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励志思路决定出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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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走出墨守成规的怪圈(5)

有几位科学家正在设想研制一种“航天母舰”——所谓海上流动火箭发射场。用他们设想的“航天母舰”发射火箭既省钱又安全。广阔的海域无人居住,因此用“航天母舰”发射火箭万一出现事故,可以大大减轻其破坏程度和人员伤亡。若“航天母舰”开到赤道附近海域发射火箭。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借助地球自转来获得额外推力。不难想像,“航天母舰”这一奇想如果能实现,将为人类太空研究打开一扇新的“天窗”。

奇想其实离现实并不是太遥远,许多昨天的奇想今天已经变成了现实。

达·芬奇不但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着名的艺术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工程师。有一次,他的一位朋友从前线回家。达·芬奇抽空去看望朋友,并向朋友详细询问前线的情况。朋友伤心地告诉他:“且不说敌人的炮弹可能把人送上天,就是自己的大炮也不保险。”

“为什么?”

“大炮在射击时后坐力太大了,整个炮架往后跳。经常伤人。我的脚就差点被它撞断。”

“那可以想办法把后坐力消灭掉。”

“目前,专家们对此还没有什么办法。”

“其实,这很简单。把两门炮的尾部对着,一齐发射,后坐力不就互相抵消了吗?这种朝向相反的炮可以叫双头炮。”

“啊!这怎么行!这不是有一门炮往自己阵地打吗?”

确实,达·芬奇的想法荒唐可笑,但我们不能否认他的思路是正确的,即在后坐力产生的同时,用一个大小相等、作用相反的力将它抵消,这样大炮发射时炮架就不会往后跳。他为后来的研究者指明了方向。

光阴似箭,转眼4个世纪过去了。美国有一位名叫戴维斯的海军军官,在一份资料上看到了达·芬奇关于“双头炮”的设想。这引起他极大的兴趣。

1914年,戴维斯经过深入的研究,在“双头炮”的基础上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门无后坐力炮。这门炮不是用两门炮制成,而是将“双头炮”的两根身管合二为一,并且将两门火炮的发射药背靠背地放在一起。也就是说用一根身管和一包发射药,使炮弹向两个相反的方向射击。此外,他把向自己这方射的炮弹改为大型铅弹。由于铅弹的质量大,发射时只会后飞行一小段距离。

戴维斯把达·芬奇的设想变成了现实。但他并没有满足于此,而是继续往前挺进。后来,他又将铅弹改为假弹,大炮的操作安全又提高了一步。改进后的大炮发射时,假弹变成许多碎片,散落在炮的后面。

戴维斯发明的无后坐力炮受到军队的欢迎。但是士兵们在使用这种无后坐力炮的过程中还是发现了一些问题。其中,最核心的问题仍然是安全问题。因为往后发射的假炮弹有时会击伤操作者。

对于这个缺陷,戴维斯绞尽脑汁,但他最终还是没有想出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

科学家的发明创造,就像峡谷中的河流,需要这个山头注入一股清泉,那个丘壑注入一股洪水,才能形成波澜壮阔的大江,向前奔去。

20世纪20年代初。英国科学家库克为无后坐力炮“注入了一股清泉”。他创造性地将无后坐力炮的后半截炮管截去用“气”代替假弹,即在炮的尾部装了个喷气管。这大大提高了炮的安全性。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在这以后,有些兵器专家试图对无后坐力炮做进一步的改进,但都未获得成功。直到1944年,英国兵器专家丹尼斯·博尼才实现对它的进一步改进,在前人基础上成功研制出一种反坦克炮。

达·芬奇荒诞不经的“双头炮”设想,导致无后坐力炮的诞生,真可谓发明也荒唐。

奇思异想像蒲公英的种子,随风飘舞。生活中蕴藏着丰富的奇思异想资源,可以列出一大串。从中寻觅一个你感兴趣的设想,作为发明题目,也许会诱发出你的创造灵感,获得惊人的突破。

拓展思考的空间

面对迅速发展的世界,澎湃而来的资讯,一日千里的科技,我们如何去应对?拓展思考的空间是必由之路!

