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事变"后，牺盟会在部分地区断断续续活动了一段时间，至1940年冬停止了活动，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山西新军经过整编仍保留原来的番号，实际上加入了八路军的战斗序列。中共继续争取阎锡山，以维持同阎的抗日统一战线。1941年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时，阎保持了中立。同阎的这种合作关系勉强维持到抗战结束，这对于稳定山西抗战局面，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是有积极作用的。
牺盟会是中共与阎锡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特殊组织形式，其作用正如1940年3月北方局在给中央的一份电报中所强调指出的，在中共领导之下的牺盟会，"由于抗战以来客观形势的发展，这一组织不仅在山西的民众运动中曾起其领导作用，并且已进入到政府和军队中间，开始了政治机构的改革，创建了新军，在推动山西进步和发展统一战线，坚持山西以至华北抗战上曾起其光辉的作用"。
绥远抗战
绥远省（现属内蒙古自治区），东邻冀、察，西连宁夏，南接晋、陕，北靠外蒙古。日本对该地区的战略位置极为看重：它是中国通向蒙、苏的重要通道，又是当时中共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的主要路线。日本占领它后，便可实施其反苏包围圈战略，亦可按预定计划出兵新疆，再在南进过程中控制住中国的沿海和东南亚地区，使偌大个中国不啻成为一个孤岛。因此，日军在1933年夺取了热河全省之后，便开始策动对绥远的进犯。
当时的锡盟副盟长德王成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走上卖国投靠日本道路。1935年底，德王在日本资助下成立了"蒙古军总司令部"，以德王、李守信分别为正副司令，由村谷彦治郎以下200名日军充任各级顾问，加紧扩军为九师一炮兵团，并在日本指使下于12月间先后侵占了察北的沽源、商都、康保、宝昌、万全、张北等6县，为进一步侵犯绥远建立了前哨阵地。
在岌岌可危局势下，绥远省主席傅作义怀着满腔保家卫国的激情与热血，不顾南京国民政府举棋不定的对日游移态度，积极修建国防工事，加紧进行军队动员，以随时准备抗击日军的侵略。
7月下旬，伪边防自治区头目于志谦、马子玉，伪西北防共自治军头目王道一，先后率领几千人马，数次进犯绥东红格尔图等地。8月1日，傅作义亲临前线，三十五军许书庭营英勇反击，毙敌百余，俘虏马子玉等60余人。次日，赶赴集宁，命彭毓斌率部击溃王道一部，毙敌过半。王道一逃回商都后，被恼羞成怒的日军枪决，暴尸街头，以做伪军。
军见军事不力，便改用软硬兼施政策。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坂垣征四郎潜行抵绥，胁迫傅作义和日本缔结"防共"协定，并以由傅出面领导"华北独立"作诱饵，但均遭傅严词拒绝。10月，日本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同德王举行军事会议，密谋下一步的侵略活动。与此同时，傅作义也加紧了防御准备。11月8日，傅作义等在归绥召开秘密军事会议，任命彭毓斌师长、董其武旅长为绥东防守总、副指挥官，孙长胜师长、孙兰峰旅长为绥北防守总、副指挥官。
经过长期准备后，11月14日日伪军又兵分三路大举进犯绥东。田中隆吉指挥王英伪军5000余人作为中路军，由商都出发，二次进犯红格尔图。三十五军骑六团团副张著和绥东剿匪司令达密棱苏隆率领蒙汉骑兵3个连，与敌周旋。苦战三天三夜。16日，傅作义赶到集宁指挥战斗，命令彭毓斌、董其武率部队星夜出击，于18日晨在红格尔图前线发动全面进攻，里应外合，终于将敌击溃，毙俘敌官兵数百人，取得了红格尔图战役的胜利。
随后，傅作义立即布署收复百灵庙。20日任命晋军骑二师师长孙长胜、三十五军二一一旅旅长孙兰峰分别为正、副前敌总指挥，带领步兵8个营，骑兵8个连，山炮1个营，装甲车20辆，规定于23日午夜发起总攻，24日上午7时前结束战斗。经过一夜的激烈战斗，孙兰峰等部于24日上午8时许将敌击溃，收复了百灵庙。是役毙敌300余名，内有日人尸体20余具，伤敌600余名，俘敌400余名，缴获日伪文件、枪支弹药、面粉、汽油甚多。同日下午和次日，伪蒙军在日军飞机掩护下，向百灵庙反扑，均被击退，并击落日机3架。随后，傅作义军乘胜追剿，于12月10日收复了另一个日伪军盘据的战略据点——大庙。
王英部伪军石玉山、金宪章、安华亭、王子珍4个旅迷途知返，将日本顾问小滨大佐等29人全部杀掉后先后反正。历时5个多月的绥远抗战至此结束。
