我给你来那一套？我这人从来不行贿受贿，你想要的那套我还不愿给你呢。”有这种玩笑的方式，拒绝再和别人讨论得不到解决的问题。
40．装疯卖傻
识时务者为俊杰，在危难之时，为了自己以后事业有成，就必须认清时务，在危难之间作出暂时回避。
这个世界是永远存在着矛盾与斗争的，利益之争、权力之争、钱财之争、欲望之争……使人间无时不刻不充斥着险恶。在处事过程中，谁也不敢保证自己不会陷入别人强迫自己的境地，如果真是险情在即，就更应该沉着冷静，迅速开动脑筋，发挥聪明机智，因势制宜，随机应变以“装疯卖傻”的方式去拒绝别人的要求，从而保全自己。
头脑发达的人，他们应用这种方法是得心应手的，我们喜闻乐道的济公就是一个典型人物。战国时期，有一位著名的军事家孙膑，他少年时就聪明过人，心智绝顶，后拜名师学习文韬武略，颇受老师的喜爱。他的同学庞涓，其人心计诡谲、阴险狡诈，他明知自己才能远不及孙膑，就想法迫害孙膑，不过他表面出与孙膑交好的样子。孙膑为人心地敦厚，秉性善良，所以根本就没有觉察到他的险恶用心，与庞涓毫无戒备地议论时局，指点江山，搞得庞涓越发嫉妒孙膑的才能。
后来，庞涓出师了，到魏国被招为附马，深得魏王的重任。他深知孙膑的存在早晚会对自己构成威胁，就写信邀请孙膑到魏国共事，等到孙膑来到魏国，他就利用手中权力迫害孙膑。在魏王面前诬陷孙膑，魏王信以为真，下令要处斩孙膑。庞涓又在魏王面前替孙膑求情，建议将处斩改为“膑刑”，即砍去双腿的膝盖骨，表面上是救了孙膑，实质却是“一箭双雕”，既迫害了孙膑，又可把其留在身边，控制他的人身自由，为己所用。他把已成残废的孙膑留到自己府中，假装殷勤照顾，并要孙膑将平生所学写成兵书。
孙膑在惨痛的血的教训面前，终于认清了庞涓的真面目，他深知兵书著成之时，就是自己被斩之日，他心计周密，知道自己现在掌握在庞涓手中，稍有反抗，就会遭受更深的迫害。他决定深藏仇恨，等待时机，为了拒绝为庞涓著书，于是他开始佯装疯癫，整日在街头爬来爬去，夜晚则睡在茅厕、牛栏和猪圈等处。虽然庞涓没有看出孙膑是在装疯，但他仍派人暗中监视孙膑，一旦发现破绽，就派人暗杀孙膑。因此，孙膑为拒绝庞涓的利用和迫害，只得整日整露宿街头，忍受种种不堪忍受的心灵折磨。
后来遇到了齐国大将田忌出使到魏国，孙膑才得遇救星。他见到孙膑，非常同情他的遭遇，就秘密地带到带到了齐国做了他的谋士，后来齐国打败了魏国，杀了庞涓，才为他报仇雪恨。
在整个人生转折的过程中，孙膑为拒绝庞涓的阴谋和被利用，巧妙地运用了“装疯卖傻”的策略，既保护了自己，也削平了惨害自己的敌人，真可谓是一剑双雕。“装疯卖傻”是在临危之际，隐其锋芒，以自己的屈辱来拒绝别人。古人云：“识时务者为俊杰”，民间也有“好汉不吃眼前亏”的说法，实际也就是要人们在危难之时，要拒绝别人就应该利用“装疯卖傻”。教育人们凡是要有想成就事业，必须认清时务，如果在危难之间一味抗衡，不讲策略，英雄是英雄，却无人为你喝彩，最终将以一个失败者的面貌脱下衣装。
“装疯卖傻”，忍的是暂时的屈辱，从长远的角度看，他是以最终的胜利为底线的。一个能够做出“装疯卖傻”的举动，来拒绝别人的人，他必是一个在素质和思维能力上都超人一筹。
41．非常拒绝法
非常时期采取非常手段，非常紧急的情况下，采取非常手段同样可以使事情转危为安。
有些办事者在紧要关头万不得已时，可以突然采用一种致命的手段：在百般求告，仍不见效，走投无路之际，以一些超常的举动，比如可以口中大叫：“看在老天爷份上，您就高抬贵手，开开恩吧！”紧接着身子挺直，双膝向下跪倒在有决策权的关键人物面前。