要想拓展思考的空间,很多时候需要我们把头脑中固有的知识放到一边,以一种陌生的,外行的,甚至是孩童式的眼光去审视,种种框框也许会退避三舍,思考才可能真正求得突破。

一位老师叫小朋友们到黑板上玩画图接龙的游戏。这个游戏看起来非常简单,不过是参加游戏的人,在别人画的东西上添上几笔,变成一个新的东西。

第一个小朋友画了一个长方形,说:这是一个盒子。

第二个小朋友添了几条线,说:这是踢橄榄球的球场。

第三个小朋友添了一个倒写的Y,说:这是放乐谱的架子。

第四个小朋友把放乐谱的架子围起来,说:这是一个电灯泡。

第五个小朋友,添上一笔说:这是她妈妈在穿紧身裤。

这一笔竞可使原来的一件东西,变成这么多新的东西,实在令人叫绝。这才是创意。

人几乎天天都在思考,但思考的空间是否一样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或许大家都听过这个广为传诵的小故事,是说一位作家询问一个放羊娃:

“你放羊干什么?”

答曰:“攒钱。”

“攒钱干什么?”

“盖房。”

“盖房干什么?”

“娶媳妇。”

“娶媳妇干什么?”

“生娃娃。”

“生娃娃干什么?”

“放羊。”

“放羊干什么?”

“攒钱。”

于是,一个新的生命轮回又开始了。

这个故事读来令人忍俊不禁,然而。其实许多人的思考方式极像这个放羊娃,被困在自己的框子里,什么问题都在这方小天地里打转转,坐井观天,周而复始。

人,既然有这么一个可怕的框子,我们就应该把这个框子找出来,问问他姓什名谁,让他“阳光”一下,然后宣判它的死刑,把它摔得粉碎。专家考证的结论是,这个框子不是别的,正是头脑中的某些观念,即常识、定理、规矩、经验等兄弟几个。

在伽利略之前,很多天文学家在望远镜里都看到了月球黑暗的部分里有一些光点,这些光点逐渐变大变亮,最后跟其他光亮的部分合而为一。

学识渊博的天文家们便从“科学的角度”思考,寻找“科学而又合理”的答案。而青年伽利略与那些专家们相比,头脑里装的东西太少,对天文学更是知之甚少,没有框框,思维自然像脱缰的野马。他想,这个现象多像早上的太阳照射在山上,太阳爬得越高,山谷的阴影缩得越小,最后整个山头都照射在阳光之下。因此,伽利略下结论说月球表面一定不是光滑的,是高高低低跟地球一样有山有谷的。

当然,伽利略说得一点不假。但是当时伽利略是被当作疯子看待的,他曾经到处流浪,躲避教廷的迫害。

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某一年,法国某报进行了一次有奖智力竞赛,其中有如下一道题目:“如果法国的博物馆卢浮宫失火了,情况只允许抢救出一幅画,你会救哪一幅?”

于是,成千上万的人涌到卢浮宫去做实地凋查,去一一核实每一幅画的价值。人们在众多价值连城的名画世界里,比较着,选择着……他们很难做出最后的抉择,因为许多艺术珍品都是绝品。结果,在该报收到的成千上万个回答中,一个从来没到过卢浮宫的人,以最佳答案获得试题的奖金。他的回答是:“我救离出口最近的那幅画。”在那种万分危急的情况下,也许离出口最近的那幅画才能获救。

上述两例告诉我们的都是一个道理,即拓展思考的空间,必须突破头脑中那些固有的知识的限制,以一种陌生的,外行的,甚至是孩童式的眼光去审视,种种框框也许会退避三舍,思考才可能真正求得突破。

据说,一位大科学家收了个徒弟,他问这个徒弟:“早上做什么?”答日:“找资料。”

“中午干什么?”

“做实验。”

“下午干什么?”

“写实验报告。”

“晚上干什么?”

“做明天实验的准备。”

大科学家追问说:“那么,你用什么时间去思考?”

