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后主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诸葛亮为实现统一大业，终于发动了第一场北伐曹魏的战争。他在北伐前夕仍旧对刘禅不放心，“虑后主富于春秋，朱紫难别”。在此之前诸葛亮还曾经私自感叹刘禅的智量增益超过了对一般人的期望，甚至在《与杜微书》中评价刘禅说：“朝廷年方十八，天资仁敏，爱德下士”，但是现在却又担心他难辨是非，这是否有点过于操心？诸葛亮北伐之前“寻请祎为参军，允迁为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亲兵”将刘禅“监管”了起来。而董允更是“献纳之任”“皆专之矣”，将一切献纳权握在自己手中，成了诸葛亮第二。
那时刘禅已经22岁，按照汉代朝廷的常规，该是亲政的年龄了，诸葛亮应当逐渐地将大权交还给刘禅，使其从“见习”皇帝变成“在职”皇帝。可是，诸葛亮却醉心于北伐，常驻于汉中，写《出师表》对刘禅耳提面命，派心腹对刘禅严加监管，而不是一心一意地辅佐和教导刘禅怎样治国。将心比心，一个君主怎能对这样的臣子没有意见和看法？须知，臣子就是臣子，君主就是君主，诸葛亮的最终使命是辅佐刘禅执政而不是代替刘禅执政。刘备与诸葛亮的君臣关系向来和谐美妙，为历代有识之士赞不绝口，被视为封建社会中最理想、最完美的君臣关系。作为刘备的接任者，刘禅真能从父亲那里完整地承续这种鱼水型的君臣关系吗？第一次北伐时诸葛亮做了充分的准备，先是任命赵云、邓其为疑军，占据箕谷（今陕西汉中市北），然后亲自率10万大军，突袭魏军据守的祁山（今甘肃），并且任命了参军马谡为前锋，镇守战略要地街亭（今甘肃秦安县东北）。可惜诸葛亮用错了人，马谡到达街亭后，骄傲轻敌，不按诸葛亮的指令依山傍水部署兵力，自做主张地将大军部署在远离水源的街亭山上。结果被魏大将张邰以火攻而打败，令北伐军失掉了进攻的据点和有利形势，诸葛亮不得已退回汉中。第一次北伐失败。第一次北伐对蜀汉来说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旦失败，军心民心都会大为受损，要想再次北伐就难以调动兵士的积极性，所以诸葛亮用人失误后很内疚，自贬三级。但后主刘禅却安慰他说：“胜负兵家常事。”并没有借题发挥，趁机夺回大权。在这里可以看出刘禅对诸葛亮对于蜀汉的重要性是看得相当清楚的，本来第一次北伐失败，对整个蜀汉造成的损失影响非常巨大，倘若刘禅要夺回大权，以这个做借口是非常适宜的，但是他也知道蜀汉现在还处于危机之中，自己年纪也轻，对国家大事的决断能力比不过诸葛亮，而且诸葛亮手握党政军大权，自贬三级不过是形式上的，实际上根本没有动摇他的真正大权，诸葛亮“所统如前”，以前主管的什么事务，现在也主管什么事务。用今天的官场术语来说，是相当于“革职留任”，或“降级留任”。
公元228年冬天，曹魏将领曹休在石亭被东吴将领陆逊打败，诸葛亮趁机再次率军北上，出兵散关，包围陈仓。但可惜与魏军激战二十余日未有胜负时因运送粮食发生问题，又闻讯魏援军快到，只好再退回汉中。
公元229年春天，诸葛亮进行了第三次北伐，遣陈戒进攻武都、阴平，曹魏大将郭淮领兵来救，可是被打败，蜀军顺利占领二郡。诸葛亮安抚了当地的氐人、羌人，然后留兵据守，自己率军回汉中。刘禅因诸葛亮成功夺取二郡，及时恢复了他的职务。刘禅的考虑仍旧是以大局为重，所以并没有趁诸葛亮北伐失败自贬三级之际夺回大权，反而在第三次北伐胜利后及时恢复了诸葛亮的丞相职位。他如此行事，既得人心，也顺民意，从而保证了政局的长期稳定。刘禅深知“君臣不和，必有内变”的道理，只要自己一时不清醒，蜀汉内部一定会发生战争，那时外患内乱一起，必然是要遭灭国之难。刘禅虽然年轻，对此却能从长远着眼，得体地处理权臣问题，也可谓亘古未有。如此贤德的领导，统观整个封建专制制度的历史长河，实在是难能可贵。难怪南朝史学家裴松之评价“后主之贤，于是乎不可及”。
