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域色目人所定居的宣化等地，是果园农艺等大力发展的天堂。而江南农民则来到大都东南，开垦水田，形成北方重要的水稻产区。元朝一代不乏此类事例，说明各地区各民族间在农业生产中广泛地交流了经验和技术，这为元朝的农业带来了全方位的活力。
在大量活跃的农业活动的基础上，关于实践中总结出的理论成果也是不容忽视的。1273年，元朝颁行《农桑辑要》一书，汇编历代农学著述，并依据农业生产的实际经验予以增订，但它只限于当时北方的农业成就。元朝建国后，王祯编著《农书》一书有37卷（现存36卷），是中国古代一部对农业生产进行全面系统论述的伟大著作。
中国古代关于农业方面的著作，《吕氏春秋》与汉朝的《氾胜之书》，仅残存片言只语，而后魏的《齐民要术》在系统性上也远不如王祯的《农书》。而《农书》全书约有13万多字与300多幅图画，全文分为《农桑通诀》、《百谷谱》、《农器图谱》三大部分。
全书着意于总结南北方农业生产的经验，"南北通知，随宜而用，使不偏废"。书中论述荆桑与鲁桑各有优长，应以荆桑为本，以鲁桑条嫁接，便能久远盛茂。又论述生产工具：北方多用铧，南方皆用，应依老农经验，南北互用，铧不偏废。垦生地宜用，熟地宜用铧。经验技术的交流，无疑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其价值超过以往所有农业机械书籍，甚至中国古代后来在这方面的论述，也没有超越王祯的。
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元朝在经济上奉行开放的政策，积极鼓励并参与同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使得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经济强国。这样空前活跃的贸易活动加深了中国同世界各国的了解，更主要的是让世界看到了一个空前强大的东方帝国。在频繁的贸易往来中，海上丝绸之路的空前繁荣，无疑是元朝经济发展的最直接动力。
元朝继承与发扬了两宋开放沿海与沿江的政策，并且较之有大幅度的提升，例如，进一步扩大口岸开放，在口岸城市设立专门管理商业船运及贸易的行政机构。元朝口岸极其繁华，无论是规模还是数量均远远超过两宋时期。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专家学者考证，当时的剌桐港（今福建泉州）是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列的世界两大港口之一。至今屹立在泉州沿海的六胜塔，就是当年引导航船进出的灯塔遗迹。当时的剌桐港港口里船舶相连无边无尽，巨宗货物堆积如山。
《元史》记载，由海道同元朝建立各种关系的国家约有20余国。汪大渊《岛夷志略》中列举东南亚及西亚、东非等处的地名100个。行泉府司所管辖的海船有15000艘，海船的规模相当可观。
非洲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曾经写道："那个国家的全部贸易都操在中国船只手中。这些船可分三等：较大者三至十二帆。帆以竹片制成，形如织席。每只船上有人员千人，即水手600人，军士400人；另附供应船3艘。此种船只仅剌桐（泉州）及辛克兰（广州）能制造，都制成三边，以三腕尺长的大钉钉牢。每只船有4个甲板和许多供旅客使用的附有更衣室及各种设备的公私船舱。"位于苏门答腊岛上的三佛齐是元朝与南海诸国交通的枢纽。由此而东至爪哇，向西经马六甲海峡远及印度、锡兰、阿拉伯半岛和东非。各国商人经南海来元朝进行贸易。广州、泉州、杭州等地都有大量的外国商人侨居；元朝的商民也有不少侨居在南海诸国。
据《马可·波罗游记》载，元朝使者曾两次登陆马达加斯加岛，果若如此，中国船只于元代已到达非洲东南海域。可见，元代商船的航行海域已相当广远。当时，在今越南沿海，南洋诸岛，印度东、西海岸，乃至波斯湾等地，都有中国船商活动的足迹。
元代的陆路交通也是沟通东西方的重要途径。西域交通的陆路，自辽、宋、夏、金对峙以来，长期受到阻遏。蒙古帝国不断地向西扩展，使通往西域的交通更加畅快。因为蒙古族本身就是一个喜欢通商贸易的民族，蒙古四汗国建立后，更加方便了自由贸易的往来，陆路由三道通往西方。
一道由阿力麻里经塔剌思，取道咸海和里海以北，穿行康里、钦察草原到达伏尔加河，由此或西通东欧各国，或经克里米亚半岛越黑海至君士坦丁堡，或经高加索至小亚细亚。基督教传教士孟德科维诺在写给教皇的信中说，这是最短和最安全的道路，只用五、六个月的时间便可到达。第二道由阿力麻里入河中，经撒马尔罕、布哈拉，去呼罗珊（伊朗境）而抵小亚细亚。第三道由和田越帕米尔高原，经阿富汗进入伊朗。由于西北诸王不断掀起战乱，陆路的三道时常阻塞。
在元朝开放的经济政策鼓舞之下，阿拉伯、波斯与印度等地的丁香、豆蔻、胡椒、钻石、珠宝、香料等物资大批舶至中国，以至"来华商贾不绝于途"；而中国海外出口贸易主要以金银、瓷器、丝绸为大宗。海上贸易的发展繁荣使元代交钞成为一种国际间使用的纸币。元人汪大渊曾附舶出海，归来著《岛夷志略》，记载在交趾（越南北部）、罗斛（泰国南部）、乌荼（印度奥里萨邦北部）等地，用交钞与当地货币折兑使用，并称"甚便民"。这既反映了元朝的经济实力，也说明舶商与各国在贸易中建立了友好的互信关系。
