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今的广州文化公园至珠海南路一带的广州西关，有一条狭小而弯曲的马路，弯弯曲曲的单行道两旁，小洋楼与空中杂乱的电线、地面堆放的货物混杂在一起，似乎有些埋没之感。然而，谁能想象，100多年前的这里却是一派繁荣辉煌的盛世景象。因为这里曾是当年被描绘成“金山珠海，天子南库”的广州十三行所在地，也是《华尔街日报》评出的“世界首富”伍秉鉴家族所在地。
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世界首富
提起富商，人们总会想起山西乔家大院的乔致庸、云南“钱王”王炽、安徽“红顶商人”胡雪岩。然而，2001年的新千年之交，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亚洲版）在“纵横一千年”专辑中，评选出了千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其中，有6位中国人入选，但以上富翁皆与此无缘。这6个人是谁呢？
他们分别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爷孙俩、乾隆的宠臣和坤、明朝大太监刘瑾、蒋家王朝的皇亲国戚宋子文，还有一位就是怡和行掌门人伍氏家族的伍秉鉴。
虽然我们无从考证国外媒体的统计结果是否于史有据，但这6人个个富可敌国却是不争的事实。从这些富豪们的财富志中，追寻其财富及其伦理的进化史，对于今人或许不无意义。
蒙古国开国君主成吉思汗（1162-1227），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其原名铁木真，成吉思汗这一称号的本意是指“大海一般（权力无边）的王者”，由他指挥的蒙古骑兵曾无情地侵入从东欧到朝鲜的几乎所有文明核心区，建立起迄今为止幅员最为辽阔、也是史上唯一一个横跨整个欧亚大陆的大帝国，作为他征服事业的一个附带成果，他毫无疑问也是富有四海的。
他的财富有多少，永远不可能有一个具体的数字，但从他征服地区的富庶程度来看，无疑在古代史上达到了一个无人能企及的巅峰。其中1019年的远征一次性就获得57000名奴隶及大量宝石、钻石、金银器皿、银币等贵重物品。若问成吉思汗究竟拥有多少财富，恐怕连《华尔街日报》的评委也很难给个确切的数字。
作为成吉思汗的嫡孙，忽必烈并没有被其祖父成吉思汗的光芒所掩盖，相反，这位大汗让这个骁勇善战的血统更加血脉贲张。他建立了中国的元朝，而且在北京建造了世界上最奢华的宫廷，他的夏都避暑宫殿散发的珠光宝气曾令马可波罗啧啧称奇，他留下的遗产就是一个扩大的和统一的中国，这大概就是忽必烈入选历史上最富有者的原因。
刘瑾（1452-1510），一个在明朝时传说最富有的宫廷宦官，电影里总被描写成一个怪声怪气、阴狠无比的公公。事实上他不但野心勃勃，而且工于心计，很懂得生涯规划。太子登基后，刘瑾很是受宠，并被授予了很大的权力，连京城精锐部队也归他管，手中的权力为他积累财富提供了便利条件。
据明郎瑛《七修类稿》卷十三记载，刘瑾犯事被抄家时，仅抄出的金银就有：黄金120578万两，白银2595836万两。
另据清赵翼《二十二史札记》所载，刘瑾被处死时，有黄金250万两，白银5000余万两。其他珍宝细软未计。据《血酬定律》一书作者吴思据此计算出，刘瑾家产仅金银一项相当于25488亿人民币，和当时国库年收入的白银差不多（另一说刘瑾的财富是国家年收入的数倍，明朝亡国时，国库中的白银不过才200万公斤）。他的巨额财产当然来自贪污受贿，总财富比清代贪臣和珅的550万公斤白银还多，最终因叛逆罪落个凌迟处死、千刀万剐的下场，正应了那句“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古训。
