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三届委员会副主席，离休老干部马佩勋同志。
马佩勋同志因患脑栓塞合并肺炎病，多方治疗无效，于1984年12月11日16时20分在银川逝世。终年77岁。
马佩勋同志又名马英，山西省孝义县人，1931年5月参加革命，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山西晋西红军游击队战士、班长，陕西红军游击队中队长、政委，陕北红一团政委，西北义勇军政治部主任，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代主席，陕北省工会委员长，晋西特委书记，太岳军区二一二旅政委，太岳南二地委书记，吕梁地区七地委、九地委和临汾地委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政委，晋南中心分区司令员，吕梁军区副司令员。建国后，历任山西省劳动局局长、党组书记，省总工会主席，全国总工会第一机械工会副主席，宁夏回族自治区监委副书记，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高级法院副院长。马佩勋同志是全国总工会八大、九大执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二届、三届、四届、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马佩勋同志曾参加谢子长领导的营盘山、瓦窑堡、三合镇、合水等10多次较大的战斗，为发展和壮大人民武装、开辟陕北革命根据地，建立人民政权作出了很大贡献。1933年冬，他指挥了木头峪暴动，歼灭了张东蛟民团。1934年，在甘肃南梁率领部队袭击敌游击司令车奉夫部队，组成南梁游击队。1935年，他虽遭受王明路线的迫害，但对革命仍然坚定不移。1936年，他为红军东渡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并领导和坚持了开辟革命根据地的群众武装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马佩勋同志长期在山西太行山和吕梁地区开展武装斗争，组织和领导灵石、孝义等县和双池镇地区的群众抗日工作。1938年，马佩勋同志奉命率领部队担负延安至太行山护送干部、机密文件和兵工厂的转移工作，机智勇敢地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追击，通过一道又一道封锁线，圆满地完成了任务。1942年，他领导了解放浮山的战斗。1945年4月，他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解放战争时期，马佩勋同志在山西吕梁地区领导了土地改革运动，并指挥了晋中、临汾等战役、战斗，在多次战斗中，他身负重伤。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马佩勋同志主要负责工会和司法工作，为党的工运事业和贯彻司法工作的方针政策做了大量工作。他长期参与协商国家大事，认真执行党的统战政策，切实贯彻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密切同党外人士合作，发展壮大了统一战线。
在“四人帮”横行时，马佩勋同志遭受了迫害，但他实事求是，敢于讲真话，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
粉碎“四人帮”后，马佩勋同志坚决拥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坚决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十二大确定的宏伟目标，坚决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的领导，他对党和国家欣欣向荣的景象由衷地感到高兴，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党中央提出机构改革和实现干部“四化”的战略决策后，他胸怀全局，放眼未来，为了革命事业的兴旺发达、后继有人，主动地要求退下来，让年富力强的同志担负领导工作，他离休后，仍然关心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关心人民政协工作，关心党的文史工作。他不顾年高、体弱、多病，亲自动手撰写革命回忆录。就是在他患病期间，仍然为抢救党的革命史料呕心沥血，先后阅改了约10万多字的文史资料。
马佩勋同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不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对革命、对党无限忠诚，具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坚强的党性和崇高的品德，他是我们党内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者，他心怀各族人民的利益，他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马佩勋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大家失去了一位老同志、老战友、老朋友，使我们党失去了一位忠诚战士、优秀党员，我们在沉痛悼念马佩勋同志的时候，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坚强党性；学习他实事求是，坚持原则，对工作高度负责的革命精神；学习他对同志谦虚谨慎，对朋友热情诚恳，对群众体贴关心的崇高品质；学习他严于律己，平易近人，不谋私利，克己奉公，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在党的领导下，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