公元230年6月，曹魏反客为主，派大军进攻汉中。诸葛亮除加强防守外，又派遣李严率二万人赶赴汉中阻击敌人。因蜀地艰险，天降大雨三十多天，魏军无法攻击蜀军，只好撤退。公元231年春天，诸葛亮再次进行北伐，以木牛流马运粮，包围祁山。而魏帝曹睿也立刻派司马懿为统帅，督军抵抗。司马懿深知蜀军远道而来，粮食后勤有限，便凭险坚守，做好防御措施，拒不出战。魏军将领见司马懿如此懦弱，十分不满，都讥笑他。在众将的一再要求下，司马懿只好派兵出战，诸葛亮则派大将魏延、高翔、吴班分三路领兵作战，大败魏军，杀掉魏军三千多人，获得战利品盔甲五千、角弩三千多。后来司马懿坚决不出战，静候蜀军粮草接应不上，以便趁机进攻。刘禅虽身在成都，心却关注着北伐的一举一动。他看出了蜀军粮草后勤有限，倘若再与魏军周旋，必然失败，所以及时下令北伐军撤退回朝。刘禅的这一举动，及时地挽救了蜀军之困。当时诸葛亮虽知粮草有限，但是大胜之后，仍想乘胜追击，歼灭魏军，不顾当时粮草储备实已不宜再战。司马懿正是想打消耗战，不料刘禅的诏令让他的计划落空。诸葛亮引军退回后，司马懿立即派张郃领兵追击，结果途中张郃却被蜀军伏兵在木门射杀。
公元234年春天，诸葛亮经过了三年准备，再率十万大军出斜谷口，同时派使臣到东吴，希望联吴攻魏。司马懿率领魏军背水筑营，又想再次以持久战消耗蜀军粮食。8月，诸葛亮因积劳成疾而病倒，病情日益恶化。消息传到成都，刘禅心中焦急，因为诸葛亮一直以来亲力亲为，虽然真是为了蜀汉而鞠躬尽瘁，但是另一方面却也限制了蜀汉人才的培养，也限制了他对大权的掌握，北伐一事，诸葛亮将军权集于一手，无人可以分权。军政大事倘若没有了他便会出现短暂瘫痪，但在战争局势如此险恶之机，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失去一名统帅更是致命之击。于是，刘禅立刻派李福去探望诸葛亮，并让他向诸葛亮询问此后的国家大计，及时铺好后路。诸葛亮也知自己命不久矣，对各将领交代后事，要杨仪和费祎统领各军撤退，由魏延、姜维负责断后，并嘱咐在自己死后要秘不发丧，整顿军马从容撤退。司马懿被杨仪的诈计所骗，担心诸葛亮诈死引诱魏军出击，赶紧撤退，不敢再追赶。于是蜀军得以从容退去，直到进入了斜谷后才讣告发丧。诸葛亮的死讯传来后，刘禅连日伤感难忍，不能上朝，竟哭倒于龙床之上。当灵柩运回时，刘禅率文武百官出城二十里相迎。但有朝中大臣提出为诸葛亮立庙于成都，刘禅却坚决不答应。
刘禅为什么不同意为诸葛亮立庙呢？宋代以前，民间对先祖祭拜一般采用墓前祭祀的方式，只有皇室才有祭祀祖先的建筑物，称为太庙或宗庙。诸葛亮虽然被刘禅以“相父”称之，但是实际上仍旧是臣子，并不是皇室中人。《三国志·诸葛亮传》中提到“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明确点明了给诸葛亮立庙是不符合当时的礼仪规矩的，是越矩。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等共同上了一道表奏，道破了刘禅不为诸葛亮立庙的根因。表奏中说：“今若尽顺民心，则渎而无典，建之京师，又偪宗庙，此圣怀所以惟疑也。”作为臣子的诸葛亮怎么可以与身为皇帝的刘备同在京师立庙呢？这是刘禅考虑的根本。所以，有人认为刘禅不给诸葛亮立庙是出于报复的心理，实属臆测，于史无据。
后来刘禅听从了习隆等人的建议，采用了折中的法子，将诸葛亮的庙立在了湖北沔阳，“使所亲属以时赐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庙”，要求所有想祭祀诸葛亮的人都到沔阳去祭祀，不要偷偷祭祀，“以崇正礼”。刘禅对诸葛亮可谓是有情有义。诸葛亮死后，刘禅不仅让诸葛亮的弟弟诸葛均官至长水校尉，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继承了爵位，还下令全国素服发哀三日。当时有名叫李邈的官员不以为然，向刘禅上疏道：“吕禄、霍、禹未必怀反叛之心，孝宣不好为杀臣之君，直以臣惧其偪，主畏其威，故奸萌生。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五大不在边，臣常危之。今亮殒没，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李邈的这份奏章点破了诸葛亮在时的飞扬跋扈，他以霍光等人做比喻，说诸葛亮虽然未必有反叛之心，但是权势太强，“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以至于“主畏其威，故奸萌生”，说刘禅畏惧他手握重兵所以怕他，导致国内奸邪萌生，而李邈他自己也常常不得不在诸葛亮的威势下，胆战心惊，现在诸葛亮死了，他顿时觉得“宗族得全”，于是一家人“大小为庆”，因此上书劝谏刘禅不必太隆重地要全国都素服发哀三日，结果被刘禅砍了头。李邈说的不是假话，但是为什么刘禅会砍他头呢？这份奏章揭露了诸葛亮手握重权，威逼主上的罪证。当时蜀国统治阶级内部虽然因为诸葛亮专权的事情心存不满，但是就蜀国百姓来说，他们认为诸葛亮是贤相，为了蜀国鞠躬尽瘁。倘若按照李邈的要求，取消对诸葛亮的隆重丧礼，全国百姓定然会议论纷纷，民心不稳，自然不利于蜀国统治。刘禅胸怀之大，为人叹服。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很多臣子专权的故事，所有的皇帝在翻身做了主子之后，都大大地报复了权臣，不挫骨扬灰，诛灭九族，都算客气了，何曾有人会考虑到全国百姓的心情，将自己的私仇压抑住，仍旧给予了权臣最高的荣誉呢？