几百年后出现的清朝大臣和珅（1750-1799）又是一名超级巨贪。专制时代，若有人比皇帝有钱，背后总有昏君做靠山，和珅也是如此。他于1772年到乾隆手下当侍卫，凭着英俊漂亮和甜言蜜语，很快成为皇上的心腹，并且其子娶了公主为妻，进一步巩固了君臣关系，致使他有能力拉拢党羽和排除异己，变得不可思议的富有。
其聚敛财富之多，在历代文武大臣当中首屈一指。关于和珅究竟有多少财产，确实数目是难以知晓了，但从他被嘉庆帝亲政后勒令自尽和抄没家产入官，讲到和珅的财产有：夹墙私库有金32000余两，地窖内埋藏银300余万两。另外，据档案记载，和珅还有取租之地1260余顷、取租之房1000余间，以及大量珠宝玉器衣服书籍等等。数量之巨大，前所未有。
民国首富宋子文（1894-1971），被认为是上个世纪40年代世界上最富有的男人，其富有再次证明了“钱与权总是双胞胎”这句名言。凭借宋氏家族与孙中山、蒋介石的联姻关系，他一边当着国民政府大佬，一边从事各种金融交易。他曾将其大部分资产购买外国股票，包括美国通用汽车的蓝筹股，大发一笔横财！据调查，宋家财产约在6亿美元左右。
伍氏家族的伍秉鉴（1769-1843）一般人少有耳闻。他是清代“十三行”怡和行的掌门人，在这6个人中知名度不算很高，但他又唯独是以纯粹的商人身份出现、凭借对外贸易跻身世界首富行列的中国人。
伍秉鉴究竟有多少钱，以至于被国外媒体称为世界首富呢？
有历史学专家统计，到1834年，他的个人资产估计为2600万两白银（有人估算相当于今天的50亿元人民币），而当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就4000万两白银。因此，伍秉鉴可称得上“富可敌国”。难怪《华尔街日报》称他“资产是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资产，天下第一大富翁”。
伍氏父子聚集起来的财富，尽管说是有特殊的垄断原因，也有很多人怀疑有鸦片的成分在里面，但国外媒体在世界范围内评选千年50个最富有的人，被入选的6个中国人，唯独伍秉鉴是不依靠权势与贪污而致富的商人。单从这方面来说，伍秉鉴这个人就具有很深的研究价值。
而今，伍秉鉴已经不只是一个人的名字，他更是一段历史的记忆和一个历史的见证。是什么样的政治背景催生了这样一位世界首富呢？他又有着怎样的身世之谜？让我们寻着还未走远的信息，一起回忆伍氏家族那段艰苦创业的风雨岁月。
世界首富伍秉鉴家族溯源
提起“家族”这个词，让人觉得似乎是一个缺乏光线的词语。它总是让人想起深深庭院里坐着一个永远不说话的老太爷，木头窗棂上长满色彩鲜艳但毒性十足的蘑菇，还有雨中寂寞的少爷、寂寞的丫环。这是文学作品中常见的虽阴郁但具有一定抒情效果的描写。
具体到伍氏家族，人们不禁要问这一巨富是如何发迹的？伍家大致经历了什么样的创业过程？现在让我们将视线转向伍氏家族的发源地。
在广州文化公园至珠海南路一带的广州西关，有一条窄小而弯曲的马路。如今这弯弯曲曲的单行道两旁，小洋楼与空中杂乱的电线、地面堆放的货物混杂在一起，似乎有些埋没之感。然而，谁能想象，100多年前的这里却是一派繁荣辉煌的盛世景象。因为这里曾是清代晚期的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当年被描绘成“金山银园，堆满银钱”的广州十三行所在地，也是《华尔街日报》评出的“首富”伍秉鉴家族所在地。
当古老帝国“吱吱呀呀”地向世界轻轻打开一个门缝时，第一线光亮就打在此处。这个现在看来悠闲安逸的村庄，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最后百年的繁华旧梦。
但我们了解一下伍秉鉴家族的背景，会发现它的起点并非像人们想象中的那么显赫。
伍家祖辈几代人在宋金战争时以勤耕劳作为生，有时讨点小海，有时也搞些船运，逐渐积攒了一笔钱财，并开始在安溪、武夷山一带购置山地，种植茶树，建立茶叶生产基地，为伍家日后从事贩卖茶叶的生意奠定了基础。