马佩勋同志安息吧！
马佩勋同志和我在一起工作
赵起
佩勋同志出生于山西省孝义县兑九峪镇的碾头村，家境贫寒，无力上学，识字不多。青年时在石嘴会粮店当小伙计，后到太原兵工厂做工，深受旧社会的压迫和剥削之苦，从而参加了共产党和陕北工农红军，与旧政权开展了武装斗争。在陕北参加了打土豪、分田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轰轰烈烈地进行了土地革命斗争。
1936年春节刚过不久，红军冲破黄河天险，进入山西，要北上抗日，首先解放了石楼县城，阎军本想在“关上”抵抗一阵，可是在红军的猛攻下，阎军不堪一击，抱头鼠窜，从大麦郊河下来，恐慌万状，溃不成军。红军随后紧追，来到双池镇一带暂息。大队人马住在双池镇周围村庄，红十五军团地方工作委员会住在双池镇“永爱沅”铸铺的院内，由马佩勋同志负责。
我想参加红军和共产党的愿望已久，由侯德长推介，我参加了红十五军团地方工作委员会。马佩勋从侯德长的介绍中，知道我的斗争性很强，和劣绅地主村长张颖生斗争了3年之久，早已向往共产党和红军。佩勋同志和我谈话后，他确认我是一个坚决为革命献身的战士，立即分配我担任工作委员会的秘书，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开展了打“永兴当铺”和“富展店”的工作，同时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党的政策，揭露阎锡山的许多反动欺骗宣传。发展游击队，成立贫农团和农民协会，派游击队袭击敌人的区公所，缴获步枪10余支，手枪1支，俘虏区助理员2人，区警5人，防共保卫团10余人，在双池一带筹集了大量抗日经费和大量物资。
马佩勋同志对干部放手信任，他认为我可以成为他的得力助手，介绍我参加共产党，并让我担任灵石县第一个支部的书记。在双池很短的时间里，他成立了4支游击队，提拔了马佩岐、冯来保、冯克五、孟来保等担任队长，均作出了可观的成绩。4月回师陕北时，游击队已发展到500人，干部将近100人。这些干部到陕北后，有的进了红大三科，有的进了中央党校普通一班。后来这些干部奔赴抗日前线，成为骨干力量。
回陕北后，我进了中央党校，马佩勋同志分配到陕北省工会担任主席，他认为我很可靠，是他的得力助手，又从党校将我要回省工会担任秘书。当时省工会没有秘书长的编制，实际上我是行使秘书长的职权，机关一切事务工作均是我负责处理，而且兼任机关支部书记，这样佩勋同志就可以摆脱机关的事务工作，全力领导省工会的重要工作。
当时蒋介石调动了100多万大军，筹划大规模“围剿”，党中央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依靠老苏区，在西北创造更大的苏区；老苏区变为游击区，争取东北友军”，这个三位一体的任务。马佩勋同志为贯彻党中央的这一指示，到下面布置工作。在敌人四处出击的紧急时刻，他将爱人景月娥和1周岁的小男孩留在瓦窑堡而无暇顾及，高桂滋的部队进攻瓦窑堡到了最紧张的时刻，仍听不到马佩勋的信，我才找人将他爱人和小孩子送到景家沟他岳父家中。而他为了完成工作任务，没有离开过工作岗位，一直到瓦窑堡失守，他也没有回家看过爱人和孩子。他的这种为党为革命的忘我精神，对我印象最深、教育最大。
瓦窑堡失守后，我找到省委，适遇马佩勋也回到省委。我将省工会的内部工作和账目向省委做了书面汇报，即进了中央党校高级第一班，马佩勋同志又调任陕北省苏维埃主席。西安事变后，中央白区部派我回山西开展工作，我到唐家营找省委写了介绍信，顺便去苏维埃政府看望马佩勋同志，他诚恳而又热情地待我，让我实难忘怀。在当时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真是费了很大的劲，买了1只鸡和2斤荞面来款待我，实属不易。
1937年9月，马佩勋从中央回来，打听到我在双池镇成立决死队和牺盟会，他来找我，到双池后和一一五师战地工作团都住在双池高小内。战地工作团负责人是一一五师民运股股长郭显颜，马佩勋暂帮他扩军，要求我们解决扩军的粮食问题，我即全部承担了这一任务。
10月初马佩勋和我商量要成立晋西特委，我即辞去了动委会的工作。在双池高小内正式成立了晋西特委，由马佩勋担任书记，我担任组织部长，王文达担任宣传部长，又调贾长明回来担任民运部长，冯克五、郭庆贤也在特委会工作。在特委会上决定，分头到各县找关系和地下党接头，给他们布置工作。让贾长明回汾西县负责县委工作，调郭万胜来灵石负责县委工作，确定韩俊英负责隰县党的工作。马佩勋和我到孝义下堡，由总部介绍曹诚、梁占祥二同志来，马佩勋和我决定曹诚负责扩军，梁占祥负责孝义党的工作。1937年2月，总部又介绍刘绍南和焦力同志，确定刘绍南到平遥负责党的工作，焦力到介休负责党的工作。接着我又按马佩勋的意见布置扩军，发展游击队。派张明喜在双池、孟家焉一带发展；派侯恩俊在大麦郊、张村一带发展；派刘玉琦在神堂底、东西营堂一带发展；派韩仁寿在韩家沟一带发展。3月底，佩勋同志让把这4部分游击队结合起来，成立了一个八路军晋西游击支队，马佩勋任支队长，我任副支队长。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现有的这100多人，编了一个中队，由张生荣任中队长，冯克五任指导员，主要在兑九峪一带活动，打击日军小股部队，在一次与敌战斗中，中队长张生荣同志光荣牺牲。
这部分队伍后来成立陈支队时，编入陈支队的二团，成为陈支队二团的基础，马佩勋同志担任了二团的政委，5月晋西南区党委分派我担任汾孝中心县委书记，从此我和马佩勋同志就分开了。
马佩勋同志最大的优点是善于团结干部，善于发挥同志的优点和长处，所以干部都很乐于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他又能放手使用干部，因此能充分发挥出干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来。他很有魄力，善于开展工作，长于整顿部队，很机智，对打游击战争很有办法。
其他经历也知道一些但不具体，就写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