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奏书的大意是说贤明的君主，必将是能够全面掌握为君之道，又对下行使督责的统治术的君主。对下严加督责，则臣子们不敢不竭尽全力为君主效命。这样，君主和臣子的职分一经确定，上下关系的准则也明确了，那么天下不论是有才德的还是没有才德的，都不敢不竭尽全力为君主效命了。因此君主才能专制天下而不受任何约束，能享尽达到极致的乐趣。李斯的这番话的确如司马迁所说，是为了拍二世的马屁，希望能够保全自己。李斯被诛后，当时人把他当作周末周公、召公一流的贤臣，而司马迁在《史记》中指责他只是一个蝇营狗苟之徒，一切所作所为不过就是为了封官拜爵，这一篇“督责之策”让本已刑法苛重的大秦又添上了一层枷锁。胡亥看了李斯的奏章十分满意，认为这“督责之策”可以帮助自己巩固统治，于是便严令整个帝国官吏实行更为残酷的督察责求。当时向百姓收税越多的官吏越被二世认为是贤明的官吏，杀人越多的官吏越被认为是忠臣，路上的行人，竟然有半数的人是受过刑事处分的，街市上每天都堆积着刚被处斩的尸体。
《史记》中并没有记载李斯几次入狱，不过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和《史记·李斯列传》可以推断，李斯在上次入狱之后应该是因献“督责之策”而被释。刚被放出的李斯这才醒悟到赵高已经是胡亥身边的毒草，不可不除了。但他却没有看清形势，反而上书直陈赵高“擅利擅害，与陛下无异”，要胡亥早作打算，以免赵高谋反。李斯这番话并没有能够让胡亥警醒，第一是因为胡亥素来信任赵高，第二是因为李斯因李由之事已经受到胡亥猜忌，第三却是因为赵高平时在胡亥那里小心翼翼，一副因位卑“固愿言而未敢也”的模样让胡亥对他没有戒心。所以李斯的进谏，反而让胡亥疑心李斯将要杀害赵高，于是把李斯的话都告诉给了赵高。赵高一听此话，故意说：“丞相现在忧虑的就只有我赵高了，我一死，丞相就可以干他想干的事情了。”胡亥听出了赵高的言外之意，于是立刻派赵高去审办李斯。落到了赵高手中，李斯哪里还有活路。赵高将李斯苦刑拷打达千余次，要李斯招认儿子李由谋反的情况，并且逮捕了李斯全部的宾客和宗族。最后，李斯不堪刑罚，只好承认罪状。李斯之所以敢自诬，是因为他太自信了。他以为凭着他对国家的贡献和辩才，终可以恢复清白，获得昭雪。所以诬服之后，他便再上奏章，希望胡亥醒悟赦免。可以说李斯是死在自己的自负上。他根本就不曾真的将赵高这个宦官放在心上过，否则也决不会等到入狱后才醒悟到赵高的阴谋诡计。即使是他意识到了赵高的危害，也不怎么把赵高放在眼中，自认为自己可以凭着功劳和辩才重获清白。李斯小看了赵高。奏章呈递上去，毫无疑问是先到赵高之手，赵高把它扔到垃圾堆里，冷笑着说：“囚犯有什么资格上书给皇上！”然而李斯的这一举动让他提高警觉，赵高为免李斯再次上书成功，便派遣他部下十余位门客，冒充皇家检察官（御史）、宫廷礼宾官（谒者）、宫廷侍从（侍中）之类，宣称奉皇上命令，复查李斯案情。李斯以为他的奏章发挥了效力，据实回答。冒牌官员回报后，赵高责备李斯不肯合作，再加苦刑拷打。若干次之后，李斯畏惧痛苦，再有人来询问时，只好继续自诬。后来有一天，胡亥真的派遣亲信前来复查，此时的李斯无法辨识真假，不敢更改口供。胡亥得到了报告，认定李斯有罪，深信赵高帮自己防患于未然除却了一个大毒瘤，就高兴地说：“要不是赵高，几乎被李斯出卖。”而当初胡亥派到三川的使者调查到项梁已经把李由杀死，可证明李由与起义军没有共谋时，李斯已经被逮捕入狱看押。赵高瞒天过海，编造了一番李由造反的谎话给胡亥听，让胡亥彻底对李斯死了心。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七月，李斯被具以五刑论。五刑是秦律中规定的死刑法之一，其法为：“先黥、劓、斩左右趾、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其舌。”这是一种以极端残忍的肉刑与死刑并用的刑罚。李斯一生侍奉秦朝二主，皆力主酷刑，没想到自己最终也吃了个“套餐”。李斯不但自己被刑处于咸阳市，连其宗族上下三代均被杀死。可见胡亥对谋反者的愤恨之深。
6.哀鼓齐鸣
扶苏死了，蒙氏兄弟死了，李斯也死了，大秦上上下下对赵高有潜在威胁的人都死了。赵高心中的得意小火花愉快地跳跃着，他扫视大秦上下，谁敢对自己不服？指鹿为马的举动，让赵高的得意飞到了顶峰，却让胡亥的统治走向了灭亡。
李斯一案，让胡亥对赵高更加信任。大秦上下有才干的人都死了，于是赵高便以宦官的身份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丞相的宝座，从此“事无大小辄决于高”。此时的赵高位高权重，真是名副其实的“高”了。所有的作对者已经被他一一摆平，只有一个如同傀儡般的糊涂皇帝胡亥了。
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赵高精心策划了一起在此后历史上遗臭万年的政治事件：指鹿为马。当时，赵高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向胡亥献上了一只鹿，却对胡亥说这是一匹好马。胡亥忍不住笑道：“丞相错了，把鹿说成了马。”然后又问自己周围的人说：“这不是只鹿吗？”左右大臣有的缄默不语，有的说是马，有的却说是鹿。赵高后来派人找借口把说是马的大臣杀死，自此后群臣上下都对赵高越加畏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