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收到日本领事的抗议后惊惶失措，再说他们对《新生》杂志也早有不满，必欲去之而后快，所以对日本的要求表示全部接受，马上命令上海市政府将《新生》周刊社查封。为推卸"政府"责任，南京国民政府命令上海市党部委员潘公展等人亲自找《新生》周刊负责人提出：（1）将来法律起诉时，在法庭上《新生》出庭代表不得承认《闲话皇帝》一文是经过"审查"的；（2）要求把这一期的"审查证"交还给图书杂志审查处；（3）要求《新生》周刊社将来如请律师出庭辩护，所请律师要经过他们同意；（4）赶快通知在江西的杜重远本人要他亲自出席法庭。杜重远闻讯后，迅即赶回上海。南京国民政府又派萧同兹、齐世英赴沪处理此事。萧、齐采取欺骗手段，动员杜重远亲自出庭，保证决不判刑，即使判刑的话也是暂缓执行，不会妨碍杜的工作。杜为不使事态扩大而同意亲自出庭。不料这却是国民党设计好的牺牲杜重远并消灭《新生》周刊的阴谋。
初，上海市政府命令公安局向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提出控诉，经该院首席检查官郑钺开庭，对《新生》发行人兼编辑人杜重远、著作人易水予以侦查。因为易水住址不明，迭传无着，侦查结果认为杜重远应负刑事罪责，着令交五百元及听候公审。7月9日由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第二次开庭，杜重远偕律师到案。庭长不顾杜及其律师的辩护，结束公审，宣告判决主文：杜重远散布文字，共同诽谤，处徒刑一年零两个月；《新生》周刊2卷15期没收。被告律师请易科罚金，庭上不准；请予上诉期内交原保，庭上又不允。对此，满腔怒火的杜重远在法庭上愤极而呼"我不相信这还是中国的法律"。杜重远就这样被骗，当庭扣押，送上海漕河泾监狱执行。
《新生》周刊事件轰动了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应。当新生案在法庭审判时，愤怒的群众即挤满了法庭内外，高喊抗日救亡的口号。当判决消息传出，更是群情激愤。"救国有罪"成了当时广大群众对国民党提出的普遍抗议。由于杜是东北著名人士，又是以支援马占山抗日闻名的，因此，大批的东北军将士借用各种名义，络绎不绝地到上海漕河泾监狱慰问他。杜重远虽身陷囹圄，却不改其抗日意志，他把囚室当成进行抗日救国的活动据点，同各界爱国人士，特别是同东北抗日救亡团体和东北军官兵保持着密切联系，向他们进行政治工作。
《新生》周刊从1934年2月10日创刊，到1935年6月30日被迫停刊，先后发行了73期，其中1卷50期，2卷23期。该杂志内容丰富，文字精辟，生动活泼，有很强的号召力。
国民政府发布《敦睦邦交令》
自"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中国以来，国民党政府对日一直采取妥协退让为主的政策，希冀以此来换取和平。直至1935年6月日本华北驻屯军向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何梅协定》中各项苛刻要求之时，国民党政府对日本日益嚣张的侵略气焰仍采取妥协退让、委屈求全政策。同年6月10日国民政府所发布的《敦睦邦交令》，便是这一对日政策的确切体现。
面对日本逐步升级递进的侵略，南京国民政府虽不得不作消极抵抗，但内心中仍不愿和日本绝交宣战，幻想以妥协退让换取与日的和平，以便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剿共"及处理国内事务上来。自占领东三省及热河地区之后，日本对华的军事侵略也稍稍放松，广田继任日本外相之后。大力标榜"和协外交"，打算在迫使中国承认伪"满洲国"存在的既成事实前提下，改善日中关系。1935年1月，日本外相广田在议会发表外交政策演说，表示要实行"日中亲善，经济提携"的新的对华方针。日本政府要和国民党政府互派高级官员，进行"访问"，以"调和感情"。蒋汪对此作出积极的反应。1月29日。蒋介石即接见日本驻华陆军武官铃木美通，次日又接见了日本驻华公使。谈话中，蒋汪表示中日应该亲善。中国方面认为改善关系的前提，是两国的互让，即日本不侵略中国，中国取缔排日。日方却称日本已经屡次声明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对这个问题没有讨论的必要，只以中国取缔排日为必要条件即可。2月20日，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报告最近中日关系，表示要与日方改善关系。同日，国民政府下令各报禁止登载排日的言论及报导。2月27日，蒋汪联名下令禁止排日。2月28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撤免"鼓吹排日的"中央党部宣传部长邵元冲，由叶楚伧继任。3月1日，叶楚伧与组织部长陈立夫联名下令各地党部停止排日活动。3月15日，教育部通令禁止使用有反日内容的教科书。5月17日，中日两国同时发表将外交使节升格为大使的公报，并发表大使馆人选。
然而，就在广田与蒋汪大唱中日亲善之际，日本帝国主义却已磨刀霍霍，准备向华北进犯。1935年1月15日，日方挑起察东事件，向驻守在察哈尔的宋哲元部挑衅。日军在平津不断刁难、挑衅，为此5月25日河北省委主席于学忠宣布将河北省政府迁往保定。6月9日，日方向何应钦递交由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署的备忘录，要求：河北省内一切党部完全取消，第五十一军、第五十二师撤出河北，禁止全国排日行为。何应钦立电蒋汪请示，而日本军则向平津一带移动，对中国施加压力。
