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78年，年轻的政治家贾谊上书给汉文帝，阐述了发展生产的重要意义。在回顾了汉初国弱民穷的状况以后，贾谊引用《管子》的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来论述说：只有人民丰衣足食，才能安分守己，国家太平；如果人民缺吃少穿，就会起来反抗，封建统治就永远也巩固不了。一个男人如果不耕种，就有人挨饿；一个女人如果不纺织，就有人受冻。现在是生产的人少了，消费的人反而多了，天下的财物自然不够用。如果朝廷能够动员老百姓好好种庄稼，使天下的人都能自食其力，连好吃懒做的游民都转移到农村去，财物富余了，天下自然太平了。
贾谊又说：“如果没有积蓄，不幸遇上灾年，政府用什么来救济？如果边境上出现了紧急情况，几十万大军的军粮又如何筹措？一旦天灾、战争接连发生，天下就会大乱。到那时再设法挽救就来不及了。”
贾谊指出：“粮食是国家的命根子。粮食多了，国家富了，什么事情都好办。攻则能取，守则能固，战则能胜，远方的敌人也不敢不服从。因此，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全国人民都努力从事农业生产。粮食积储多了，人民就会安居乐业。这就是以富安天下的策略。”这就是着名的《论积贮疏》。
汉文帝很愉快地接受了贾谊的建议。当年正月，刘恒就发布诏书，指出“农业是天下的根本”，要求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他亲自下田耕种，体验种田人的疾苦，做天下的表率。同时要求他的皇后、嫔妃和后宫女眷都要亲自种桑养蚕，自己动手纺纱织布，用实际行动为天下人树立一种“男耕女织”的家庭生产模式。而且还要求各级官吏都要深入生产一线，了解情况，指导种田，发放农贷，解决实际问题。因此，老百姓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当年获得了大丰收。
汉文帝得知后非常高兴，马上下诏予以嘉奖，准予免去天下农民当年田租的一半，即三十税一。到文帝十二年，又免去一半即六十税一。甚至12年免收全国田赋，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对当时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与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此后，汉文帝多次下诏劝课农桑，并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等地方吏员，经常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
此外，汉文帝时的算赋也由汉初的每人每年120钱减至每人每年40钱；汉文帝“偃武行文”，把徭役从汉初规定的每年一次减为三年一次，即“丁男三年而一事”。这样的减免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
然而，农业生产日益发展，粮食日渐丰裕，也导致出现了商人囤积居奇和谷贱伤农的现象。文帝十二年，号称“智囊”的太子家令晁错向文帝建议：“募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下令“入粟拜爵”、“使民以粟为赏罚”，即采取公开标价卖爵的办法来充实边防军粮。这样一来，国家存粮大增，既加强了国家的储备，又益于减轻租赋；向农民买的粮多了，粮价自然也就提高了。晁错又建议，入粟拜爵办法实行后，边境积粟足以支持5年，可令入粟者输于郡县，使郡县也积粟；边境和郡县都已充实，就可以免除天下田租。入粟拜爵办法的实行，使农民的处境暂时有所改善。这就是着名的《论贵粟疏》。
为加强戒备，防范匈奴的侵袭，文帝还积极鼓励养马，规定百姓家中养马一匹便可免除三人的徭役。百姓乐于养马，马匹增长迅速。