这可是一种非常的手段，在日常生活中，这样的场面肯定是很难做出的，并不鲜见。像下跪这种方法，是一种拒绝替别人办事的极端手段，其威力之大，远非其他方式方法可比，它可以使决策者无余地退身。也许有人对这一举动嗤之以鼻，不屑一顾，认为此举低三下四，尊严扫尽，猪狗不如。
须知，非常手段要用在非常时刻，必要时，舍出老脸，“舍生取义”，也无可厚非。德国皇帝雪地长跪求教皇的壮举，就堪称办事一绝。教皇是基督教会的首脑，在中世纪欧洲，由于各个王国内封建主割据林立，连年混战，造成王权衰弱，局势混乱，这时只有罗马教皇可以统一指挥各国、各地区的教会，加上各民族又都信仰基督教。因此，教会在群众中影响很大，这就使得罗马教廷成了凌驾于各国之上的政治实体，国王是月亮，教皇才是太阳，教皇成了各国国王的共同的太上皇。国王登位、加冕要由教皇来主持；和国王同行时，教皇骑马，国王只能步行；接见的时候，教皇坐着，国王要屈膝敬礼国王的权力来自教皇，君权神授，神权高于王权。
一个人从出生、成年、结婚一直到老死，处处都要受教会的管理和控制，教会拥有自己的土地、监狱和刑法，向居民征收“什一税”，还用“开除出教”的办法来对付一切反抗者。一个人如果被开除了教籍，他的一切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也就失掉了。这是一种最令人害怕的惩罚，连国王和皇帝也不例外。
1076年，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与教皇格里高利争权夺利，斗争日益激烈，发展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亨利想摆脱罗马教廷的控制，教皇则想把亨利所有的自主权都剥夺殆尽。
亨利首先发难，召集德国境内各教区的主教们开了一个宗教会议，宣布废除格里高利的教皇职位。格里高利针锋相对，在罗马拉特兰诺宫召开全基督教会的会议，宣布驱逐亨利出教，不仅要德国人反对亨利，也在其他国家掀起了反亨利浪潮。
一时间德国内外反亨利力量声势震天，特别是德国境内的大大小小封建主都兴兵造反，向亨利发起挑战。
亨利面对危局，被迫妥协，于1077年1月身穿破衣，骑着毛驴，冒着严寒，翻山越岭，千里迢迢前往罗马，向教皇忏悔请罪。
格里高利故意不予理睬，在亨利到达之前他躲到远离罗马的卡诺莎行宫。亨利没有办法，只好又前往卡诺莎拜见教皇。
教皇紧闭城堡大门，不让亨利进来。为了保住皇帝宝座，亨利忍辱跪在城堡门前求饶。
当时大雪纷飞，地冻天寒，身为帝王之尊的亨利屈膝脱帽，一直在雪地上跪了3天3夜，教皇才开门相迎，饶恕了他。
亨利恢复教籍保住帝位返回德国后，集中精力整治内部，把曾一度危及王位的内部反抗势力逐一消灭。在阵脚稳固之后，他立即发兵进攻罗马，以报跪求之辱。在亨利的强兵面前，格里高利弃城逃跑，客死他乡。
在这次历史上著名的“卡诺莎之行”中，显然，亨利是别有用心的。在他与教皇对峙，国内外反对声一片，特别是内部群雄并起，王位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他利用苦肉计取得和解，赢得喘息时间，以便重整旗鼓，东山再起，再和教皇较量。结果，他把这件事办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