我们不少人不是天天在忙吗?我们有几个人能够做到拿出一定的时间去思考呢!古人讲:“一日三省吾身”,恐怕我们连“一省”也颇为难得了!

以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是说知识越多越不好,有些时候我们要使自己的头脑变成一片空白,一个真空世界,让思维神驰万里,去描绘最好最美的图画。

没有怀疑就没有创新

对科学家来说,富有怀疑和批判精神,是最基本的素质。没有怀疑就没有创新。科学一旦与怀疑绝缘,那它的生机和活力也就不复存在了。

曾荣获诺贝尔奖的奥地利物理学家泡利敢于向任何人发难。

有一次,他的老师玻尔在一次讨论会上发言,正讲得起劲,泡利突然大声说:“你住口吧,不要再冒傻气了。”玻尔脾气一贯比较好。他不但没发脾气,还温和地说:“但是,泡利,你听我说……”泡利毫不客气地立即顶回去。说:“不,我一个字也不愿再听了。”

还有一次,那是1954年2月下旬,中国留美的杨振宁教授应着名科学家奥本海默的邀请,到研究所做学术报告,当时泡利也在场。当杨振宁刚写下一个数学公式,泡利就马上追问:“您写的公式中,有一项的质量是多少?”

泡利问的这个问题,当时还根本无法回答。因此,杨振宁含糊地回答了几句。可是当杨振宁再往下讲时,泡利不依不饶,又站起来问:“那质量到底是什么?”杨振宁教授只好尴尬地离开讲台坐下不讲了。后来,奥本海默讲了几句圆场的话,报告才算勉强讲下去。

第二天,泡利写了一个条子给杨振宁,表示非常抱歉,并说明自己并无恶意。

当然,泡利也有犯错误的时候。

1956年春,两位华裔学者杨振宁和李政道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新猜想,认为在一种称为“弱相互作用”中,“宇宙”是不守恒的。杨振宁和李政道知道,要想让大家信服,必须通过实验来证明。于是,他们请中国来的吴健雄教授来进行这个实验。

此时,全世界的物理学家都翘首以待,盼望吴健雄能通过实验,得出一个或对或错的结论。泡利同样很关心吴健雄的实验,他非常肯定地认为,杨振宁和李政道一定错了,宇宙守恒是绝对不会动摇的。他对人说:“我不相信左右会不对称。我敢打赌,吴健雄的实验结果,一定会得出左右对称的结果。我已经准备好一笔大赌注。”

但是,半年过去了,到了1957年初,实验结果出来了:杨振宁和李政道的猜想是正确的。在弱相互作用的情况下,宇宙果然不守恒!左右果然不对称。

这立即引起了物理学界的轰动。从泡利最初的反映,就可以看出他是如何的惊讶。1957年1月27日,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不无幽默地写道:“幸亏没有人跟我打赌,否则我要输掉一大笔钱。现在,只损失了一点名誉,好在我的名誉不小,损失一点还没什么关系。”

泡利这种发难和怀疑的精神,一直到死都不曾更改。

对科学家来说,富有怀疑和批判精神,是最基本的素质。因为在科学的殿堂里,没有怀疑就没有创新。科学一旦与怀疑绝缘,那它的生机和活力也就不复存在了。难能可贵的是,泡利不仅敢于怀疑权威,而且他将这种可贵的怀疑精神保持了一生。

泡利一生对这个世界提出的疑问,恐怕可以车载斗量。质疑权威本身就是挑战,让权威下不来台的僵局,足以让常人退避三舍。但泡利不,他能够平视权威,敢于当面提出他心中的任何疑问。泡利并非永远都是对的。比如他对杨振宁、李政道教授提出的不守恒定律的质疑,泡利就怀疑错了,但泡利取于承认。泡利具有严谨、求实、不懈的科学精神,不在心中存留下一个问号,对任何规则、定理、证明都用一种质疑的目光去审视。

好奇心是发明的老师

发明什么?怎样去发明?好奇心会告诉你。

1847年3月3日,亚历山大·贝尔出生在爱丁堡。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颇有名气的语言学家。