4.阿斗当家
在一般人心中，诸葛亮之死便是蜀汉亡的开端。国家大权旁落的刘禅经过了那么多年的容忍终于得到了自己本该拥有的权力。可是历来在朝政上都是实习生的他是否有能力在没有诸葛亮的情况下统治自己的国家呢？是否诸葛亮死后不久，蜀汉就亡在了强魏之下呢？
诸葛亮死后，刘禅是如何将国家大权统归到自己手中的呢？诸葛亮死后，刘禅立即废除了丞相制。鉴于诸葛亮生前权力太重，刘禅先是以蒋琬为尚书令和大将军，后又以费祎为尚书令和大将军，以蒋琬为大司马；两人的权力相互交叉，相互牵制，但又各有侧重。蒋琬以管政务为主，兼管军事；费祎以管军事为主，兼管政务。这种新的政治格局安排，意味着刘禅决不允许再次出现事无巨细，皆决于丞相一人，而自己大权旁落的尴尬局面。这相互交叉的分权方式非常高明，让任何一方想擅自专权的可能性降到了最低。蒋琬死后，刘禅更进一步收回了统治大权，“自摄国事”，总统一切，直接掌管蜀汉政权达19年之久。在这19年之间，蜀汉休养生息，政权内部没有互相倾轧，也没有隔几年发动一次大的运动，统治稳固，百姓安定。这一段时间，史书上基本没有记载，但诚如孟德斯鸠所说：“那种历史记录读来乏味的国家是幸福的。”历史是不详细记载没有重大变化的事情的，而历史上的重大变化却往往与杀戮、民不聊生联系在一块儿。阿斗辖下的人民是有福的。公元238年，司马懿率大军征伐辽东公孙渊。若是诸葛亮在世，碰到这种有利时机，他肯定不会放过，定然将迫不及待地兴兵大举北伐。刘禅唯恐蒋琬又走诸葛亮老路，专门下诏告诫蒋琬不要轻举妄动，刘禅在诏书中强调要与孙吴政权互相配合，同时兴兵，合力伐魏，否则，以弱蜀单独伐强魏，其结局只能像诸葛亮生前那样劳而无功，得不偿失。刘禅不仅处理政务得当，而且善于从小事上防大患，且处事待人颇有人情味儿。刘琰的妻子胡氏入后宫朝贺太后，太后留胡氏住了一月，便引起刘琰的猜疑，导致了恶性事件。于是刘禅接受教训，马上废除了大臣妻子宫廷朝贺的礼节。姜维与宦官黄皓有隙，就让刘禅杀了黄皓，以免小人在侧，为祸朝纲。刘禅并没有诿过于人，只是说：“区区一个太监，也不过是听人使唤罢了。”这里提到黄皓，在《三国志》中陈寿对其评价极差，说“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闇之后”。《晋书·孝友李密传》：“司空张华问之曰：‘安乐公何如？’密曰：‘可次齐桓。’华问其故，对曰：‘齐桓得管仲而霸，用竖刁而虫流。安乐公得诸葛亮而抗魏，任黄皓而丧国，是知成败一也’，“安乐公得诸葛亮而抗魏，任黄皓而丧国”一语，与三国志后主传论“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闇之主”如出一辙，都说刘禅任用黄皓这个宦官是亡国之由。但是众所周知，蜀汉之所以亡是因为小国寡民，实力不强，并不是因一个宦官而败。据说陈寿与黄皓有仇，但是《三国志》中的黄皓也并非一个魏忠贤式的权倾朝野之徒，刘禅给他的官位最高也只是达到奉车都尉而已。而且据《华阳国志》载，是在景耀元年才得到的。蜀汉的官职及其权限，大多承袭东汉。据《后汉书·百官志》奉车都尉条：“奉车都尉，比二千石。”该志的注曰：“无员，掌御乘舆车。”这个职位的职权相当有限，不过掌管皇帝的车马仪仗，而且就只有一人，连帮忙打点的手下都没有。如此小的职权即便是弄权也有限，蜀国不可能是因他一个小小管车马仪仗的宦官所败。陈寿将黄皓这人的重要性拔高了一些，又因陈寿曾与黄皓有仇，难怪有史家猜测陈寿挟怨作史。但不管是陈寿还是范晔都没有说后主昏庸无能，而且范晔还说他可与齐桓公相比。齐桓公是春秋五霸之一，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最先成为霸主。范晔将阿斗与他相比，可见对阿斗是推崇备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