海外贸易也促进了元代造船技术的进步。在宋代，最大商船载货5000石，舱内货物交相叠放，"无少隙处"，各客商占地数尺，"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而到了元代，9000石的船已很平常。泉州的造船技术更是令西方旅行者惊叹，船底有独立隔舱，全船上下四层，"公私房间极多，以备客商之用，厕所秘房，无不设备周到"。领先的造船技术，让中国舶商使用着当时最先进的船只。
繁荣的海上贸易促进了元代航海业的发展，也加深了时人对海外世界的认识，这是中华民族勤劳智慧的体现，并为郑和下西洋奠定了基础。遗憾的是，到了明初，明太祖严厉打击江浙富民，削弱了组成舶商群体的社会阶层；继而明成祖禁海，"片帆寸板不许下海"，阻碍了海上贸易的继续发展，关闭了对外联系的通道。到明代中叶，中国便丧失了航海及海上贸易的世界领先地位。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向世界、向海洋开放的黄金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对世界与世界对中国的影响都是空前的。
公元1275~1291年，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从欧洲到达中国，受到忽必烈皇帝的接见和器重，留在身边为侍从。回国后，他口述了《马可·波罗游记》一书，详细记述了中国元朝的繁荣景象，并且十分具体地记载了元朝发行纸币的情况。虽然在历史上有许多人质疑马可·波罗所说的话，甚至不相信马可·波罗到过中国。但呼和浩特白塔中有关元代纸币的惊人发现，却以事实证明了马可·波罗记载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元太宗窝阔台灭金之后，即沿金朝旧制，印造纸币。忽必烈即位后，在中统元年（1260年），又发行两种纸币：一种是中统交钞，以丝为钞本，以两为单位，每二两当银一两；一种是中统元宝钞，简称中统宝钞或中统钞，以金银为钞本，面额自十文至二贯（一千文为一贯）共9种，每一贯当交钞一两，两贯当白银一两。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又发行至元宝钞，简称至元钞，也以金银为钞本，与中统钞并行，面额自五文至二贯共十一种，每一贯当中统钞五贯。
在马可·波罗的记述中，元朝的纸币是用桑树皮作为原料的。之后用水浸泡，把它捣成泥状而后制成纸，这种纸与棉纸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它的颜色黑了一些。纸币的样子，马可·波罗也作了详细的描述。把上述桑皮纸"裁作长方形，其式大小不等"。其上"有不少专任此事之官吏署名盖章"，然后"诸官之长复盖用朱色帝玺，至是纸币取得一种正式价值"。
伴随着纸钞的发行其相关的法令也及时地出台了。法令规定：制造此种纸币之后，用之作一切给付。凡州郡国土及君主所辖之地莫不通行。包括所有军饷皆用此种货币给付，其价如同金钱；法令还规定，对于伪造纸钞者将处以极刑。
在元朝前期，纸币颇有信用，通行全国各地。统一的、稳定的纸币的流通，有利于各地之间的经济交流，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当时纸币得以流通的保证，一方面是元朝政府禁止一切金、银、铜钱的流通，也不铸造铜钱，而更主要是钞本比较充实，如中统钞和至元钞皆可兑换金银。
马可·波罗也详细记述了元朝纸币对当时中国经济的影响。每年官府都到各地宣传，个人收藏有金银、珠宝、皮革时，应速到官府去换纸币，价格从优。以后如需用金银珠宝，还可用纸币去官府买，价格仍从优，而且保证供应。这种措施，保证了纸币的信用，通过每年讲，反复讲，使人们自愿去换纸币，人数多到"不可思议"。
1982年，在维修呼和浩特市辽代万部华严经塔(俗称白塔)工程中，考古人员发现元代中统元宝交钞一张。该钞为灰黑色麻桑皮纸，盖朱红大印，面额为"壹拾文"，长16.4厘米、宽9.2厘米。左下方有"中统年、月、日"，"元宝交钞库使副判，印造库使副判"签押。此外，纸币上还有"中统元宝"、"诸路通行"八个篆字。经研究考证，这张纸币是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印制，使用时间约在至元十三年(1276年)，它是世界上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纸币实物。
元朝商业的繁盛，与全国大一统局面以及水陆交通的发达是分不开的。如此发达的商业，就更需在流通领域有一个更加宽松的环境。也为纸币的兴盛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此时，是中国古代纸币最为兴盛的时期，在元朝的大部分时期里，纸钞是官方惟一认可的货币，完全取代了铜钱在流通中的地位，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一件全新的事物。
由于元政府特别重视对外贸易，元朝与各个国家的贸易往来大大促进了国内的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
