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熹元年（公元158年）五月二十九日，出现了日蚀。这种普通的天文现象，在古代是吓人的大事，被认为是上天警告皇帝为政有过。太史令陈授就通过小黄门徐璜对汉桓帝说：“日食之变，是上天警告大将军梁冀为过太多。”梁冀知道此事后，暗中授意雒阳令诬陷陈授犯法，逮入大狱杀掉。太史令是皇帝的近臣，梁冀竟敢这样轻率地处置，这让汉桓帝由此深恨梁冀。
至此，刘、梁两家的“蜜月期”结束。不过这个皇帝与权臣的“蜜月期”也确实够长，从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算起有十二年，加上此前梁冀独揽朝纲的年头，已有十九年之久。其间梁太后、梁皇后两个妇人作威宫内，梁大将军总权于外，还算刘志精明小心，没有像汉质帝那样被毒死。小怨闲仇一件件积聚，已经成年却一直未握权柄的汉桓帝终于想除掉这位大将军，这是刘志执政以来做出的第一次重要决定。于是，桓帝走进厕所，并随口叫进来一个叫唐衡的小太监，问他朝内外与梁冀不和的人有谁，唐衡说有中常侍单超、徐璜以及黄门令具瑗等。
堂堂一个皇帝，如此大事怎会蹲在厕所里偷偷摸摸商量？那是因为梁冀耳目众多，许多太监、御林兵、宫女等都是他的眼线，皇帝稍有不慎，立见废杀。单超、徐璜等人于内殿入见，桓帝说：“梁将军兄弟专权，迫胁内外，朕现在想除掉他，爱卿们以为如何？”几个太监连声称是，都说梁冀是奸臣当诛，并恳劝皇帝下定决心，不要中途改变主意。桓帝说：“奸臣当国，必诛不赦！”
以前梁太后在世时，梁皇后恃宠而骄，威乱后宫，她侍奉桓帝多年，但没有子嗣，却极力限制桓帝宠幸其他嫔妃，因而特别嫉恨其他怀了孕的嫔妃。宫人当中每有怀孕的，她就派人把母子一同弄死，让堂堂大汉天子损落了不少龙种。桓帝心中怨恨，但又迫于太后和大将军梁冀的权力太大，不敢明面谴责。梁太后死后，梁皇后宠衰，桓帝逐渐冷落她，甚至对皇后避而不见。梁皇后气恨不已，眼见皇帝连自己边儿也不沾，气怒成疾，一命呜呼。梁皇后死后，桓帝开始加紧除掉梁氏一族的行动了。
梁冀也对单超等人与皇帝密议的情形有所耳闻，就派中黄门张恽带禁军进入宫内把守。具瑗命人逮捕张恽，斥责他“擅自入殿，欲图不轨”。见事已发，桓帝亲御前殿，召诸尚书入见，分遣兵士守御皇宫，派具瑗率内庭禁卫一千多人与司隶校尉张彪一起包围了梁冀府第，收缴其大将军印绶。
由于事起仓猝，不可一世的大将军梁冀终于在忽然之间感觉末日来临，深知自己罪恶滔天，他就与老婆孙寿双双饮毒自杀。除梁不疑已经病死外，梁家、孙家三族无论男女老少全被抓到闹市砍头，无一幸免。接着，又杀掉与梁冀亲善的大臣数十人，免黜梁家故吏、门人几百人，朝廷为之一空。又没收梁冀家财三十亿，捣毁他所建的宫苑园林。“宫府市城鼎沸，数日乃定，百姓莫不称庆。”至此，长期把持朝廷，统治长达二十余年之久的梁氏集团土崩瓦解。
但诛灭梁冀以后，朝廷的大权又落到因谋诛梁冀有功的宦官单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等5人手中。他们挟持桓帝，滥行淫威，东汉王朝又陷入另一场灾难中。
宦官弄权
汉桓帝是在他15岁那年，被“偶然”扶上皇位的。第二年（公元147年）改元建和太后梁氏临朝听政。和平元年（公元150年），梁太后临死前，才下诏“归政于帝”。但实际上，此后一直到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梁氏集团被消灭前，朝政仍然把握在大将军梁冀手中。汉桓帝实际上是做了13年的傀儡皇帝。