“开关梁，弛山泽之禁”，变“抑商”为“惠商”农业生产发展后，工商业日益显得重要，文帝逐渐将汉初的“抑商”变为“惠商”。汉代在军事重镇或边地要塞都设关卡以控制人口流动，检查行旅往来。出入关隘时，要持有“传”，即通过关卡的符信（凭证），方可放行。公元前158年，汉文帝颁布诏令，“开关梁，弛山泽之禁”，即取消出入关的“传”，从而有利于商品的流通和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再开放原来归国家所有的山林川泽，任民垦耕，准许私人开采矿产，利用和开发渔盐资源，从而促进了农民的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汉文帝还摒除盗铸钱令，开放金融，实行金融自由政策，结果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无不流通，商业和手工业都有了迅速的发展，这使得文帝时期畜积财增，户口渐多，国家的粮仓钱库溢满，海内殷富，天下家给人足，社会经济繁荣。
减轻刑罚，废除肉刑，改革刑制中国古代强调家族伦理，于是就设计出一人犯罪，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和子女都要连坐，重者处死，轻者没入官府为奴的刑罚，以此来警告人们不得轻易触犯法律。这种“株连”亲属的连带刑事责任是中国古代刑事法律的重要特色之一，如果全部都处死的叫“族诛”。
秦朝对连坐的执行显得相当残酷。刘邦入关时曾针对秦律酷繁而“约法三章”，很受民众拥戴。但汉初二十多年里，秦律又被恢复使用。
作为开“文景之治”的君主，汉文帝刘恒在高祖、吕后改革的基础上，锐意推进对秦代的苛刑峻法的改革。主张“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就是说，用法当正，可以禁暴导善。文帝不同意那种一人犯法、株连全家的做法，强调法用得正才能使民诚实，罪定得当才能使民服从。官统治民，本应导之为善，既不能导，又用法不正、定罪不当，这是反而害民为暴，怎能禁民为非？
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年轻时曾被按律籍没为奴，因此刘恒对“收拏相坐律”有切肤之痛。于是，刘恒在即位的第一年，就下诏废除了这项律令。此举无疑是古代刑法的一大进步。
文帝三年，济北王刘兴居叛乱，汉文帝下诏明确地规定：首恶者定重罪；主动归顺者鼓励，官可复原职；随从谋反而不坚决者不问。这是一条区别对待的法令。平乱后，文帝“赦济北诸吏民与王反者”。
秦法还规定，判为隶臣妾以及比隶臣妾更重的罪人，都没有刑期，终身服劳役。文帝诏令重新制定法律，根据犯罪情节轻重，规定服役期限；罪人服役期满，可免为庶人。文帝还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官吏的断狱，如对廷尉张释之的几次断狱，虽曾有不同意见，但最后还是认为“廷尉当是也”，接受了张释之的决断。晁错为内史时，他“惩恶亡秦之政”，对法令进行更定，“论议务在宽厚”。于是，在文帝时期“禁网疏阔”，“是以刑罚大省”，每年天下断重罪者仅四百，人民所受压迫比秦代明显减轻。
为了广开言路，鼓励臣民百姓言论朝政，文帝还废除了谣言诽谤罪；为了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他又陆续废除了盗铸钱币等罪。但是，文帝最重要的一项措施还是废除了肉刑。
刑字的初义，专指伤害人之身体，使其蒙不可恢复的创伤的被称为“肉刑”。在中国古代刑罚发展史上，肉刑是夏商周以来最为广泛使用的刑罚，带有原始、野蛮的色彩，是古代法律中最残酷的刑罚。
汉代的肉刑主要有黥刑、劓刑和刖刑、宫刑四种，总之是使人致残。而促使汉文帝废除肉刑的，还要缘于一个具体的案件。
公元前167年，汉文帝十三年，齐国的太仓令淳于意因罪被判处肉刑，经中央审查之后确认成立，定于秋后施刑，这本是当时很正常的一件事，但由于淳于意的小女儿的一番努力，淳于意不但免于受刑，并最终促成了汉文帝废除这一残酷的刑罚。
