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指出：“闭关自守”不单是封建自然经济的产物。在同样是封建自然经济的条件下，当国家比较强盛、政府和人民的矛盾比较缓和时，封建统治者对周围国家也可以采取比较开放、比较宽容的态度。如汉唐盛世，中外交往频繁，沿着着名的丝绸之路，中国和西方的经济、文化得以交流。（选自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那么，当时正值鼎盛时期的大清帝国，为何会有这种举动呢？乾隆年间，南洋一带经常发生涉及华人的事端，并于乾隆五年（1740年），发生了荷兰殖民者在南洋的爪哇大肆屠杀华侨的事件，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红溪惨案”。消息传出后，举国震惊。同时，澳门等外国人聚集的地方也经常有洋人犯案，这些情况很快引起了清朝政府的警觉和反感。
与此同时，为了阻止外国商船北上，乾隆曾经试图提高宁波等港口的关税，但是令他惊讶的是，英国商船宁愿多交关税也要去浙江贸易，愤怒之下，乾隆断然发布了那道着名的圣旨。这直接促使广州十三行成为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半官方性质的“外贸特区”，垄断了海上对外贸易，形成了货物“东南西北中，一齐到广东”的局面。这就是伍家怡和行诞生和崛起的历史环境和政治背景。
伍家怡和行横空出世
“一口通商”的外贸政策为广州当地的经商者提供了发迹和暴富的空前机遇，但群雄割据或是一家独霸局面的出现，必然要经历一番激烈的搏杀，这为有实力的怡和行横空出世提供了竞争环境。此后，随着广州口岸对外贸易量的增加，行商们应接不暇，清政府决定吸纳新的商人加入十三行，这为伍国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在时机。
商业经营中，许多稍纵即逝的宝贵商机要求决策者具有当机立断的勇气。中国古代商人祖师白圭认为：商人四德，智、信、仁、勇，四者缺一不可。而“勇”又支撑其他三者，没有勇气其他三者也无从谈起。
从内在主观方面来分析，此时，具有相当商业头脑和投资胆略的伍国莹能力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和积累。他在为潘家打工期间，不仅接触到了广泛的业务关系，从中学到许多外贸知识和做生意的经验，积累了一定的财富，而且还广结人缘，与许多国家的商人都建立起了私人的友谊，而且彼此信赖。
而且，当时他还是允许与外国人交易丝和瓷器的少数中国商人之一，被美国商人认为是一位可靠的商业合伙人，“由于与被指定同我们做生意的中国人交易的便利，以及他们众所周知的诚实，都使我们形成一种对人身和财产的绝对安全感。”所以，外商都乐于与之合伙经营。
经过这几年的打工生涯，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当积累了一定资金、人脉和经验，羽翼丰满、内外时机成熟之际，从乡间走出来的伍国莹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扶持下，运用他的勤力和才智抓住了天朝特权贸易政策所带来的际遇，迈出了家族发展道路上非常重要的一步——他把元顺行改名为怡和洋行（行号位于今广州市人民南路与仁济路之间的怡和大街），直接代理了洋船上的生意以及代替海关向洋船征缴关税，在特殊政策下做起了自己的合法生意。令伍家想不到的是，这一机遇竟会在以后的岁月里为中国催生出一位世界首富。
我们在拜读名人传记的时候，会发现一个规律，就是这些大人物在降生的时候，都有一些不同寻常的征兆，什么异香满室啦，夜吞北斗啦，日月入怀啦，都会被写进正史之中，以此作为名人之所以成为名人的例证。
伍秉鉴居然能在西方人眼里成为与比尔·盖茨“平起平坐”的世界首富，按说出生前也应该会有一些异兆，但是，翻遍各种研究资料以后，发现这位首富就是平平常常的出生了。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可能因为当时人们对地位低下的商人家的孩子不太关注，即便有什么征兆也没有人会在意，也就没有历史记载。
清乾隆三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769年，伍国莹喜添一个儿子，他给这个新出生的男孩取了个乳名亚浩，后来伍国莹根据儿子的这一乳名给自己取了商号“浩官”，因此被外商称为Ｈowqua（浩呱）。按照行商中祖孙、父子、兄弟沿用同一商名的习惯，其后先后主持行务的伍秉钧、秉鉴、受昌、崇曜也被称为浩官，“浩官”也就成为了19世纪前期国际商界上一个响亮的名字。
