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新受宠的主父偃看透了武帝的心思，于是奏道：“陛下，如今诸侯的势力不断增加，臣以为实在不是国家的福分啊！”主父偃的话语正中武帝下怀，于是点点头问主父偃：“那么大夫对此有何高见呢？”
主父偃成竹在胸地说：“臣以为可行推恩之策。现在诸侯王的子弟有的多达几十人，而只有嫡长子才能继承王位，得到封地，其他王子虽然也是诸侯王的亲生骨肉，却享受不到尺寸的封地，这就使得仁孝之道不能充分表现出来。古时候诸侯王的封地不过百里，力量弱小，容易控制，可一有机会就要叛乱，朝廷剥夺土地更要激起叛乱。现在诸侯已经传了两三代，子孙众多，天子应加恩，让人人都为侯，这样诸侯化大为小，诸侯子孙得到封地都会感念陛下的恩德，而皇上名为推恩，实是削弱诸侯。这样，还用朝廷强力去削夺吗？臣不敏，愿陛下采择施行。”
武帝听了，十分欣喜，夸赞道：“此真可谓一箭双雕啊！”
公元前127年春，汉武帝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试行“推恩令”：诸侯王除嫡长子继承王位以外，可以推“私恩”，把诸侯王国土地的一部分分给子弟为列侯，由皇帝制定这些侯国的名号。于是，各诸侯国“自是支庶必侯矣”，如此一来，诸侯王国的直接辖地缩小了，有的只有数县，其势力也再次被削弱，已经名存实亡了。如此一来，诸侯王势大难制的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推恩令”初见成效，汉武帝遂把它变成了定制。
看来，主父偃替武帝抛出的“推恩令”不失为一把温情脉脉的杀手锏，与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如出一辙，比晁错强硬的“削藩”手腕要略高一筹。
到公元前91年，汉武帝共“推恩”分封王子侯178人。有的诸侯王国最多分封为33个侯国，一般的也都分封为十多个侯国。这样，诸侯王的势力受到严重削弱，再也没有力量同中央王朝相抗衡了。
当然，在施行“推恩令”的同时，汉武帝还是要利用法律手段对诸侯王实行削爵、夺地和除国。“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左官律规定凡在诸侯国任官者，其地位低于中央政府任命的同级官僚，这就限制了诸侯获得优秀人才的可能。附益法则严格限制诸侯国的官吏为诸侯非法谋利、结党营私。因此，又有不少诸侯王因骄奢淫逸而被除国。
汉武帝并未就此罢手，他又派人监督各诸侯王国，一旦抓住把柄，立即予以打击废除。如元鼎五年，汉武帝就利用“酎金事件”把已经没有多大权力的诸侯王狠狠地打击了一下。按照汉制，皇帝每年都要到宗庙主持大祭，叫“饮酎”。所有参加祭礼的诸侯王要奉献助祭的黄金，称为“酎金”。酎金要有一定的分量和成色。以前，各诸侯王都偷工减料、以少充多、以次充好。在元鼎五年八月的那次祭礼中，参加祭祀的诸侯王又如法炮制，企图蒙混过关。不料，汉武帝早有准备。他令人测定酎金的成色和分量之后，以大不孝为名，削夺106人的爵位和封地。此外，汉武帝还利用诸侯王无后代废除了一批王侯。
汉武帝后期的一些手段看似铁血无情，但汉初遗留的诸侯王国问题彻底得以解决。
变革制度，移风易俗；尊经兴学，教
化万民；抑制豪强，稳定编户；调整
政策，复兴经济；昏聩迷信，轮台罪己
变革制度，移风易俗
汉武帝即位后，便大刀阔斧地推行了制度变革，这是一个事功显赫的时代，也是一个垂范立制的时代。在协调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解决皇权与相权矛盾、强化对官僚队伍的管理、确立新的经济政策等重大领域，这些治国举措，既有魄力非凡的一面，也有非常务实和理性的一面。在涉及变革的许多领域，汉武帝往往是标本兼治——不仅采用一些行之有效的权宜性手段，更重视制度的变革与创新，以达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目的。分析这些措施，将有助于我们解读古代盛世的合理内核，从中获得历史的启迪。
强化皇权，削弱相权汉初的丞相，位尊权重，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之实。这就难免与皇权形成矛盾。对权力欲望极大的汉武帝来说，这是不能容忍的。因此，他决意要改变相制、削弱相权。
首先，不再任用列侯为丞相，而是任用出身低微的人为丞相，然后再封为列侯。在汉武帝以前实行的丞相制，专任丞相的人全是列侯。这些列侯都是军功大臣及其后裔，在朝廷位高势尊，权力很大。公元前124年，汉武帝任用公孙弘为丞相，封为平津侯。公孙弘出身低微，曾牧过猪，担任过小吏。后来上书朝廷，得到汉武帝重用。由于公孙弘出身贫贱，因此对皇帝的拔擢感激涕零、感恩戴德，对皇上毕恭毕敬，不仅处处按汉武帝的意志办事，而且还用儒家思想对汉武帝的一切措施进行文饰。
其次，贬损丞相。汉武帝改变了过去对丞相礼貌甚恭的态度。公孙弘到内廷去见汉武帝时，汉武帝有时连帽子也不戴。此后，汉武帝对丞相稍不满意，便当面斥责、免官或处死。
再次，汉武帝经常更换丞相。他在位时共有10位丞相，其中就有5人因罪自杀或被下狱腰斩。这种情况在汉武帝以前从未发生过。这说明在汉武帝时期，丞相的地位已经大大地降低了。
此外，汉武帝又提高了御史大夫的地位，与丞相平起平坐，以分夺丞相之权。到后来，丞相改名为司徒，御史大夫改为司空，太尉改为司马，统称为三公，三公都是宰相。这样，就把西汉前期以丞相为宰相的制度改为以三公为宰相的制度。相权一分为三，相互制约、互不统属，只向皇帝负责，这样宰相的权力就被大大地削弱了。