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说"元朝瓷器运销到全世界"，可见其外销之广。据元代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一书中记载，我国瓷器外销地，包括印度支那、印尼诸岛、马来亚半岛、巴基斯坦、菲律宾群岛和阿拉伯半岛的麦加、波斯沿岸的甘埋里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元代的瓷器生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元代瓷器是被忽视的。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地下、地上的元瓷不断被发现，才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元朝制瓷业在南宋的基础上继续有所发展。江西的景德镇，自北宋以来，200多年间形成瓷业的大都会。景德镇窑在制瓷工艺上还采用瓷石加高岭土，创出了"二元配方"法，提高烧成温度，减少瓷器变形，而烧出了颇有气势的大件瓷器。技术及质量的领先，使景德镇无可争议地成为了中国的"瓷都"。
青花瓷是元代瓷器的重大发展和代表，它突出了元代瓷器的特点。它的制作无论在颜料的炼制和烧造方面，都较宋代有了很大的发展。它已不像宋代青花那样釉色晦暗，而是色彩明快，釉质光润，烧造技术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1964年河北保定出土的青花加紫镂空大盖罐、青花八棱执壶和1970年北京出土的青花风头扁壶、青花托盏等都反映了当时烧造的水平。它不仅行销国内，而且还大批远销到海外，当时欧洲的贵族家中都以能有一件中国的瓷器而荣耀。
随着瓷产业的不断发展和带动，整个元代的手工业都出现了蓬勃的繁荣景象，瓷产业的车头带动加速了手工业整体的提升。
元朝手工业的特点是官营手工业尤为兴盛。元代手工业以官手工业为主，私人手工业作坊较前减少，这是因为，蒙古人对中原技术的喜爱，蒙古族作为统治民族的身份支配中原的技工匠人。元大都设"诸色匠人总管府"，各业"提举司"等，作为官手工业的总管机关，下设印、染、绣、罗、毛、镔铁、玛瑙玉局等；后来在上都、涿州、建康、平江、杭州等地设织造局、酒醋局等。
官府手工业的原料来自科差征收等手段。其产品多用于王公贵族和宫廷的消费，很少进入市场，这些与前代相同。有所区别的是元官府手工业的工匠--系官匠人，他们户口单列，职业世袭，身份同于工奴，没有人身自由，多是元初征服地区（中原、中亚）的工匠的后代，以及后来以种种名目拘扣的。工匠分三类：军匠--生产武器，由军队管辖；人匠--为中央和地方官府局院生产，受局院辖；投下匠户--封主王公贵族管辖。由于系官匠人身份低，待遇低，导致反抗，工作效率降低，政府也曾不断招募民间匠人，或差派工匠以补其不足。
这些都是元代手工业的特点，可以看出国家的扶植在元代得到了很好的重视，呈现出了一些国家工业的原始味道。在国家整体的带动下，民间手工业也是异常活跃的。
在国家支持的产业中，火器制造无疑是得天独厚的，这与整个帝国的征服脚步是极其合拍的。火器制造在南宋和金朝都已有相当的成就，元朝又有较大的发展。现存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铸造的铜炮（藏中国历史博物馆），长35.3厘米，口径15厘米，重6.94公斤。
和金代火炮比起来，进步之大是很明显的。
元末至顺三年(1332年)造铜炮还出现了有一种燃烧火器叫"没奈何"，当接近敌船时，点燃火线，用刀砍断悬索使落敌船之上，火器俱发，焚毁无救，足见火器使用己达相当规模。另有一种可以投掷的爆炸性武器铁火炮，它大概接近于金人的"震天雷"。明朝人何孟春曾在西安城楼上见到过去贮藏的铁炮名震天雷者，"状如合碗，顶一孔，仅容指"，火发炮裂，铁块四飞，能远毙人马。
不仅是火器，其他武器，蒙古人也是精心捉摸的。元军攻襄阳，用回回人亦思马因、阿老瓦丁所造巨炮（投石机），置于城东南隅，"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用力省而所击甚远。常州之役，伯颜又使用回回炮，"甚猛于常炮，用之打入城，寺观楼阁尽为之碎"。这种投石机确具有相当大的威力。此外，元代还出现了折叠弩、叠盾等经过改进的武器。
棉织业的发展是元代民间手工业中的一个显著的成就。成宗元贞年间，松江人民制作捍、弹、纺、织的工具和错纱配色、综线挚花等技术已发展的相当成熟，织出的棉布图生动如画。松江传习棉织技术，成为江南产布的名地。据王祯《农书》所载元代棉纺工具，与历来的丝织麻纺工具大致相同。松江棉织业当是在汉族丝麻纺织的基础上，吸收黎族的棉织技术而有新的发展。
松江棉织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印染业。孔齐在《至正直记》中说：松江能染一种青花布，染法是从日本学来。用木棉布染印，青纹洗浣不脱，并说这种青花布，染印芦雁花草，宛如一幅苑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