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意场上做事，香港商人信奉的是说一句算一句，一言九鼎，答应了人家的事，绝不能反悔，不然就会叫人看不起。以后就没办法在行业中继续做了。诚信是香港商界共同遵守的规则。那些在经商中不讲信用，耍欺诈手段的商人往往都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
香港商人很懂游戏规则，这是商业文明和现代文明所必需的。在香港生活，无论做什么，透明度都非常高，依法行事。所以香港商人守秩序、讲礼貌、富有职业精神。在法治之下，人们服从普遍而平等的规则，尊重别人的权利，才能获得自己的权利。权利的相互尊重，就产生了现代文明的秩序。
许多到过香港的人，对香港最明显的感受不是它的高楼大厦和琳琅满目的商品，因为这些东西在北京、上海和广州都有了。香港给人最切身的体会是有秩序和省心。一切都已经是约定俗成的，只要按规矩办事就是了。
香港商人十分注重商业道德和信誉。尤其是在经营上以诚信为本，少欺诈行为。中国的商业文化中重信誉讲道德的传统在香港商人经商之道中占有较大地位。在香港做生意，不用操太多的冤枉心，上欺下骗、勾心斗角这些不正当的竞争在香港不多见。
在香港，不管是商店还是摊贩，在经商时，都是非常诚实、规矩的，一般都物有所值，极少假冒伪劣。他们老老实实经商，服务很周到，所以在香港买东西是比较放心的，不会上当受骗。他们在经商中，往往凭借质优货足取胜。
香港商人也十分注意个人商业道德，他们认为生意的做成，利润的获得来自于商品和经营者的信誉。
香港商人不会盲目地答应对方的要求，即便是答应，也一定是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事，而答应了则一定要做到。办不到的事情，就不会答应别人，否则，到时让别人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守信的人。他们知道，往往主观上要求自己重承诺、讲信用，但具体做起来，是否一定能够做到，则不完全取决于主观愿望。
无论是对自己的合作伙伴，还是对朋友，都要讲信用，除了真诚相待，信守诺言，一诺千金之外，还要将感情与生意区别开来，不能在生意上感情用事，否则，最后不仅做不好生意，也会失去朋友。
香港商人在这点上就做得很好。他们在朋友间的感情上可以说是慷慨大方，友情无懈可击。但是一旦到了生意场上，他们就完全按照规矩办事，很少像东北等地的商人意气用事，只顾朋友情面而丢掉大笔的利润。
因此，在生意场上做事，香港商人信奉的是说一句算一句，一言九鼎，答应了人家的事，绝不能反悔，不然就会叫人看不起，以后就没办法在行业中继续做了。诚信是香港商界共同遵守的规则。那些在经商中不讲信用，耍欺诈手段的商人往往都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
香港商人在商场的信誉，为他们赢得了国际国内友商的一致好评，为他们打开了生意的门路。香港商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能赢得真诚的友谊和值得信赖的朋友。
4．少了一点书香气，多了一点铜钱味
在商言商，言商就是挣钱，这个道理在港商看来，再自然不过、再简单不过来。
在香港商人的生活辞典里，挣钱是人生的第一要义，因为不挣钱，经商者的一切理想都只能是空想。
香港有些像日本，弹丸之地，自然资源缺乏。1961年时香港的牛产总值为60．5亿港元，按当时的汇率人均合410美元；1996年回归前一年，生产总值已达12290亿港元，35年内增加180多倍，人均合2．44万美元。而英国人均产值为1．96万美元，加拿大为1．95万美元，澳大利亚为2．12万美元。这与香港人自身的勤奋是分不开的，也与香港特殊的环境分不开。
从家庭与社会关系中看，香港人“利”字当头，以家庭经济利益为本位，并把家庭利益放在社会利益之上，而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对功利亦诸多计较，一个人在家中的地位往往要看他对家中经济奉献的大小；在香港，人们对亲戚朋友甚至“自家人”的帮助和如何帮助，往往是以能否换得自身更多利益为出发点的。
这一点，在香港新一代身上表现得尤为直露和强烈。香港的孩子，已经很久不爱读书了，每个孩子站出来都会“醒目”得令你眼前一亮，但就是少了一股“书香”。
一些年轻的父母常把这样一句话挂在嘴上：“生仔至紧要个醒目，赚到钱。”
香港是一个由富有者支配的社会，其他团体都屈服于货币的诱惑。可以说，香港的一切事物——包括音乐、艺术、文学和体育运动都商业化了。香港的聚财者，包括那些大商人、金融家、实业家的社会声望和地位，都是由他们所占有的财富营造出来的。社会上最流行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聚财文化。聚财者成为人们心目中赞许的偶像、崇拜的楷模。
在商言商，言商即是挣钱，这个道理在港商看来，再自然不过、也再简单不过了。
在香港，人们最头疼的是住房问题。一般人一辈子要为住房奔波。一方面，香港山多地少，当局执行的也是高地价政策，每人分配面积为5．5—7平方米，有大量的香港人没有恒产，长期居住在出租屋里。香港人常自嘲家小得像“豆腐块”。香港是亚洲主要发达城市中居住面积最狭窄的地方。
