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杀害任志珍同志和白德胜同志的枪声刚落，“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血债要用血来还”的标语口号就撒在瓦窑堡城内，“同和公”“华生昌”店铺的门前，“为革命奋斗，先烈不惜头，死得光荣，踏着烈士血迹，在压迫下斗争，前赴后继”的挽联就贴在“万一新”“协成店”商店对面的墙上，“革命志士胆气豪，面对屠杀大声笑，野火难烧春风劲，血染红旗万代飘”和“壮士死比泰山重，后生怎能不悲痛！”“挥泪继承烈士志，拿起刀枪去闹红！”等标语张贴在中山大街的墙壁上，这些也都广为流传在人民群众中间，进一步激励和召唤人们觉醒。在瓦窑堡，有许多青年踏着烈士的血迹走进革命队伍，参加了谢子长同志领导的工农红军。
志珍同志和德胜同志遇难的噩耗传来，同志们都陷入悲痛之中！瓦窑堡的革命群众和烈士家属，连夜把烈士遗体运到“成宫寺”，安葬在城东五里地的山坡上。英勇的烈士永远朝着瓦窑堡，永远向着太阳升起的东方！
谢子长同志得知任志珍同志和白德胜同志壮烈牺牲的消息，十分悲痛。他说：“任志珍、白德胜是党的好儿女，人民的好战士。”他号召共产党员、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学习志珍同志和德胜同志的革命精神，完成烈士的未竟事业，把革命进行到底！马明方同志在烈士牺牲不久，就下令处决了出卖烈士任志珍的叛徒戴侄，为烈士报了仇，为人民除了害！
1934年2月22日，杀害烈士的敌军营长张建南，也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瓦窑堡群众群情激奋，高呼：“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口号，押着张建南在英雄门外向烈士低头认罪，血债终于用血来偿还了。
曾经和任志珍同志、白德胜同志同甘苦、共患难的老战友，年近八旬的革命老人高兰英同志常让儿孙们围坐在她身旁，讲述志珍、德胜为革命英勇战斗的光辉事迹，教育后代学习先烈的革命精神，永远跟党干革命，为祖国的四化作出贡献！
烈士英名永放光芒——怀念王墉同志
马佩勋
革命烈士王墉同志，曾经生活在山西，战斗在山西；他的忠骨，也留在山西。
从1948年3月，王墉同志在临汾战役中光荣牺牲，到如今已有34个春秋了！无论是在炮火纷飞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的日子里，每当我回忆起王墉同志革命的一生，想起他为党为人民英勇献身的光辉业绩，总是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
我和王墉同志初次见面是在1940年秋。那时，太岳军区党委派我到二一二旅担任政治委员，王墉同志是这个旅的五十五团团长。听同志们说，他是大学生出身，但他平易近人，没有架子，穿着朴素，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始终能保持普通战士的本色；他性格开朗，热情诚恳，善于团结人；在我这个文化不高的老兵面前，很谦虚，我们很快就熟悉了。
王墉同志生于1915年，是河北省乐亭县人，兄弟姐妹7人，他排行第六，后被过继给叔父。他幼年时，因家境贫困，随叔父闯关东，叔父做小生意，供养他读完高中。九一八事变后，回到原籍河北，曾在北平、天津一带做工，饱尝了封建剥削之苦。后来，他经人介绍到山东济南，当了《救国日报》记者。1933年底，他以新闻记者的身份第三次回到北平，加入“北平新闻学习救国会”，后又参加了“社会科学研究社”，其后还参加了东北流亡学生在北平组织的“东北青年救国会”。以后，他又进入华北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在此期间，他积极投身于一二九运动，并参加“北平联合会”。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初，王墉同志来到太原，参加了“牺盟会”。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担任沁源公安局长。在敌寇统治十分严密和敌人多次进行扫荡的极为残酷的斗争环境中，他坚决依靠群众，将沁源县公安局武装改组为抗日游击队，活动于祁县、太谷、榆次、寿阳、沁源、武乡一带，择机打击敌人。
王墉同志没有上过军事学校，但他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党中央的指示。有胆有识，善于从战争中学习经验，在战争中迅速成长。他由一个士兵到担任连长、营长、公安局长、侦察科长、团长、分区副司令员和旅长，不论平时训练演习，还是战时行军打仗，他总是吃苦在先，冲锋在前，出色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战斗任务，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他卓越的军事才能，至今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1941年春，驻守在太岳区南部的蒋介石和阎锡山的30多万军队，采取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不抵抗政策，在仅有的5万日军的进攻下，溃不成军，将岳南和中条山的大片土地，拱手送给日军，使千百万中国人民惨遭蹂躏，陷入日军的屠刀之下，广大人民群众纷纷要求八路军南下，抗击日本侵略者，保卫家乡。
