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9年到自治区检察院的，开始在办公室工作。那时候我们叫他的职务：马院长。区党委的领导职务比他高，可都称他“马老”。是什么原因呢？我想：一是资格老，参加革命早，北方地区最早创立红军游击队就有他。他枪法好，还有点武功，打仗勇敢，指挥有方，在部队中威信很高，群众中流传着他的好多英雄事迹。新中国成立后，他就是政协中央常委。但更主要的是马老作风好，人们打心眼里尊敬他，1960年，我曾同马老到区劳改农场视察工作。当时有的领导下去，总是预先通知，下面等着欢迎。可马老不搞这一套。下去以后正碰上食堂吃土豆，马老不让另外做，和职工们一起吃了一顿土豆。农场的同志过意不去，马老却乐呵呵地笑了：“这是革命传统饭！再好不过吃家常饭了！”马老爱喝酒，下去后喝酒，总是自己掏钱，让大家一起喝。说到工作，不论到了那里，总是他先向基层领导汇报自己检查的情况，然后才请基层提意见，很尊重基层干部。平时和干部们相处，只要同志们有困难，他总是解囊相助，工作上有差错，有失误，很少指责、训斥，总是耐心地启发诱导。因此，大家称他“马老”是发自内心的敬佩。
陈天美（区检察院处长）：
马老执行政策很严谨，特别是在逮捕人的问题上，尤其慎重。就我来说吧：我是1962年由县上调来区检察院工作的。“四清”中我差点被打成反革命抓起来，当时马老不在。马老回来后，了解了情况，当即予以制止。马老说：“这个同志出身好，刚参加工作，是工作界限分不清，不能算包庇坏人，工作上只要好好学习，加强教育，是个好同志。”就这样，大家尊重了马老的意见，才使我幸免于难。再举个例子：一次，下面报来个男女关系案，要处理，马老看后说：“这里有个界限问题，一定要区分好：是一般的男女关系，还是流氓强奸，流氓成性，玩弄女性？确实影响很坏的，才可处理。否则，还要靠教育。”
杜希文（经济检察处处长）：
我同马老接触多。先在检察院，后来又在法院。
马老党性强，对中央政策是坚定执行的，但逮捕人很慎重。大家都记得“中宁事件”。那年中宁县连续报来9个破坏牲畜案，都按反革命对待。开始，我们批了两案，还阻止不了，就觉得里面有问题，请示马老后，马老要我下去调查。经过调查发现，有个社员破坏牲畜案，就是因为这个社员割了驴子的耳朵，问这个社员，他说：“我哪里舍得杀驴，杀了驴，春播怎么办！可是家里没粮食，实在饿得不行。驴的耳朵长，吃了它，不会影响春耕。”听了真叫人又好笑，又同情，这哪里是什么破坏？像这样一些案子向马老汇报后，就都停办了。又有一次，一下子就报回来40多个案子，人少又很紧，大家有了急躁情绪。马老知道后说：“办案子一点马虎不得，我们一定要对党、对人民负责。”马老亲自派我们深入下去调查。告诉我们：“只要查清了，按政策办事，不要有顾虑。该办的办，不该办的退回去。”由于他的信任，大家查案认真，很快就弄清并不是那么回事，于是很快把案子退了回去。
马老作风过硬。1966年，我同马老去陕北老区慰问了一次。曾在马老认识的一个教员家里吃了一顿饭。最后付了饭钱，这个教员当时拗不过收下了，后来又用信寄了回来。马老对我说：“看来，再寄回去就不好了，干脆咱们不领补助算了。”其实，马老从来也没有领过什么补助。
马老对党有着深厚感情。“文化大革命”中他受了迫害，但一点儿也不计较。人们问起他，他风趣地说：“一桩小事！其实，这一次只不过比郭洪涛那一次时间长一点罢了。没啥！”看看，马老的肚量多大！他对党的感情真深！
马老能受委屈，但容不得歪风邪气。他工作认真，可是不按“上面”的指示办，而是按党的政策办。一个上面的案子让他审查，他看了后说，“这是‘三角恋爱’，不是什么反党不反党的问题！”由于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盲从，他的专案组长很快就被撤职了。刚才大家说的那个中卫县的杀人案，初看很圆，完全可以认定。只是“死者”的头发黄，而群众反应这个女人是黑头发，马老不放心，让再查。结果发现：根本不是被害人的头发，而是事发前早已扔掉的死孩头被狗衔回来的，才把这案拖下来。原来夫妻闹架后，女人出走了。有人发现了粪堆上的一个小孩头，就断定是丈夫杀了妻子。后来这个女人找到了，这个案子才算了结。由于马老的慎重，一桩冤案避免了。
