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迅速推进宋哲元实行"自治"，自10月起土肥原进人北平专司其事。起初，土肥原劝说宋哲元与国民党河北省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合作，共同脱离南京，成立"自治政府"，遭到宋哲元的拒绝。随后，土肥原采取又打又拉的办法，加紧对宋进行威逼利诱。宋虽欲借日本力量与蒋对抗，但又不敢也不愿充当日本的傀儡，故而以请示南京政府为名，予以敷衍。日本分离华北的行为，为蒋所不能容忍。故此，在日本加紧对宋活动之时，蒋介石也抓紧对宋哲元的安抚和控制。二方面授予宋哲元及其部下"最高青天白日勋章"，以表彰他们在长城抗战中的功勋，并任命宋为平津卫戍司令，另一方面，蒋又调动中央军，对宋同时也对日本进行武力威慑。在进退两难中，宋哲元11月19日离开北平，躲往天津"休息"。土肥原压迫宋哲元于11月20日限期宣布自治的计划落空。
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成立后，日本再次将精力放置在逼迫宋哲元"自治"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南京行政院于11月26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撤销北平军分会，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驻平长官，任命宋哲元为冀察绥靖主任，殷汝耕免职拿办。宋哲元既不敢步殷汝耕之后尘，又要利用自己举足轻重的地位，向蒋索取独揽华北的权力。因此，宋为迫使南京政府与日本直接谈判，使其承担"自治"的历史责任，于27日和29日两次致电南京政府要求辞去冀察绥靖主任之职，并请何应钦尽速来平。30日，蒋介石、林森与五院院长商讨对策，制定了处理华北问题的四项原则，并派何应钦立即北上执行。其四项原则为：（1）如情势许可，即就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职。否则参酌西南政务委员会现状，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2）冀察政务委员会组织以适合北方特殊情势为标准，其委员由中央委任，并以宋哲元为委员长；（3）冀察一切内政外交军事财政必须保持正常状态，不得越出中央法令范围以外；（4）绝对避免自治名义与独立形态。当日晚，何应钦从南京出发，12月3日进入北平。4日晨，何应钦与宋哲元举行会议，商讨解决华北时局的办法，宋表示绝对听命中央，绥靖主任一职亦可就任。5日晨8时，宋哲元却突然离开市区到西山"休息"，称病不进城与何应钦见面，以示对何应钦欲设立行政院驻平长官来分宋哲元之权的不满。与此同时，日本也对何应钦施加压力。12月5日白天，15架日机在北平上空低飞示威。晚上，有30余人自称是"北平市民众代表请愿团"，到中南海何应钦行馆门前举行"请愿"，并呈递一具名为"北平市各自治区民众代表"的请愿书。
在这种形势下，何应钦和秦德纯等于5日夜会商达旦，最后决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哲元任委员长兼绥靖主任，其辖区为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北平、天津两市。此方案先后取得了日本与南京政府的同意。12月11日，南京政府明令发表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决定，并公布了人选名单。由于北平学生的"一二·九"与"一二·一六"示威游行，原定16日举行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大会，只好延至18日悄悄进行。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既不全属国民党中央系统的成员，也不全是亲日分子，而是由代表宋、日势力的分子所组成，但在其初期，亲日势力则占有相当的比重。冀察政务委员会先后设立了经济、外交、建设、交通、法制等"特种委员会"，其重要者，基本上都为亲日分子所把持。此外，日本还通过派遣顾问，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直接进行控制。在实际权限方面，冀察政务委员会虽在名义上是南京政府辖下的地方政权，实际上则处于一种半独立状态。在政治上，冀察政务委员会得在不超越中央法令前提下制定单行法规，南京政府还授予它可以直接向日方谈判有关华北的经济权益的权力。在财政经济方面，冀察当局将关税、统税、盐税和铁路收入全部截留支配。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日本侵略者就按其既定方针对宋哲元步步进逼。而宋哲元并不愿充当日本的傀儡，便在日蒋之间左右逢源，以实现在华北发展自己实力的意愿。故此，宋在对日态度上，既妥协，又不彻底投靠。日本首先推出策动宋哲元与殷汝耕合流，实行完全"自治"的方案，宋不但拒绝，反而提出取消冀东伪政权的要求。随后，日本在经济方面提出了修筑津石铁路、开发龙烟煤矿、修改海关税则、开辟航空路线、长芦余盐出口等要求。宋对上述要求，既不敢明确表示拒绝，又不敢出卖国家民族利益，便采取拖延推诿或向南京政府请示等办法，以减轻自己的责任。在人事安排上，尽管宋任用了大批的亲日派，但始终把实权要职抓在自己手里。
宋哲元的上述态度，与日本的希望大相径庭。自1936年5月起，日本便一方面在华北增军，肆意挑衅，制造事端，一方面制造反宋舆论，散布谣言，对宋哲元施加压力。日军的威逼欺凌，使宋哲元感到一味妥协退让并无出路，故此，宋哲元的政治态度逐渐向抗日的方向发生变化。
底，国内局势也发生了激励宋哲元倾向抗日的新的变化。首先，绥远抗战与西安事变发生后，全国逐渐形成团结抗日的形势。其次，二十九路军广大爱国官兵早已不满意冀察当局对日处处忍让的方针，蕴藏着强烈的抗日情绪。再次，中共一方面派人与宋哲元联系双方合作抗日问题，一方面发动二十九路军下层官兵的抗日热情。再次，由于日本的步步进逼与全国救亡运动的高涨，南京政府的对日态度也逐渐转为强硬。在上述诸因素的影响下，自1937年初，宋哲元和冀察当局的政治态度明确转到抗日方面来。在政治上，冀察当局积极进行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以示冀察平津乃中国一普通政区，停止与日本关于开发华北的谈判和一些正在进行的经济合作项目；在对待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抗日活动上，冀察当局采取了不干涉甚至同情的态度。北平出现了一派学生军队团结抗日的新气象，一批共产党员在宋的同意下以进步青年的面目直接进入二十九军。在军事上，冀察当局加强了对部队的军事训练与抗日救国政治教育。