1941年5月，我二一二旅奉命向临汾屯留公路以南的敌占区进军。我军每到一地，积极开展群众工作。我看到王墉同志亲自带领战士刷标语，搞宣传，帮助穷苦百姓解决生活困难。他还亲自编辑一些反映部队生活，歌颂军民关系的故事、快板、戏剧等小节目，进行演出。对于鼓舞士气、教育群众、打击敌人，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南下两个多月，我军先在沁水、翼城、浮山、安泽、临汾各县，帮助地方干部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组织游击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迅速打开了局面，站稳了脚跟，开辟了岳南抗日民主根据地。
老奸巨猾、顽固不化、坚持反共反人民的阎锡山，对此怕得要命，恨得要死，立即调遣他的主力部队四十三军、六十一军，勾结日军渡过汾河，越过浮山南部的四孔山、二峰山，向我抗日军民大举进攻，妄图攻占四十里岭，逼我步步后退，以夺得太岳区南部，进而向北进犯，达到摧毁我太岳区抗日根据地的罪恶目的。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太岳军区政委薄一波、司令员陈赓，当即命令我旅在六旅政委和参谋长率领两个团的兵力支援下，协同作战，坚决消灭破坏抗战，向我进犯的敌人。当时，我旅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3个团合起来也只有一个正规团的兵力，而且武器装备都不如敌人。8月9日在浮山县南西马、合潞2村战斗打响，我旅3个团在泰家圪、扬家河、西城村一线摆开，坚决阻击敌人二0五、二0六、二0七、二0八4个团的猛烈进攻。在敌人的猛烈炮火下，我军指战员坚守阵地，个个奋勇当先，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经过两天两夜的激烈战斗，杀伤了大量敌人，敌人士气顿时低落，一蹶不振。第2天清晨，我和六旅的政委、参谋长一块观察了地形，根据敌情，共同研究作战方案，计划派五十五团王墉带领部队，利用敌人的空隙，采取猛虎掏心战术，奇袭敌人的指挥部，消灭敌人机炮连，拦腰切断敌人的联系，并且在消灭敌人之后，严密封锁消息。五十四团埋伏在向浮山方向行进的路上打伏击，把敌人压向沟里，五十六团作为机动。其余的两个团从两侧迂回，包围敌人。整个战斗要求速战速决，因此五十五团的行动是起着决定意义的一战。
在部署各团战斗任务时，我看到王墉目光炯炯，脸上泛着兴奋的笑容。看来，对分配他们埋伏“猛虎掏心”的重担，感到很满意。部署完毕以后，我紧紧握着他的手问道：“王墉同志，有什么困难吗？”他充满信心地笑了笑说：“政委，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老实说，对王墉同志每次接受任务，总是那样痛快、那样坚决，对胜利充满了信心，这一点我是非常满意的。可是，这一次我却有些放心不下。如果让他带领一个班，或是一个排，去偷袭敌人，要做到丝毫不让敌人发现是完全可能的，而这次他要带着一个团，从敌人阵地的缝隙中间插过去，穿过敌人一道又一道的警戒线，钻进敌人的心脏，而且在整个战役打响以前，首先消灭敌人的指挥中枢，拿下敌人的炮兵阵地，这需要多大的魄力、多大的机智和勇敢啊！只要有一个人暴露了目标，不仅会影响到整个战役的胜利，而且他们自己也有被敌人“包饺子”的危险。当我看到王墉同志坚定而沉着的神情，立刻打消了担心的念头，鼓励他说：“好吧！祝你成功！准备工作一定要细致周密。”
王墉同志赶回部队以后，立即进行战前动员，积极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他还进一步侦察了敌人前线的防御工事，兵力和火力点的分布情况，并且在浮山附近一座古庙前，组织部队进行临战演习。临出发以前，王墉同志命令战士一律轻装，还和各连干部对每个战士携带的武器弹药、干粮袋、挎包、水壶都进行了严格的检查。要求战士无论是快慢行军，还是匍匐滚爬，都不许发出一点响声，前卫部队还按照敌人的模样进行了化装。
11日晚上10点，部队出发了，在向导的带领下，部队沿着西马沟那条崎岖坎坷的小道急速行进。700人的部队寂然无声，黑幽幽的沟谷，隐没了战士的身影，只有每个人左臂上的白毛巾，吸引着后面战士的目光，联络着整个部队。王墉同志迈着大步，紧跟在六连派出的尖兵排后面，机警地注视着周围敌人的动静。
凌晨3点，全团战士神不知鬼不觉地越过了敌人的重重障碍，从赵城村西南面的深沟里摸了上去，包围了敌人机炮连的哨所，敌人的哨兵惊慌地问：“谁？口令！”没等“令”字喊出口，哨兵手中的枪已被猛扑过去的六连战士夺了过来，结果一枪未响，整个哨所的敌人全被围缴了。接着，王墉同志指挥各连“一刀子插到底”，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敌人的炮兵阵地，缴获了敌人4挺机关枪和2门迫出炮，敌人炮兵阵地丢失以后，整个联系被切断了。王墉同志严密控制敌人，封锁消息，按计划完成了任务。
这时，西马、含潞各处敌人见攻不上去，也采取迂回战术，恰好与我军迂回部队六旅的两个团遭遇。我军攻势猛烈，锐不可当，敌人一触即溃，纷纷逃窜。