10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兼行政院长汪精卫电示何应钦：对河北省党部中央已有决议，取缔排日政府已申明令；对于五十一军及中央军之撤退无异议。同日，国民政府发布《敦睦邦交令》，宣称："我国当前自立之道，对内在修明政治，促进文化，以求国力之充实，对外在确守国际信义，共同维持国际和平，而睦邻尤为要着，中央已屡加申儆，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
国民党颁布的《敦睦邦交令》，告诫国人与日邻"安邦"交好，且勿有任何"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更不得有任何"妨碍"国交的组织团体，其妥协媚日之态依稀可见。然而，日本的侵略野心是永无止境的，其所放"亲睦友善"的烟幕只不过是为了掩盖他更大规模的侵略。随后日本策动的华北五省自治及日益加紧的对华经济侵略和扩张，使国民党不得不在现实面前调整其对日政策。
华北事变
为扩大其对华侵略，日本帝国主义继"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之后，又将侵略爪牙伸至华北。从1935年起，先后制造了察东事件、河北事件、张北事件，并疯狂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和内蒙古独立。上述这一系列的侵略华北事件，统称为华北事变。
占领热河及察东多伦之后，日军又开始窥伺察东沽源东南部十余村庄。这些村庄与热河丰宁县之大滩接界，为沟通多伦至沽源日占区的交通要道。1934年日本即向察省当局提出，将这些村庄划入热境；遭到拒绝。1935年1月22日，日伪军突然向这些村庄发动猛攻，并用飞机掷弹轰炸，至24日始止。事后日方反诿责于中国军队，扬言中国军队侵入热河，日伪军乃为防御性质。2月2日，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宋哲元委派代表在大滩与日谈判，以口头约定了结此事：日军退返原防，二十九军亦不侵入这些村庄。即将察东沽源数村名义上列为不设防村，实际上则便利了日伪的侵占。
察东事件不久，日寇又策划了河北事件。J935年5月，日本以中国方面援助东北义勇军孙永勤部进人察东"非武装"区及天津两个汉奸报社社长在津日租界被暗杀事件为借口，诬为中国政府故意排日所为，于29日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并调动日军人关，以武力相要挟。国民党政府不想扩大事端，决定以和缓政策平息此事。6月4日，何应钦约见日方代表，表示已令天津市协助缉捕杀害两社长凶手，至于援助孙永勤部问题，也已饬河北省严查。但日方并不以此为满足，6月9日向何应钦提出更为苛刻的要求：（1）取消河北省包括铁路党部在内的一切国民党党部；（2）撤退河北的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军及宪兵第三团；（3）解散北平军分会政治训练处、蓝衣社、励志社等机关及第二十五师的学生训练班；（4）撤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及其他所指各官吏；（5）取缔全国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6月10日，根据南京政府的指示，何应钦对日方要求表示全面承诺。7月6日，何应钦又正式致函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对"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这一协议，习惯上称作"何梅协定"。
本关东军在染指河北的同时，加紧向察哈尔渗透。6月5日，四名日本特务机关人员潜入察哈尔省境内绘制地图，被当地驻军第二十九军一三二师予以扣留。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闻讯后，恐由此引起纠纷，立即下令释放。日本以该四人受到中方恐吓侮辱为借口，向察哈尔省政府和二十九军表示抗议，提出惩办一三二师负责人、第二十九军长道歉、保证将来不再发生同类事件等要求，同时还涮动军队驻屯察哈尔省边境，蓄意扩大事端。宋哲元乃派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与日方交涉。南京政府为见谅于日方，6月17日决定免除宋哲元的察哈尔省主席职务，由秦德纯代理，将第一三二师他调。
方并不以此为满足，向秦德纯提出新的要求。6月27日，秦德纯根据南京政府的指令，接受土肥原提出的要求，与其签订了《秦土协定》（即《察哈尔协定》）。内容包括：保证日人在察省自由来往，取消在察省的国民党机构，成立察东非武装区，二十九军从察哈尔全部撤退，察省主席撤职等。
"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的签订，使国民党在华北地区的军事力量大为减弱。日本利用这一机会，积极策划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的所谓"自治运动"。