全国抗日形势的高涨与冀察当局对日态度的转变，使日本在华北建立第二个"满洲国"的梦想最后破产。7月7日，日本发动了芦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武装侵略中国的战争。二十九军冯治安部在芦沟桥对于日军的进攻奋起抵抗，宋哲元发出守土自卫的通电。平津沦陷后，8月1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被取消。
《中国新文学大系》出版
新文学运动自1917年胡适、陈独秀在《新青年》上著文发起，至1934年已将近20年的时间，其蓬勃发展的速度与广度之巨，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展影响之深，使提倡、从事新文学运动的文学巨匠们实感有整理、综纳之必要。因此，自1934年起，赵家璧、茅盾、蔡元培、胡适、鲁迅、郑振铎、周作人、朱自清、郁达夫等人分头搜集材料，编辑目录，撰写导言，10卷本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于1935年、1936两年中陆续出齐。此书是从1917年新文学运动开始到1926年10年间的创作和理论的选集，计分文学建设理论、文学论争、小说（一至三集）、散文（一至二集）、诗歌、戏剧、史料·索引等共10册，由赵家璧主编，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行。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文学建设理论》由胡适编选。该集的理论文字，代表1917～1920年文学革命的理论，大都是从《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少年中国》几个杂志中选择出来的，所收文章分为三组。第一组为胡适的《逼上梁山》一文，记述文学革命在国外发生的历史。第二组收入了胡适的《寄陈独秀》、《文学改良刍议》、《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答胡适之》，钱玄同的《寄陈独秀》、《答胡适之》、《论应用文之亟宜改良》等文，以及刘半农、傅斯年等人的文章。这些均是文学革命最初在国内发难时期的几篇重要理论以及它们所引起的影响和讨论。第三组为这个运动稍后一个时期的一些比较倾向建设方面的理论文集，收入了胡适、傅斯年、周作人、俞平伯、欧阳予倩等人的文章，包括了关于新诗、戏剧、小说、散文各个方面的讨论。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集《文学论争集》由郑振铎编选，多为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时代的作品。编者将这些文章分为八编：即初期的响应与争论，从王敬轩到林琴南，学衡派的反攻，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活动，甲寅派的反动，白话诗运动及其反响，旧小说的丧钟及中国戏剧的总结账等。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三集《小说一集》由茅盾编选，主要为从《文学周刊》、《小说月报》等刊物中选出的文学研究会各位作家的作品，收入了冰心、卢隐、叶绍钧、王统照、落华生、朱自清、徐志摩、郑振铎等人的小说。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四集《小说二集》由鲁迅编选，主要为《莽原》、《现代评论》、《晨报副刊》、《荆棘》、《新潮》、《月夜》等刊物及作品集巾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两个团体以外作家的作品，收入了鲁迅、俞平伯、杨振声、李健吾、王鲁彦、川岛等33位作者的小说59篇。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集《小说三集》由郑伯奇编选，主要从《创造季刊》、《创造月刊》、《洪水》等刊物及作品集中选出，收入了郑伯奇、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成仿吾等人的小说。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六集《散文一集》由周作人编选，收人了徐志摩、刘半农、刘大白、吴稚晖、郁达夫、郭沫若、俞平伯、顾颉刚、孙伏园等人的散文。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七集《散文二集》由郁达夫编选，收入了鲁迅、周作人、冰心、林语堂、丰子恺、钟敬文、川岛、朱自清、王统照、许地山、郑振铎、叶绍钧、茅盾等人的散文。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八集《诗集》由朱自清编选，多从各位作家的作品集中选出，收入了胡适、刘复、鲁迅、沈尹默、俞平伯、周作人、左舜生、朱自清、康白情、刘大白、傅斯年、王统照、郭沫若、田汉、叶绍钧、冰心、成仿吾、冯雪峰、郑振铎、戴望舒、闻一多、徐志摩等人的诗歌。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九集《戏剧集》由洪深编选，收入了胡适的《终身大事》、田汉的《获虎之夜》、《幽兰女士》、叶绍钧的《恳亲会》、洪深的《赵阎王》、郭沫若的《卓文君》、成仿吾的《欢迎会》、欧阳予倩的《回家以后》、丁西林的《压迫》、熊佛西的《洋状元》、胡也频的《瓦匠之家》、郑伯奇的《抗争》等作品。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十集《史料·索引》由阿英编选，内容分为总史、会社史料、作家小传、史料特辑、创作编目、翻译编目、杂志编目等七类。其中总史部分收入了周作人、胡适与陈子展分别所作的《文学革命运动》，会社史料部分收入了陈独秀、傅斯年、孟寿椿、郑振铎、茅盾、郁达夫等人对那个时期各个文学流派及文学刊物所作的综论、介绍文章。
《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出版，对1917～1926年10年间关于新文学理论的发生、宣传、争执以及小说、散文、诗歌、戏剧诸方面的成就作了一个综合的整理、保存及评价，不但为此后研究这段时期新文学运动史者提供了系统的参考资料，而且其编纂的方法、体例也为此后编纂文学作品者纷纷效仿，它在图书出版史中也占据了一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