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清兵刚刚入关，满族人没有统治过这么大版图的经验，而显得力不从心，尤其是西南边陲更是鞭长莫及，于是统治者就采取了封王的措施。曾为大清王朝立下过汗马功劳的吴三桂、尚可喜和耿精忠先后被封为王，镇守边疆，安抚一方。谁想到后来三人却背着朝廷在自己的地盘内横征暴敛，扩充势力，割据称雄。
当时伍家所在的福建由靖南王耿精忠统辖。耿精忠在福建“横征盐课，擅设船舶，苛派夫驿，勒索银米，久为民害”，致使福建农民处境相当艰难：“闽苦饷正供之外，催科多名。民以田听兵饷，所收不能十之一。”
伍家处境跟其他农户一样很是凄惨，往往是拼死拼活地干了一年，打下来的粮食在交完各种苛捐杂税之后所剩无几，连一家人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一家人常常为生计问题愁眉不展。
为躲避战乱、逃离贫穷，伍秉鉴的先辈们决定举家迁离福建，南迁广东省南海县一带谋求生路。于是，一家人沿着海边长途跋涉、日夜兼程，最后终于到达广州西关一带。
估计连伍家自己也没想到，这一走，竟会使其命运逆转、家财万贯、声名鹊起。
来到这儿的伍家做了些什么呢？有句话叫“贫穷肚空，非盗即商”。意思是说落荒而逃的人不是做强盗，就是从商这两条出路。当强盗虽然有飞黄腾达的可能，但是风险也大，往往是命悬一线，弄不好连命都保不住。伍家祖辈几代人都是老老实实的庄稼人，干这一行恐怕不合适，于是就选择了后者，决定经商，结果一不小心经营出一个商业帝国来！
举家迁往广州西关后，伍秉鉴的祖辈伍灿廷改为从事小本生意，先从海边进些海货，然后四处叫卖，赚点零花钱。就这样，经过近十年的打拼，一家人的生活终于渐渐有了起色，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有了属于自己的固定住所。
据记载，一同住在西关一带的人家，除了伍氏家族外，还有后来同为十三行之一的潘氏家族，但后来两家都举家迁往了河南（指珠江以南）。其中的伍家在河南海幢寺侧购地建花园式住宅，住宅名为“安海乡”。
当时的广州流行着这样一个说法：“宁要河北的一张床，不要河南一间房（指珠江以北、珠江以南）。”因此，广州的河北云集了众多达官贵人以及有钱的富裕人家，河北不仅成为了广州的繁华地带，更代表了一定的社会地位。
那么伍氏祖辈为什么会选择河南作为落脚地呢？这对伍家后来的发达起到了哪些积极影响？这其中又有何旺宅之谜呢？
从风水学上来分析，兴旺之宅“以水为财，财势滚滚”，也就是说位于某地水口的住宅财气会比较旺盛。而当时广州的白鹅潭恰恰位于三江汇合之处，早在秦汉年代它就是我国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称得上是财气最为旺盛的风水宝地。而伍家住宅“安海乡”所在地河南海幢寺附近正位于白鹅潭的东南方向，毗邻珠江，这使得伍家宅院聚绕很多财气，滋养了伍家财如水入的旺宅之势。伍秉鉴的祖上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为了躲避清初那场战乱的此次大迁徙会孕育出晚清历史上一个财富享誉全球的后代。
有人说这仅仅是历史的偶然，也有人说这是伍家祖辈几代人的造化，但事实会是怎样的呢？伍家祖辈几代人给了伍秉鉴这位首富怎样的遗传基因？为他塑造了一个怎样的成长环境？从他的父辈身上是否就已经显示出不同一般的经商才干呢？
父亲伍国莹的打工生涯
任何一个家族的兴起，都会有一个起着关键性作用的人物。对此时的伍氏家族来说，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就是使这个家族从寂寂无闻到声名赫赫的“枢纽”。
伍国莹，字明石，号秀亭，生于雍正九年（1731年），卒于嘉庆五年（1800年），自称“安海伍氏”。
伍氏举家迁居广州后，由于失去了赖以谋生的土地，伍国莹开始在南海县（广州解放路以西那时属南海县）给当地的茶行老板打工，并着手做点小生意。