“浩官”实际上是他们的商名，以“官”作为名字的一部分，在十三行时期的广州本是一种尊敬的称谓，代表的是这个人的社会地位，相当于先生，字义是管理之意，其他行商首领也多在姓名字号以外有个这官那官的“商名”。当时，初来的洋人却误认为这就是真实的名字，结果约定俗成，以后行商都被称为某某官。在外商眼中，他们就是国家商人，是中国官方的代理人。
当时，除了在伍氏之前先后占据广州外贸头把交椅的同文行的潘启官、广利行的卢茂官之外，还有：
潘绍光的同孚行，商名正官；
谢有仁的东兴行，商名鳌官；
梁亟禧的天宝行，商名经官；
潘文涛的中和行，商名明官；
马佐良的顺泰行，商名秀官；
潘文海的仁和行，商名海官；
吴天垣的同顺行，商名爽官；
易元昌的学泰行，商名昆官；
罗福泰的东昌行，商名林官；
容有光的安昌行，商名达官。
伍秉鉴一落生就是一个浩官，一落生就象征着他的大富大贵。从此伍家的事业蒸蒸日上，难道这个孩子真有什么先知先觉吗？真的是神童下凡吗？
怡和行的迅速发展
其实，一个家族事业的兴衰成败与一个孩子的出生根本就没有任何关联，一切都事在人为，伍家怡和行的迅速发展都是其父亲伍国莹苦心经营的结果。
在对外关系上，伍国莹在没有担任行商之前，就已经开始参与对外贸易，其中包括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商业上的往来。
东印度公司是17-19世纪中期英国对东方(主要是对印度和中国)进行商业垄断贸易和殖民扩张的组织。全称“对东印度群岛贸易的英国商人联合公司”，总部设在伦敦。英国东印度公司始建于1600年，它得到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的特许状，可垄断好望角以东各国的贸易权，初称“在东印度群岛贸易的伦敦商人的总裁和公司”。英国后来称为“日不落帝国”就与该公司的建立和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而该公司的发展壮大又与中国的贸易往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伍家就是其在东亚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伍国莹创设广州十三行之一的怡和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了东印度公司的资助。东印度公司在生意上对怡和行格外通融，加上伍国莹的用心经营，怡和行逐渐有了很大起色，还成为东印度公司的债权人，并且在国际商界也取得了一定的地位，他的商名“浩官”曾一度成为国际商界上一个响亮的名字。
在对内来说，与同行相比，怡和行也显示出相当的实力。当时，在财富不断积累的过程中，广东十三行造就了一批豪商巨富，以伍、潘、卢、叶四大行商最为着名，即同文行和同孚行的潘振承和潘有度、广利行的卢文锦、怡和行的伍氏父子以及义成行的叶上林。
伍家的怡和行在当时的行商里中，资本不是最雄厚的，发迹也稍迟于十三行的其他三大家族，然而却能后来居上，1786年时，伍国莹的怡和行在当时20家行商中排第六位，直至跃居十三行行首，必然是父子几人在抓住机遇的同时经历了一番激烈搏杀的。
伍国莹个子不高，面容清癯，两撇胡子八字开，眼睛下面有着一对厚重的眼袋，常常头戴一顶黑缎六合一统瓜皮帽，玄色巴图鲁背心套着一袭灰府绸夹袍，看上去很普通，但他身上蕴藏的一些过人的素质，使他成为一个传统文化意义上的哲商，并在经商过程中不断感悟，不断升华，不断通向炉火纯青的境界。而这一切得益于他的敏锐眼光、价值判断力和对内外环境的深刻认识。
他很善于揣摩官员的脸色，能从对方脸上瞧出些名堂来。为了能从官府手中取得垄断经营权，他对两广各级官员很讲义气。当然，义气不是空谈，首先表现在肯花钱上。每次更换新总督，怡和行的钱不仅要花出去，而且要花得无声无息，给外人的感觉是受惠一方应得的。这是封建社会中的商人要想积累财富必然要走的一条路子。
由于十三行行商享有垄断海上对外贸易的特权，凡是外商购买茶叶、丝绸等国货或销售洋货进入内地，都必须经过这一特殊的组织，十三行被称作是清政府财源滚滚的“天子南库”，以至于当时的十三行的兴盛程度，明末清初着名诗人屈大均描述到：“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在此后的100年中，广东十三行竟向清朝政府提供了40%的关税收入，逐渐成为与两淮的盐商、山西的晋商并立的行商集团。
但精明能干的伍国莹依然逃脱不了外商的挟持和清政府的勒索。1787年，伍国莹因被牵连于一项英商与中国人的银钱纠葛，被东印度公司监禁于商馆中，被逼迫代偿欠款；后来，怡和行又因拖欠海关关税及其他苛捐杂税陷入困境。
伍家怡和行为什么会经历这样的曲折？后来又有着怎样的结局？当时什么样的政治环境孕育了伍秉鉴这样的世界首富？其命运走向与大清国的国势走向有着怎样的微妙关系？这只能从清朝的行商制度窥探出其中隐藏的命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