汉桓帝一举粉碎了外戚梁冀集团和他们的党羽，给了奸佞势力以致命的打击，按常理说，已经28岁的桓帝，完全具备独立执政的能力。而多年外戚控制朝政的压力，也应该爆发成一种独立执政的动力。所以“天下想望异政”，希望能够翻开东汉历史新的一页。但事实是，因为与汉桓帝割血盟誓的都是大宦官，因此随之而来的又是宦官掌握国家政权的情况。桓帝完全依靠更加腐朽的宦官势力，使“权势专归宦官”。于是，朝政依旧黑暗，社会依旧混乱，百姓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汉桓帝收回国家大权后，大加封赏诛除梁冀势力行动中的宦官。封中常侍单超为新丰侯，食邑两万户；封中常侍徐璜为武畇侯、中常侍具瑗为东武阳侯，各食邑一万五千户，赐这三侯各一万五千钱；封左悺为上蔡侯、唐衡为汝阳侯，各食邑一万三千户。五名宦官同日被封，因此被称之为“五侯”。中常侍侯览呈上五千匹缣（细绢），桓帝赐以关内侯，不久又晋封为高乡侯。小黄门刘普、赵忠等8人也被封为乡侯，从此以后，东汉政权又从外戚手中转到宦官手中。
但人们很快发现，宦官得势后，对权力、财产的贪婪与对人民的凶残比外戚有过之而无不及。宦官多是穷困人的子弟，阉割后送入宫中为奴，普通的帝王家奴地位卑微，生活也较苦，他们不男不女、性格怪僻，心理极度扭曲和变态。这其中的少部分人升为大宦官，地位较高，就成为我们所说的宦官集团。
宦官集团的形成，往往与皇帝昏聩庸碌和年幼无知有关。宦官要依靠皇帝取得特权，皇帝要依靠宦官来牵制外朝，还要依靠宦官寻欢作乐，这就使他们必然连在一起。而宦官一旦掌权，由于变态心理的驱使，报复心特别强，加之又缺乏文化知识的修养，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因此是最黑暗的政治势力之一。在这个集团中，虽然也有正直的宦官，但仅仅是极少数而已。
这些宦官依仗权势巧取豪夺，聚敛了大量财富，纷纷修建豪华的住宅。有的宦官甚至娶了八十多位少女为妻妾，让她们穿上华贵的衣服，打扮得像宫人一样。为使香火不断，后继有人，他们还收养亲属或者异姓人为子。
公元160年，宦官单超病死，桓帝除追封他为车骑将军外，赐以东园棺木以及棺中玉器，赠侯将军印绶，并赐国葬，出殡时调动五营骑士、将军、侍御史护葬，将作大匠为其建造坟墓。死后如此，不难想见其活着的时候权力、财势之大了。
此后，其他四侯更加有恃无恐、贪婪放纵、骄横残暴，震动朝廷内外。他们竞相建筑宅第，互相攀比华奢，其兄弟亲戚无恶不作、行同盗匪、暴虐天下。当时有一首民谣讽刺他们的势力：“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意思是左悺有回天之力，具瑗有独尊之势，徐璜有猛虎之强，唐衡有降雨之能。这首民谣把当时宦官势力的强大非常形象地描绘了出来。
历史上的专朝政者大多任人唯亲，以壮大其声势，外戚如此，宦官也不例外。“五侯”得势后，纷纷把本家的兄弟和姻亲充塞到各级官府，担任要职。单超的弟弟单安为河东太守，徐璜的弟弟徐盛为河内太守，左悺的弟弟左敏为陈留太守，具瑗的哥哥具恭为沛相，都是为害当地的贪官。
徐璜的侄子徐宣任下邳令，行事暴虐。他看上了汝南太守李皓的女儿，派人去求婚。汝南太守瞧不起这些靠宦官得势的无赖之徒，因此拒绝了他。这使得徐宣怀恨在心，于是带领吏卒到李皓家，把他的女儿抢上车拉回来，将她百般调戏、凌辱后又残忍地用箭射杀，然后埋在了县衙中。当时下邳县属东海管辖，有人向东海相黄孚告发了这起公开的杀人事件，黄孚大怒，于是将徐宣和他的家属抓捕拷问。黄孚的属下极力劝他不要这样做，以免得罪宦官，黄孚愤怒地说：“徐宣这个国贼，我今天就是杀掉他，即使明天就判我死罪，我也可以瞑目了！”黄孚将徐宣的犯罪事实弄清楚后，依法将他处死，并暴尸街头，老百姓对此无不拍手称快！黄孚一身正气、不畏强暴，使东海辖区内的不法之徒受到了震慑，但是他却得罪了宦官。徐璜深深地怨恨黄孚杀掉了自己的侄子，在汉桓帝面前诬告黄孚，昏庸的汉桓帝竟然听信了谗言，没有明察，就诏令治狱，黄孚被判了髡钳（剃去头发并用刑具束颈）重刑，谪入左校做苦工。