至于马老教育子女严谨，不用自己的关系为子女安排舒适的工作，更不允许子女用自己的名义去办事，也很感人。时间关系，我就不赘述了。
李鸿勋：
马老在检察院工作期间，批捕率只有百分之七八十，少的卡到百分之三四十。该捕的捕，不该捕的不捕，可捕可不捕的不捕，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冤假错案。
左连会（处级检察员）：
我补充几件事：马老工作认真负责细致，无论是执行政策，还是日常细小工作，都能体现出来。如马老50年代时曾率工人休养团去东欧访问，工作很忙，但白天访问参观的情况，每晚都要向国内汇报，严格遵守外事纪律。
在宁夏像马老这样老资格的领导不多，但被尊称“老”的只有他一个。别人叫他马老，他总是说：“不，我是老马。”
他经常搞调查研究。我在固原陪他调查多，他不是听听汇报而已，而是走到监狱，亲自同犯人谈话。有一次，下雨汽车打滑，马老亲自下来推车。
马老关心群众生活，体谅群众疾苦。当时我们夫妻两地生活，经济困难。我想回北京，回不去，马老就写信说服我爱人调来银川工作。
他到基层，从来没有见他搞过一次特殊。都是在招待所买饭吃，他爱喝点酒，一般是晚上自己买酒大家喝，但他从来没有喝醉过。马老亲切得很，说让他唱一唱，他就唱一段山西梆子，和同志们的关系很融洽。
刘志远（原银川市检察长）：
马老同我接触很早，刚来时我是二处处长兼办公室主任。马老来，检察院还没有车，后来才有了个破车，我给找了司机，但马老也很少坐。
马老诚实，生活作风艰苦朴素，保持着老八路的作风。他来时穿着一双灰皮鞋，一直到我走，还是那双灰皮鞋。我同他一块去北京，在餐车上只吃点面包、面条。他让我给他买面包，我买的面包他吃后说：“你怎么不给我买酸面包？”我才知马老爱吃酸面包。
马老党性强。庐山会议后，领导调我去青铜峡市工作。马老当时有不同看法，但领导已决定的事，他坚决照办了。为了安慰我，做我的思想工作，他亲自坐车把我送到青铜峡，让我不要闹情绪，不要背包袱，安下心来，做好工作，一定要相信党。马老的宽阔胸怀和气度，深深感动了我。
马老作风好。他经常是骑着他的小26型自行车上下班。当时他是区党委委员、纪检书记、检察长，却一点不摆架子。
1963年冬，青铜峡市撤销，我调回银川。马老既关心干部，教育干部，又信任干部。革命事业心很强，不但他艰苦朴素，而且教育同志们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李先润（区检察院副检察长）：
大家说的都是切身体会，马老确实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最后我再说两句：
1960年，检察院办了个食堂，马老和大家一起吃大锅饭，也得了浮肿病。司务长为了给大家填饱肚子，就用两辆旧自行车（公车）到乡下换回几百斤萝卜，马老知道后狠狠批评了他。司务长觉得是为大家办事，没有把钱装了自己腰包，很不服气，说：“这事不要你管，出了事我负责任。”一下子把马老气火了说：“我不是要你负责任，责任是我检察长的。问题是这样办违犯政策，怎么能拿公家的东西换萝卜吃！卖了自行车，不下乡行吗？肚子饿，紧紧裤带嘛！我们为什么不能为党为国分忧，为什么不能和群众同甘共苦？”这是同志们记忆中马老发的唯一的一次脾气。虽然挨了训，司务长却更敬重马老了。
“四清”中，马老保护了一批干部，保护了一批群众。因此，大家都知道，马老是党的好干部。“文化大革命”期间，本院群众没批过他，外单位批，本院群众还跟着保护，下放“五七”干校劳动，人们总是抢着帮马老干分下的活儿，这是大家对马老的深厚感情啊！直到他调走，一直到他去世，我们都有联系。马老住院期间，我们都去看过他。他是一位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儿子，应该为他树碑立传。你们这次来，我们很欢迎，给提供资料，这是我们的责任，写好马老的传，也是我们的希望。
由于时间关系，会就开到这里，但看得出来，大家肚里的话还有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