拂晓，我军乘胜追击，向敌人发起总攻。各处敌人见此情景，惊恐万状，纷纷打来电话，请求炮兵支援。插入敌人心脏的王墉同志，随即命令被俘敌人的炮兵，架起大炮，调转炮口，向着西马、含潞各处敌人阵地开炮猛轰。怒吼的炮弹使敌人疑惑不解，惊慌失措。而我军听到炮声，全线振奋，发起冲锋。敌人闻风丧胆，纷纷垮了下来，向浮山敌占区逃跑，早已埋伏在这里的我五十四团各路如猛虎下山，势如破竹。用刺刀、手榴弹迎头痛击敌人。打得敌人连忙往回跑，又遇到我迂回部队五十六团和王墉同志带领的勇士猛追上来，把敌人一下子逼迫到赵城滑家河的深沟里，形成前后夹击，四面围歼的局势，2000多个敌人，很快成了瓮中之鳖。敌军闻名的六十一军二0七团团长高桥，穿着不合身的士兵衣服想混在俘虏中准备逃跑，没等化装好就被我捉住了。这次战斗只用了两三个小时，歼灭敌人2个团，俘虏敌人2000多人，还活捉了敌人的2个团长，缴获了敌人的大量枪炮弹药。
打了胜仗，部队喜气洋洋，情绪非常高涨，战士们夸赞说：“王团长带的五十五团，这回可立了大功！”在一片喝彩声中，王墉同志并没有因此而感到轻松，心里却很不安。在这次战斗中，由于通信联络工作做得不够周密，致使全团最能打伏击的七连一排排长赵玉书，在与自己友邻部队发生误会中，不幸中弹牺牲了，王墉同志十分难过，他痛苦地在自己腿上砸了一拳说：“唉！通讯联络没搞好，都怪我！”王墉同志这种正确对待自己，虚心自责、严于解剖的精神，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王墉同志在二一二旅五十五团工作期间，十分重视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素质的训练，他经常对干部战士进行革命教育，教育大家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八路军，不论遇到任何艰难困苦，都要立场坚定，充满必胜信心。他不顾行军打仗的疲劳，总是在战斗间隙，抓紧对部队进行教育训练。他还从实际出发，针对战斗中暴露出来的主要问题进行训练，发动指战员出主意，想办法，群策群力，把训练工作安排得生动活泼，他带的部队始终富有高昂的战斗力。
王墉同志患有严重的脚气病，一到夏天，两只脚流脓，痛痒钻心，但他毫不在乎，始终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非常关心群众，时刻把战士的冷暖饥寒挂在心上。每到一地宿营，他都亲自到炊事班帮厨做饭。吃饭时，总是和战士们在一起，边吃边谈，谈笑风生，和战士情同手足，大家关系十分融洽。一次，有位战士的爱人从地方赶到部队看他，不料第二天，这位战士在战场上牺牲了，他爱人十分悲痛。遇到这种情况，王墉同志总是耐心细致地做好家属和烈士的善后工作。每逢过年，或者举行庆功大会，吃饭时王墉同志总是把牺牲战士的筷子摆上，贴上名字，以示悼念。这对稳定战士的情绪，巩固革命部队，都起到了积极作用。王墉同志是学生出身，但他很热爱劳动，每次部队帮助老乡干活，他都身先士卒，鞋子一脱，就下了地，没有一点官架子。
1942年冬，二一二旅合编，我向军团首长建议，留下王墉同志的五十五团，直属纵队领导。后来，王墉同志率领部队南下，开辟了汾南解放区，任太岳五分区副司令员，对创立晋南解放区建立了卓越的功绩。解放战争中，王墉同志任人民解放军八纵队二十四旅旅长，率领部队转战于临汾、运城地区。1948年3月21日中午，在解放临汾的战役中，王墉同志亲临前沿，察看敌情，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33岁。
王墉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明磊落的一生。1949年，王墉同志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的国家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今天，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正在为建设两个高度文明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在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活动中，我们要学习和发扬王墉同志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艰苦奋斗，廉洁奉公，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努力搞好党风，为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力量。
刘经国提供，1982年9月30日
对《新军二一二旅的诞生和发展》的几点意见
马佩勋
读了薛克忠同志撰写的《新军二一二旅的诞生和发展》一文，觉得写得很好。他真实地记述了二一二旅诞生和发展的过程，并系统地反映了我党我军组织人民武装，开展对敌斗争，推动抗日运动向前发展的一些情况。除了陈如意同志写的补充意见外，我也回忆并提供一些情况。因事隔多年，可能有不够确切的地方，仅供参考。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