最后，汉武帝还设立了内朝（亦称为中朝），利用内朝与外朝对峙，分夺外朝权力，这是汉武帝削弱相权的又一重要权术。所谓外朝是指以丞相为首的行政中枢，它在中朝出现之前，是辅佐皇帝治理国家的唯一官僚系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发展有一个规律，那就是皇帝为了加强集权专制统治，往往提拔心腹近臣，在自己身边建立一套秘书班子，用他们去分夺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官的职权，这一套秘书班子就叫内朝。内朝是汉武帝新创设的机构。比如，汉武帝常常从民间拔擢地位低微的儒学之士作为侍从，同他们商量朝中大事，征询他们的意见。这些人来自民间，了解民情，对社会的弊端也认识得比较清楚；同时，他们学识渊博，思想开明，积极进取，支持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改革。因此，汉武帝对这一批人非常信任，让他们预闻政事，托为心腹之臣，成为汉武帝改革的智囊团。这些人中比较着名的有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等。但是，他们不是朝廷的正式官员，也没有固定的官职，只能算作天子的宾客，但他们经常代表皇帝在朝廷发表意见。有时，他们根据汉武帝的旨意在朝廷上与大臣辩论，诘责朝臣，驳得朝廷大臣哑口无言。实际上这是汉武帝巧妙地诱导外朝官员淡出决策圈，退居执行者。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与朝廷正式职官系统不同的内朝官系统。这一内朝官系统，当时称为“加官”，有侍中、常侍、散骑、诸吏等名称。除了天子的心腹、亲信和宾客，外朝大臣中为皇帝所信任者，也可以加戴“侍中”等名号在内朝预闻政事，成为内朝官。东汉的尚书台，魏晋六朝时的中书省、门下省就是由内朝官发展而来的，清雍正时创建的军机处也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
完善官吏与人才的选拔为了维护西汉王朝庞大的官僚体系，必须有一大批官吏不断地充实到各个机构中去，这就要求有一套完整的选择官吏的办法。然而，西汉前期的任官制度较为粗疏，而且存在着武将功臣垄断要津、仕途狭窄、“任子制”与“赀选制”产生流弊等诸多问题。董仲舒就在对策中提醒汉武帝：“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赀，未必贤也。”因此，完善人事制度，也是汉武帝必须直面的问题。
察举制与考试相结合的选官制度是汉武帝时期主要的管理选拔形式。所谓察举，即先行考察，再举为官之意。它源于高祖，而明文规定则始于武帝。察举孝廉是察举制度的核心，公元前134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奠定了汉代察举制的基本格局。孝廉即孝子和廉吏，是察举的两个科目，后来混为一科。察举的对象是通晓儒学的儒生，其出路是到中央任郎官。察举的科目除孝廉外，还有茂才、贤良方正、贤良文学、明经、明法等。
选官的另一种途径是以博士弟子员入补官吏。公元前124年，丞相公孙弘奏请，让博士弟子员受业一年，经过“射策课试”，能通一经者就可以补文学掌故之缺，课试高第者可以任郎中。由此出仕者的人数虽然远少于察举，但同样是士人所看重的“正途”。这些新的用人制度的确立，使得汉武帝时期的政权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这样的选官制度，保证了独尊儒术的推行，进一步扩大了选拔官吏的范围，为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除了形成制度的官吏选拔外，为了襄赞大业，汉武帝也颇有破格用人的雅量。元光年间，司马相如为西南夷事上书武帝，其中有句话，意味深长：“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武帝对这话非常欣赏，以至二十多年后他在命令州郡举荐贤才的诏书中还说“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武帝本人的头脑其实是一个异常复杂的混合体，其中有儒家的政治理想、法家的权谋治术，也有方术神仙家的迷信，处处折射出那个时代特有的混乱和生机。刘彻崇尚文学，也醉心于武功，追求长生不老更是他一生的梦想。他身上既体现了那个时代最为“精英”的文化，也集中了那个时代最为“底层”的愚昧。作为天下至尊，刘彻从不缺乏勃勃雄心，丰富的想像力和坚强的意志；更重要的是，他手中握有空前强大的皇权，可以把任何想法付诸实践。他鼓励“毛遂自荐”式的人才选拔方式，一时之间“上书拜官”成为士人步入官场的捷径。主父偃等人上书论政，当日就得到武帝召见，并说：“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求贤若渴之情溢于言表。武帝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思想和实践，自有其值得发掘的价值。