面对更加“负势贪放”的宦官们，白马令李云于公元159年九月，借着“灾异数见”的机会，公开上书，认为“今官位错乱，小人谄媚，财货公行，政化日损”，矛头指向宦官政治。桓帝览奏后非常震怒，让有司逮捕李云，并诏使黄门北寺狱办理此案，使中常侍管霸与御史、廷尉调查处理，当时弘农府属官杜众感于李云以忠获罪，上书“愿与云同日死”，桓帝更加气愤，把他们一同下狱。大鸿胪陈蕃、太常杨秉等均上疏言“其意归于忠国而已”，也被桓帝下诏“切责”，并免官遣归乡里，甚至连宦官管霸都说：“李云野泽愚儒，杜众郡中小吏，出于狂戆，愚而刚直，不足加罪。”但桓帝却不依不饶，最终将二人处死。此后，“嬖宠益横”。
桓帝还为自己袒护这些宦官，找了很多冠冕堂皇甚至是荒谬的理由：
首先，这些宦官在消除梁冀势力、为自己夺回领导权的过程中，立了大功，为君者泽被天下，何况功臣。因此，当然不能亏待了他们。
其次，天子的近臣除了外戚就是宦官，现在外戚既已清除，便只有宦官可以依靠。看来，依赖的思维定势和平庸的政治素质，也使刘志只能倚重宦官了。
再次，宦官给他带来了更多的享受。梁皇后在世时非常专横，再加上有梁太后和大将军梁翼的势力，桓帝当然不敢轻举妄动，甚至连宫中嫔妃都很难接触。梁皇后死后，他又先后立邓猛、窦妙为皇后，这两个人虽然也嫉妒成性，但无奈没有了梁皇后那样的后台，桓帝也就不以为意。所以邓皇后与郭贵人争风吃醋，桓帝干脆废掉了邓皇后，让她在暴室中忧愤而死；继立的窦皇后不满于他总是临幸其他嫔妃，桓帝干脆再也不到她那里去了。桓帝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那些贵人、嫔妃以及新选的采女身上，而“乖巧”的宦官们恰恰能投其所好，便从全国各地挑选来大量的采女供他享乐。历史记载，桓帝时，他的宫女竟有五六千人之多！
这一时期的朝政虽然极其昏暗，宦官凶残无道，但仍然有人不畏强权，勇敢地同恶势力斗争。汉桓帝也逐渐对宦官势力的膨胀开始担忧起来，害怕他们过分强大威胁到皇权。所以他又开始慢慢地对剩下的“四侯”进行限制。汉桓帝首先是启用别的宦官来分夺他们的权力；继而以他们残害人民为凭据，对他们进行打击。
公元165年，司隶校尉韩演上奏汉桓帝说：左悺和他的哥哥南乡侯左称依仗权力放纵宾客，侵犯老百姓。要求汉桓帝对他们进行处理，汉桓帝立刻准奏，左悺知道自己作恶多端，罪责难逃，于是自杀。韩演又上奏具瑗的哥哥具恭贪赃枉法。汉桓帝也下令调查，具瑗只好上还东武阳侯的印绶，自己来到监狱向汉桓帝请罪。于是，刘志下诏贬具瑗为都乡侯，他后来就死在家中。接着，汉桓帝又下诏单超、徐璜和唐衡的袭封者都降为乡侯，他们的子弟分封者一律免除爵位。
如果，汉桓帝就此亲理朝政、整顿朝纲，或许历史对他的描述也不会如此不堪。实际上桓帝对于“五侯”的限制，只是为了强化皇权。他并不想清除宦官，在对宦官略微抑制后，还是将大权交给了新的宦官集团。于是，侯览、苏康、管霸等人又成为新一轮炙手可热的宦官。他们与“五侯”一样把持朝政、残暴专横、鱼肉人民、盘剥百姓、任人唯亲。宦官们的亲属及其党羽占据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职，大宦官侯览霸占别人的住宅多达近四百所，良田万余亩。侯览还新建府第16座，都依照皇宫的模式建造。侯览的哥哥为盖州刺史，将辖区内富足人家以诬陷手段抓来杀掉，没收其财产装入腰包，前后累计达亿万数。宦官的宾客仆从在地方上为非作歹，侵扰百姓，劫掠旅客，地方官只要稍加干涉，不是被罢官就是被杀害，是非完全颠倒。