"何梅协定"后，在河北的中央军和于学忠的五十一军调走，住在天津日租界的白坚武便在日本支持下，乘机挑起丰台事件。白坚武事先收买了驻在丰台的第五、六中队，并安排汉奸便衣队3000多人潜伏在东交民巷，准备里应外合，攻击北平。6月27日，60多名日本浪人从天津乘快车去丰台，下车后立即奔赴铁甲车队第六中队。铁甲车队大队长曹耀章闻讯后，立即报告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此时，白坚武等已占领了丰台车站，乘两列铁甲车正向北平永定门方向开来。王树常果断宣布北平全城紧急戒严，用装土麻袋将永定门城门缺口堵住，并派兵对东交民巷出入口严加警戒。公安局所属保安队迅即赶到永定门外，将东缺口一段铁道扒去。6月28日凌晨1时许，白坚武指挥的铁甲车开到永定门外时，因缺口被堵，铁道被扒，无法前进，向隐藏在东交民巷的汉奸便衣队发射接应信号后并未见其回应，便知晓北平当局早已戒备，遂急令铁甲车退回黄村，准备弃车而逃。曹耀章率队追击，在香河县附近将段春泽及六中队队副贾某和三名日本浪人捕获，白坚武则逃回了天津日租界。
白坚武暴动失败后，日本便加紧游说华北地方实力派，如绥远傅作义、济南韩复榘、山西阎锡山等，然均未成功。自10月起，日本又将重点放在了宋哲元身上。宋哲元因河北事件被罢免察省主席职务，对蒋极为不满。当土肥原向宋提出华北自治方案时，宋虽未应允，在向蒋请示方针时却有意藉此要求南京政府结束训政，开放政权。日方瞅准宋、蒋的微妙关系，加紧对宋的威胁与策动。与此同时，蒋介石也抓紧对宋哲元的安抚和控制，而宋不敢也不愿充当日本的傀儡，故而日本策动宋哲元华北自治的计划终告失败。
随后，土肥原便开始拉笼国民党河北省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指使他出面建立冀东傀儡政权。11月25日，殷汝耕在日本支持下于通州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2月25日，又改组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至此，冀东20余县沦于日本控制之中。与此同时，日本在内蒙扶植反动封建王公和伪军头目成立了所谓的"内蒙自治政府"。
蒋介石对日本策划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采取妥协敷衍的政策。他既不能允许日本将华北分离出去，又不敢对日本的阴谋活动采取强硬措施，于是派何应钦北上，与宋哲元等商议解决办法。12月11日国民党决定在北平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哲元任委员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名义上隶属于南京国民政府，但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实际上成为南京政府对日本妥协的变相"自治"政权。
华北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重要步骤，使华北的危机达到了极点。
八一宣言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对日本的侵略活动立即发文坚决反对，并谴责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但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内占据领导地位，中共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关门主义错误，只着眼于工人、农民、士兵、学生和小资产阶级群众这些"下层"的联合，而把上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军队中的爱国将领以及地方实力派等"上层"，统统拒之于统一战线的大门之外。故此，"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对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及福建人民政府均未采取正确政策，把察哈尔抗战看成是冯玉祥与蒋介石争夺地盘之争，强调把主要矛头对着冯玉祥，指责福建人民政府的政策与步骤与蒋介石国民党是没有区别的，号召福建工农群众去"无情地揭露福建派口号与政纲的反动性，及其领袖的动摇、妥协、投降、出卖"。
1月在贵州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就为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提供了重要保证。
7、8月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批评了妨碍实现这个方针的"左"倾关门主义。根据这个精神，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于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