绥远抗战激发了全国人民空前的爱国热忱，抗战开始后，全国各阶层人民立即掀起援绥运动。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发起绝食一天和停火节煤运动，捐款援绥，并成立救护队、慰劳队、义勇队等组织，直赴前线参加工作。西安、上海、北平等大中城市各阶层人士及海外侨胞，纷纷参加"万件皮衣"、"以一日所得援绥"等运动。百灵庙收复次日，上海各界即派出以黄炎培为首的七人慰问团，携款10万元，飞赴绥远慰问抗敌将士。到12月底，全国人民捐款已逾300万元，相当于绥远一年的军费。中国工农红军因受蒋军的阻碍，虽未及时出援绥远，但对绥远抗战也给予了莫大的支持。10月26日与12月1日，毛泽东、朱德等红军将领两次致书蒋介石，指责他对绥远抗战坐视不救的卑鄙行为，要求把红军和剿共大军都开往绥远前线。百灵庙大捷后，毛泽东拍电报给傅作义表示祝贺，并派南汉宸同志携带慰问款和锦旗参加百灵庙祝捷大会。
傅作义领导的绥远抗战，沉重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吞绥远的阴谋，激起了全国人民空前的爱国热忱，增强了傅作义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人物的抗战信心，并使蒋介石集团的态度也发生了向着抗日方向的进一步转化。
七君子事件
本帝国主义制造的一系列侵略华北事件，加重了中华民族的危机，在"一二·九"运动的推动下，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1936年5月31日，来自全国18个省市的60多个救亡团体的代表，在上海召开会议，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全救会"）。全救会坚持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政治主张，通过各种活动的开展，使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向着更加广泛深入的方向发展。南京国民政府对此十分恐惧，对全救会的领导人更为恼恨。为镇压人民群众的抗日救国运动，11月23日凌晨，国民党政府以全救会支援上海日本纱厂工人罢工为借口，由上海市公安局会同英、法两租界捕房，将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邹韬奋、史良等七位全救会领导人非法秘密逮捕。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四人被押往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简称"高二分院"），章乃器、邹韬奋、史良三人则被押往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简称"高三分院"）。此即七君子事件。
沈钧儒等被捕后，全救会立即展开营救工作。一面和被捕者家属聘请律师，出庭辩护，一面发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为七领袖无辜被捕告当局和全国人民书》，向政府当局迫害全救会行为予以抗议与揭露，呼吁全国人民为抗日救国立即行动起来，营救被捕的全救会七领袖。
七君子被移送法院当天，高二分院即开庭审理。沈钧儒等四人和辩护律师对公安局代表的诬蔑之词及捏造的罪名一一予以批驳，并对非法逮捕提出抗议，坚决反对非法移提，要求立即予以释放。在既无证据，又无拘票情况下，法院只好裁定：责付律师保释，改期再讯。高三法院对章乃器、邹韬奋、史良三人开庭的结果也与此类似：无犯罪行为，不予起诉，先由律师保释。这样，国民党当局妄图把七君子迅速"引渡"，押往江苏最高法院处以重刑的阴谋，并未得逞。
沈钧儒等7人被保释离开法院的当天晚上，高二、高三两个分院即签发了重新逮捕的拘票，并于25日和27日将沈钧儒等秘密移送上海市公安局羁押，12月4日又移至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关押。史良因祖母有病回乡探视，未遭第二次逮捕，12月30日，自动到苏州高等法院投案，被押于女看守所。
沈钧儒等被捕消息传出后，国内外进步人士异常愤慨。全救会发表声明，严重抗议国民党当局所为。11月24日，北平文化界许德珩、张申府、李达、许寿裳等109人联名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要求将沈钧儒等即日开释，勿再拘传。26日，宋庆龄发表严正声明：七君子的被捕及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罪名"，是国民党反动派屈从于日本帝国主义压力的结果。七君子的被捕，只会引起中国人民更加强烈的反日忿怒与爱国热忱。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决议全市各学校罢课两天，并派代表赴南京请愿，要求南京政府立即释放被捕诸领袖，开放民众救国运动。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也表示不满，出面营救。张学良12月3日由西安乘军用飞机去洛阳，请求在那里布置"剿共"的蒋介石释放七君子。