因此，在他身边很快便聚集起一批形形色色的“非常之人”。当时的热闹景象，用班固的话来说，那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这些人最初多是在皇帝身边做侍从顾问，以后逐渐因才施用，委以各种要职。其中有满腹经纶的儒生，比如董仲舒、公孙弘，前者用《公羊春秋》的大一统理念影响了武帝，后者做了丞相；有学习“纵横之术”的权术家，如主父偃，为武帝设计“推恩令”，削弱诸侯，立下大功；也有商贾出身的“兴利之臣”，像桑弘羊，武帝一朝的重大经济决策几乎都出自其手，最后还成了“托孤”重臣。更多的恐怕是舞文弄墨、插科打诨、逗主子开心的近臣，其中官运好的像吾丘寿王、司马相如，能混个地方官，不过运气不佳如东方朔、枚皋者就只好一辈子被“倡优畜之”。武帝的“求贤”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战国时代的“养士”之风，实际上在西汉早期，地方诸侯的宫廷中往往蓄养着大批门客，有名的如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武帝实际上是在诸侯被削弱之后将“养士”的权力收归了中央。
汉武帝始终将自己定位为一位“常人所异”的帝王，他一生中所用的也确实多是“非常之人”，做的是“非常之事”，成的是“非常之功”，让当世和后世之人都大为惊叹，也为他赢得了一个“雄才大略”的评价。不过在这一连串“非常”的背后，有一个更大的背景，那就是“非常之世”。
强化对百官的监察汉武帝要想统治好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帝国，就必须驾驭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使他们尽心效力、忠于职守。然而由于汉景帝以来，职官、司法制度日益废弛，奢侈成风、吏治败坏，结果征敛不止、民不聊生，加剧了社会危机。为了扭转这种情况，汉武帝除了运用儒家学说进行思想控制以外，还对汉初以来的监察制度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首先就是建立刺史巡视制度。公元前106年，汉廷正式颁行刺史巡视制度，以朔方、交趾及冀、幽、并、兖、徐、青、扬、荆、豫、益、凉等十三州各为一个监察区（部），共十三部，每部置刺史一人。
“刺”的含义是刺探、铲除，“史”指官吏，“刺史”就是奉命到地方明察暗访、检举清除不法分子的官吏。刺史由朝廷直接派遣，受中央监察机构御史府（御史台）统管，具体由最高监察官御史大夫的副手御史中丞直接领导，在人事上是独立的。刺史属于低级官员，秩仅六百石，但是职权很重，有权监察两千石的郡守和王国相，还有地方的强宗豪族，后来甚至可督察诸侯王。
刺史一般于每年秋分开始“行部”，即到自己负责监察的部（州）内各郡、国巡视，届时郡、国须“各遣一吏迎界上”。刺史在例行的巡察之后，要依照制度向中央报告各地官吏的政绩、政声，中央据此对相关官吏加以奖惩。
刺史的职责是“周行郡国，省察治政，黜陟能否（意为贬降无能者、提升有能者），断理冤狱，以六条（监察的六大方面）问事”。汉代郡守、国相年俸二千石谷物，所以常称他们为“二千石”，二千石是刺史巡视监察的重点对象。在“六条问事”中，除了第一条是针对地方豪强的监察外，以下的五条全都是针对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监察、审核，包括其行政、司法、用人及管教子弟、官德官风等各个方面，核心问题是监察纠举其贪盗枉法行为以肃清吏治。
如果查明地方官吏的不法事实后，刺史不能擅自处理，必须上报御史中丞，请求上级处理。
同时，为了防范刺史滥用权力，干涉地方官员履行正常的行政职责，又明确规定刺史不得越过“六条”之外问事。这样，就可以使得行政机构和监察机构各自按照其规则运作。
其次是设置司隶校尉。公元前89年，武帝又设置司隶校尉，持节，称使者，主要监察京畿地区百官和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河（河东、河内、河南）及弘农七郡的官员，甚至皇太子、三公也在其监察的范围之内。
第三是设置丞相司直。丞相司直是丞相的属官，说起来是协助丞相监察不法官员的，实际上也起着监察丞相的作用。
御史中丞、司隶校尉、丞相司直是武帝时期建立起来的三大监察系统。这三大监察系统互相监督，大大加强了皇帝对中央百官和地方官吏的控制，从而保证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和皇帝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创立年号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创立年号，同时也是第一个使用年号的皇帝。公元前113年，武帝下令：以当年为元鼎四年，并将此前之年追改为建元、元光、元朔、元狩，每一年号均为6年。
太初改历董仲舒对汉武帝提出的“改正朔”就是要改变历法。
汉武帝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在统一的国家制度下颁布历法的皇帝。汉初时继续沿用了秦朝的《颛顼历》，以建亥之月（十月）为岁首，年终置闰。但到汉武帝时，《颛顼历》渐渐与实际天象不符，把闰月总是放在闰九月，也不能适应农业生产对掌握季节的需要。于是，司马迁等人再次向汉武武帝提议改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