在香港，有富人，也有穷人。贫富差距非常突出，富人是富在面上，穷人也穷在面上。香港因为与深圳只有一江之隔，香港与深圳的距离一天天缩小。有人说香港的今天就是深圳的明天，深圳的明天就是中国的后天。在香港的有钱人看来他们好像在做义工，这点收入只是象征性的。在香港，普通人的收入情况是这样，一个卫生工，每天8个小时，每周工作6天，月薪5000港元。一个电脑专业的毕业学生，月薪15000元左右。家庭小商店一个月的收入一般能达到10000多元。
学者许纪霖说，凭他在上海、香港两地生活的经验，上海人的长处在于有“文化”，而香港人的特点是“文明”。“文明”，主要是指有教养、彬彬有礼的举止符合规范，类似英语中的“civilized”，而“文化”指的是文雅、喜好文学艺术的、有精神趣味的，类似英语中的“cultured”。
上海人的文化传统，得益于两个方面。其一是明清以来的江南士大夫文化，它影响到近代上海人的精神气质：书卷气、重文采，以及精致、细腻审美化的日常生活。开埠以后，上海人全方位拥抱欧美尤其是欧洲文化。另一方面，清末以来以上海为中心的知识启蒙运动，使上海形成了惟智的文化氛围。
香港文化的文化之根在粤语文化，具有本土和民俗的色彩。在殖民文化的笼罩下，香港的近代文化基本没有受过新启蒙的洗礼。长期以来，其文化基本上是以一种二元的结构存在：在社会上层，是殖民的英语文化，但它如同一层油花，飘浮在文化的水面，没有真正沉淀到社会之中；而在底层，依然是民俗的、本土的、非精英的粤语文化。香港独特的二元结构与上海文化的一元结构形成了奇妙的对照。
香港人是实在的、拼命的、富于理性的，但在精神上少了一点浪漫和梦幻。
5．香港人懂得赚钱。更懂得花钱
香港商人并不吝惜金钱，他们工作起来疯狂，玩起来也一样疯狂，他们就像候鸟，哪个地方好玩，景色优美，他们就出现在哪，大多都能找到香港人踏过的足迹。
就像香港人的工作精神一样，香港人会享受也是世界出名的。
面对激烈的生存竞争，香港人工作很勤奋，他们拼命赚钱，以求过上自己期望的生活。但他们在拼命的同时也很会找机会放松自己。
在香港这个多姿多彩的大都市里，香港商人在拼命工作的同时也享受着生活，消费着手中的钞票。
香港人非常注重仪表。长期在英国人的统治之下，香港人的生活方式也烙下了英国人的痕迹。从外表上看，香港男士每个人都像绅士一样，风度翩翩，穿着讲究气派，讲究名牌；女士着装讲究个性，一个个装扮的婀娜多姿。
香港人的生活也很讲究，他们上班有工作服，下班有昂贵的休闲服，参加晚宴又有漂亮得体的礼服。香港人对仪表的重视刺激了香港服装业的繁荣。目前，弹丸之地的香港的成衣出口量居世界首位。有人把它比做东方的巴黎一点也不过分，因为它确实领导了东方的时装潮流。有人说：一切流行白香港而起。
他们除了将钱用在着装穿戴上外，还很注重吃的质量。香港人个个都是美食家。在香港，各路美食大摆龙门阵，不仅有优雅的西餐厅，也有中国特色十足的湘菜馆、香港人爱吃，也讲究吃，他们吃不只是为了填饱肚子，还要讲究健康饮食，“精神会餐”。往吃和穿的问题上是不会亏待自己的。他们在工作之余，会很好地犒赏自己，这样才能养精蓄锐，更好地赚钱。
香港商人并不吝惜金钱，他们工作起来疯狂，玩起来也一样疯狂。他们就像候鸟，哪个地方好玩，景色优美，他们就出现在哪，大多都能找到香港人踏过的足迹。
香港商人玩得最野的是赛马。爱赛马的既有穷人，也有富人。
在香港，每年马会的投注额高达数百亿元，而列入香港顶尖的豪富的经营额也不过近日亿元。当一匹匹骏马在赛场上狂奔时，引来众多香港商人的狂呼和等待，此时他们工作时的紧张情绪顿时烟消云散。这是一种赌博，也是一种宣泄和休息，同时说明了港人喜欢冒险的心情。
香港商人好赌，赌本身是一种心态。除了赌马以外，六台彩和其他的赌博方式也很多。
香港商人好玩的心态还表现在他们能把“文化”这种在中国内地被看作“事业”的严肃问题，当作一种“商业”来操作。流行商业文化成为香港的一个特点，这不仅是由香港特殊的社会氛围决定的，也是由香港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决定，市场就像一只无形的手，左右着人们的一切，因此，文化也自然就成为了商品。
比如拍历史剧，这在祖国大陆文化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而在香港，历史剧完全成为取悦人们的一种方式，使香港的历史剧与大陆的历史剧形成了完全小同的风格。在香港人的眼中，全无皇上深居简出的风范。包青天也是如此，三侠五义，个个忠心义胆，一身功夫，杀富济贫，批评天下不平之事。港台的历史片，完全是一种商业片。历史服务于今人，目的就是让大家高兴。而大陆则不同，历史片讲究真实和气势的恢宏，更重视历史的教育意义，而娱乐性则在其次。两相比较，一个是严肃文化，一个是消闲文化。港台历史片坚持的是游戏法则，对历史人是选取一点，自由、随意渲染，戏里打情骂俏，功夫卓绝，古人一口现代的腔调。港台的历史片距离古人远了，离今人近了，像乾隆，作为皇帝的一面没有了，而作为凡人的一面则表现得非常充分。
这些东西都是典型的史化消遣。
一般的文学作品、艺术演出、新闻出版和影视创作都必须迎合市民消闲文化的需要，这自然导致香港商业文化的兴旺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