西安事变发生后，张、杨向全国发表函电提出八项主张，其中第三项即为要求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致电南京政府，要求对爱国七领袖无条件释放。冯玉祥、于右任等为营救七君子，在南京发起了征集10万人签名运动，旅居欧洲、美国的华侨和一些国际知名人士罗曼·罗兰、爱因斯坦、杜威、罗素、孟禄等，也纷纷致电南京政府，要求释放被捕的爱国领袖。这些营救活动，汇成一股强烈的爱国热潮，更大地推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自1936年12月关押在苏州江苏高等法院以后，至1937年2月两个月间，法院对沈钧儒等一共进行了5次侦训，其捏造的罪名为组织非法团体、勾结"赤匪"、煽动工潮、颠覆政府等。每次侦训，沈钧儒等人都把检查官驳得张口结舌、无言以对。政府当局欲加人罪，又苦于无有证据，便采取拖延的办法。1937年2月3日，江苏高等法院根据检查官申请裁定：自1937年2月4日起，延长侦查两个月，即至4月4日，方能决定对沈钧儒等是否起诉。
在延长侦讯期间，国民党当局对沈钧儒等施展诱降阴谋。首先，国民党在社会上散布将释放七君子的流言；随后，国民党一些党政要人和司法方面的当权人物，对沈钧儒等许诺侦查期满后，本案不会提起公诉。但沈钧儒等恢复"自由"后，应自动或被动地前往南京和国民党当局开诚谈话，使政府和人民、当局和救国会之间的隔阂逐渐消除。在侦查即将期满之前，蒋介石又派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罗天霞到狱中探访沈钧儒，劝说沈钧儒等人只要发表一个声明，再到反省院办个手续，便可以释放和得到"自由"。沈钧儒等人对国民党的诱骗坚决回决后，国民党立即对沈钧儒等人提起"公诉"。
4日晚，江苏高等法院以危害民国为名对沈钧儒等人正式提起公诉。《起诉书》罗织了"被告"的十大罪状：阻挠根绝"赤祸"之国策；妄倡人民阵线，有国际背景和政治野心；抨击宪法；煽惑工潮；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勾结军人，谋轨外行动；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等等。《起诉书》在上海各大小报纸发表以后，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为江苏高等法院对沈章诸先生提起公诉的答辩并告全国人民和全体会员书》，对国民党逮捕七君子及其起诉行为，表示坚决的反对，并针对《起诉书》所列十大罪状，分八条逐条进行批驳。中共中央于4月12日发表宣言，坚决反对对爱国有罪的起诉。上海文化界谢六逸、叶圣陶、胡愈之、夏丐尊、艾思奇、金仲华、欧阳予倩等100多人，也联名要求南京政府恢复沈钧儒等人的自由。全国进步报刊纷纷发表评论，对国民党起诉沈钧儒等人的行为予以指责。全国舆论的谴责，使国民党政府还未开庭审判，便陷人了被动局面。
与此同时，上海一些有名望的爱国律师联合组成辩护团，积极为沈钧儒等人准备《答辩状》。按法律规定，每一个被告可以请律师3人，因此，七君子的律师辩护团便由21人组成。这些律师在社会上都有很高的声望。如此阵容强大的律师辩护团，在中国司法界的历史上是罕见的。
沈钧儒等人及其律师将长达两万多字的《答辩状》送交法院，并在上海许多报纸全文刊登。《答辩状》简述了救国会成立的背景及其主张，将国民党对七君子起诉怒斥为"实属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摧残法律之尊严，妄断历史之功罪"。并对《起诉书》所列举的十大"罪状"，用大量事实逐一给予驳斥。《答辩状》要求法院秉公审理，依法判决，以雪冤狱。
11日，江苏高等法院对七君子案第一次开庭审判。苏州街巷军警林立，五步一岗，十步一哨，荷枪实弹，如临大敌。许多人冒雨挤在法院门口，等待旁听，其中不少年高德劭的社会名流。临近开庭之时，法院突然贴出布告："停止公开，所有已发出之旁听证一律无效。"门外群众及"被告"家属异常气愤，沈钧儒等人及其辩护律师也坚持不公审不发言。几经交涉，法院被迫同意让新闻记者和家属旁听。
下午两点审判开始后，沈钧儒第一个出面受审。沈钧儒大义凛然，理直气壮、滔滔不绝地进行申辩。法官问："你赞成共产主义吗？"沈钧儒回答："……如果一定要说被告等宣传什么主义的话，那末，我们的主义就是抗日主义，就是救国主义。"又问："你知道你们被共产党利用么？"沈答道："假使共产党利用我抗日，我甘愿被他们利用；并且不论谁都可以利用我抗日，我都甘愿被他们为抗日而利用。"其他各人也对法官的提问铿锵有力地一一批驳，并在申辩中，就《起诉书》内容提出20多个问题，要求法院找出真凭实据。审判长无理拒绝，并以时间为借口，终止了辩护律师的发言，决定第二天继续审理。
为打乱国民党随审随判的事先部署，沈钧儒等人及其辩护律师当晚商议，决定依法请承审判长和两位推事回避，辩护律师也集体拒绝出席，以示抗议。法院第二天无法开庭，只好推迟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