受家庭的影响,贝尔小时候就对语言非常感兴趣。他喜欢养麻雀、老鼠之类的小动物。因为他觉得动物的叫声非常美妙动听。上小学时,他的书包里,除了装书本外,还经常装有昆虫、小老鼠等。有一次,老师正在讲《圣经》里的故事,忽然他书包里的老鼠窜了出来,同学们躲的躲,叫的叫,弄得教室内大乱。老师怒不可遏,觉得他是一个十足的坏学生。

不久,贝尔的父亲就将贝尔送到伦敦贝尔的祖父那儿。那位慈祥的老人深谙少年的学习心理,他不采用填鸭式的方法,硬逼贝尔学习书本上的知识,而是从培养贝尔的学习兴趣人手。渐渐地,贝尔有了强烈的求知欲,学习成绩迅速提高,成了优等生。贝尔后来回忆道:“我祖父使我认识到,每个学生都应该懂得普通功课,我却不知道,这是一种耻辱。他唤起我努力学习的愿望。”

一年之后,贝尔又回到了故乡爱丁堡。在他家附近,有一座磨坊。贝尔觉得这种老式水磨太费劲了,应该加以改进。于是,他查阅各种图书资料,设计出一幅改良水磨的草图。虽然这图画得不规范,但构想却十分巧妙。经过工匠师傅加工,水磨用起来果然十分灵活,比原来省力多了。从此,他成了远近闻名的“小发明家”。

贝尔从这里看到了发明创造的意义。每一项发明,都将使很大一部分人受益,都是人类向前迈进的一块基石。

1869年,22岁的贝尔受聘美国波士顿大学,成为这所大学的语音学教授,贝尔在教学之余,还研究教学器材。

有一次,贝尔在做聋哑人用的“可视语言”实验时,发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在电流流通和截止时,螺旋线圈会发出噪声,就像电报机发送莫尔斯电码时发出的“滴答”声一样。

“电可以发出声音!”思维敏捷的贝尔马上想到,“如果能够使电流的强度变化模拟出人在讲话时的声波变化,那么电流将不仅可像电报机那样输送信号,还能输送人发出的声音,这也就是说,人类可以用电传送声音。”

贝尔越想越激动。他想:“这一定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想法。”于是,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电学界的朋友,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有益的建议。然而,当这些电学专家听到这个奇怪的设想后,有的不以为然,有的付之一笑,甚至有一位不客气地说:“只要你多读几本《电学常识》之类的书,就不会有这种幻想了。”

贝尔不在乎别人想什么,说什么,他决定向电磁学泰斗享利先生请教。

享利听了贝尔的一五一十的介绍后,微笑着说:“这是一个好主意!我想你会成功的!”

“尊敬的先生。可我是学语音的,不懂电磁学。要想把它变成现实恐怕是件很难的事。”贝尔说。

“那你就学会它呗。”享利斩钉截铁地说。

得到享利的肯定和鼓励,贝尔觉得自己的思路更清晰了,决心也更大了。他暗下决心,“我一定要发明电话”。

此后,贝尔便一头扎进图书馆,从阅读《电学常识》开始,直至掌握了最新的电磁研究动态。有了坚实的电磁学理论知识,贝尔便开始筹备试验。他请18岁的电器技师沃特森做试验助手。

接着,贝尔和沃特森开始试验。他们终日关在实验室里,反复设计方案、加lT制作,结果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我想你会成功的”,享利的话时时回荡在贝尔的耳边,激励着贝尔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研制工作中去。

光阴似箭,两年时间很快过去了。

1875年5月,贝尔和沃特森研制出两台粗糙的样机。这两台样机的构造与工作原理是:在一个圆筒底部蒙上一张薄膜,薄膜中央垂直连接着一根碳杆,插在硫酸液里。这样,人对它讲话时,薄膜受到振动,碳杆与硫酸接触的地方电阻发生变化,随之电流也发生变动;接收处,由于电流变化,也就产生变化的声波。由此实现了声音的传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