作为普通小老百姓的伍国莹开始执掌伍家家事大权时，大清王朝政权的掌门人已经传到了雍正帝第四子乾隆身上。乾隆为清代入关后的第四任皇帝，也是雍正皇帝诸子中最有才干的一位。
少年的乾隆聪颖过人，能文能武，行事恩威并施，自小深得其祖父康熙与父亲雍正的喜爱，康熙曾为其慎择良师，进行多方面的教育。乾隆执政前期在政治上矫其祖宽父严之弊，实行“宽严相济”之策，务实足国，整顿吏治，厘定各项典章制度，优待士人，将古代的君主专制推向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而经过60年漫长的“盛世”之后，到了乾隆末期，乾隆皇帝被歌舞升平的生活所陶醉，致使政务废弛，大清朝开始走下坡路。此后的清王朝像即将倾颓的大厦势难支撑，而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炮舰却正在隆隆地驶近，预示着中国的历史即将翻开令人痛心疾首的一页。这就是当时大清国的发展态势。
但是，伍家的生意似乎并没有受到大清国由盛转衰趋势的影响，而是与大清国的这种衰退之势恰恰相反。再加上后来闭关锁国的策略和腐朽的政治环境必然会滋生出权力寻租的土壤，这也为爱尝试的伍国莹提供了发迹和致富的机遇，伍家的生意逆着大清国的衰败趋势呈现出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
伍家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当时大清国的政治环境，当然更离不开伍国莹善于经营的聪明头脑。
伍国莹年少时就学做小买卖，他一边在大街上卖甘蔗，一边在南海学宫旁听老师讲学，后来正式入南海学宫学习。但不久，伍国莹毅然辍学，来到了潘振承开办的散货档当伙计，随着后来潘振承独立创办同文行（后改同孚行）并成为十三行的行商，伍国莹相应就成为了该行里的一名账房先生。
我们常说选择决定人的命运。尤其是在影响一个人一生事业走向的重大事件上，选择的对与错，往往会对一个人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伍国莹事业上的成功除了与他本人杰出的才干有关之外，还在于他所选择打工的这家雇主也属于不平凡之辈，这对伍国莹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潘振承创建的同文行是早于伍家怡和行、占据广州外贸头把交椅的十三行之一，是乾隆年间最大的外贸公司。
1738年以前，“家贫好义”的福建人潘振承来到广东，先在一家洋行中打工，后创立同文行。从这个家族的第一位行商潘振承（名启，字逊贤，号文岩）开设同文行开始，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潘家都在广州的对外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潘氏家族的主要人物在广州一口通商80余年的时间里担任洋行首领达39年之久，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其行号能绵延不绝，是十三行中绝无仅有的。
潘家到底富到什么程度呢？咸丰十年（1860年），一位叫亨特的美国人在一本叫《旧中国杂志》的书中写道：我最近参观了广州一位叫潘启的中国商人的房产，他每年在这处房产上花费达300万法郎……这一处房产比一个国王的领地还大，据说他拥有的财富超过1亿法郎，这已经比当时欧洲很多国家的国王还要富有……他有50个妻子和80个童仆，还不算30多名花匠和杂役等……从这位外国人的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潘家的极奢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