在济北相滕延的辖区内，侯览的许多仆从和宾客依仗权势，侵害百姓，抢劫路过的商人，搅得社会很不安宁。滕延毅然将他们抓获，并将几十名作恶多端的歹徒处死，暴尸街头。侯览闻讯后恼羞成怒，向汉桓帝诬告滕延滥杀无辜，结果滕延被罢官。
虽然正直的官员屡次遭到宦官的打击，但是为了维护东汉王朝，也为了自己的政治出路，一部分正直的官吏和一些太学生，就联合起来发起了“清议”运动。他们议论政治、品评人物，在舆论上对宦官集团进行猛烈抨击。同时，一些比较开明的官吏也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打击宦官势力。这就使得东汉王朝能够继续苟延残喘下去。
国库空虚，卖官鬻爵；
政治腐败，党锢之祸
国库空虚，卖官鬻爵
汉桓帝时期，外戚和宦官轮流执政，把整个东汉政府弄得是乌烟瘴气，百姓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在这样的奸佞小人的折腾下，东汉国库基本枯竭。汉桓帝为了解决危机，一方面采取了对农民加重剥削的办法来解决财政困难，另一方面也采取一些应急措施，主要就是减发百官俸禄，借王、侯国租税和卖官鬻爵。这使得社会的矛盾不断尖锐和激化起来，人民群众开始觉醒，奋起反抗了。
公元159年，羌人再也无法忍受贪官污吏疯狂而野蛮的压榨，掀起了大起义，一时间声势浩大。起义军很快扩展到了三辅及并州和凉州，东汉政府派护羌校尉段颎进行了血腥的镇压，起义的大旗却更加高高飘扬，起义大火越烧越旺。随后，东汉政府改派中郎将皇甫规，他采取镇压和安抚相结合的办法，严惩了一大批贪官污吏，这才逐渐平息了羌人倡导的大起义。
公元162年，荆州南部地区的人民也举行了英勇的起义，起义军攻打长沙、桂阳等地，在苍梧、南海、交趾等地厮杀，联合当地人民杀富济贫，惩治贪官污吏。人民群众纷纷投奔起义军队伍，给东汉王朝以很有力的打击。东汉政府不得不消耗了大量的财力、物力来镇压人民的反抗。
汉桓帝无视内外交困的局面和国库空虚的现状，恣意“圈养”着数千宫女，供其淫乐，生活极其糜烂。为了维持、满足腐朽的生活，以汉桓帝为首的统治阶级借口羌人大起义，从公元161年开始，施行“卖官鬻爵”，以此来聚敛财富，供其挥霍。
刘志在下令减发公卿百官的俸禄，借贷王、侯的一半租税的同时，还下令以不同价钱卖关内侯、虎贲郎、羽林郎和五大夫等重要官爵，不问来人的才学和品德，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官来做。这就使得贪污不仅合法化，而且直接破坏了吏制。这样的官吏一上任，就开始疯狂野蛮地搜刮，他们残暴凶恶，盘剥压榨老百姓，以此把他们买官的钱加倍地夺回来。而且由于贪官污吏的搜刮，也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并为灵帝时更大规模的卖官开了先河。
东汉各级官吏一时间横征暴敛，贪赃枉法，奢侈糜烂，穷凶极恶。汉桓帝靠这“卖官鬻爵”的办法确实大捞了一把，他还为自己的“灵活机智”而洋洋得意，却不知自己的无知、昏庸、荒唐、愚昧，早已使原本就岌岌可危的东汉王朝更加腐败，吏治更加黑暗，各种矛盾日益突出尖锐！这下子，东汉政权真是摇摇欲坠，真的走向灭亡和崩溃的边缘，无药可救了。
政治腐败，党锢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