这一天，汉文帝刚刚小睡起来，正要准备去处理政事，旁边的近侍报告说，宫门外有一个年轻的女子，自称是从齐地来的，已经在宫外呆了好几天了，撵也不走，说是有奏章要呈报给皇上。汉文帝就派人取过奏章来，并宣见了那名女子。
女子来到文帝面前就跪在地上，说自己名叫缇萦，是齐太仓令淳于意的女儿，来京城替父申冤，希望皇帝能够给她一个诉冤的机会。文帝答应了，于是缇萦就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文帝。
原来，齐太仓令淳于意熟习医学，学会了许多古传的治病的方法，医术非常高。而且，他乐善好施、医德高尚，当地的很多人都找他治病，很快他就成了方圆几里有名的大夫。一次，有个上级官员的妻子病了，就请淳于意去医治，由于那个官员的妻子的病情实在太严重了，淳于意也无法将她医好，结果没有几天就死了。那个官员倚仗自己有权势，就诬告淳于意把自己的妻子医死了。当地官吏和他相互勾结，淳于意有口难辩，被判处了肉刑，要在脸上刺字并割去鼻子，还要把淳于意押解到长安受刑。
淳于意没有儿子，只有5个女儿，在临赴长安受刑前，他望着一个个哭成泪人的女儿们，长叹说：“可惜我没有儿子，只有女儿，遇到急难，连个有用的人都没有。”女儿们听了父亲的话，哭得更厉害了。淳于意最小的女儿缇萦听了父亲的话，心中暗自想：“为什么女儿就没有用，难道我就不能助父亲一臂之力吗？”于是，缇萦随父亲上长安，为父亲鸣冤。
临淄距京城长安路途遥远，当时的道路交通又不发达。一路上，缇萦跟着被押往长安的父亲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历经千辛万苦才终于来到了长安，到了皇宫之外，请求拜见皇帝，可侍卫不让她进。缇萦没有办法，只得写好奏章，日夜守候在宫门之外，希望有朝一日皇帝外出，能有见面申诉的机会。宫廷的侍卫和太监见她可怜，又为她的真心所打动，才替她向皇帝传达。
缇萦对文帝说：“人死了不能复活，截掉了肢体，就再也不能续接起来。人被砍去脚，就成了残废；人被割了鼻子，就不能再长出来；在人的脸上刺字，不但疼痛难忍，而且终身都要蒙受这种耻辱，洗也洗不掉。凡是受了肉刑的人，即使以后想改过自新，却再也没有这种机会了。因此，民女情愿入官府为奴婢，为父亲赎罪，只求能使他有改过自新的机会。”
汉文帝读完缇萦的奏章，又听了她的一番倾诉，深深地被她的孝心和勇气所感动。文帝认为缇萦的话很有道理，于是召集大臣们开会商议这件事，最后决定废除肉刑。文帝下诏说：“国家教化百姓，用严酷的肉刑惩罚人。可是，奸邪之事仍然不止，这难道不是因为方法不得当吗？人有了过错，不加教育就给予严厉的惩罚，即使想改行为善，也没有机会了。我很同情那些受了刑罚的人们。断绝肢体、割掉皮肉，本来就是不道德的行为，也不符合天下为民父母的本意，现在我正式废除肉刑，用别的刑罚来代替它，让各种犯了罪的人都能得到相应程度的不同惩罚。”
对汉文帝废除肉刑，有些人认为是出于对缇萦的“悲怜”，体现了文帝的“德政”。其实，不仅如此，汉文帝还以缇萦上书救父这件事为契机，着手改革刑制。丞相张苍和御史大夫冯敬共同议定了修改现行刑制的方案，把肉刑改为打板子。原来判砍去脚的，改为打五百板子；原来判割鼻子的改为打三百板子。随后，汉文帝正式下令废除肉刑。
总的来说，汉文帝所进行的一系列的刑制改革，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它是刑罚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历史进步，使得残酷的肉刑方法在观念上渐渐不为人们所接受，是中国古代刑制由野蛮阶段进入较为文明阶段的标志。这一改革，为刑制向新“五刑”（笞、杖、徙、流、死）的过渡奠定了基础，从而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百姓生活的改善，文帝时期虽减轻刑罚，犯罪却越来越少。史书称当时“刑罚大省”而“几致刑错”，也就是说刑律因很少人触犯而近乎虚设。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国力日渐增强，这是文帝时期最为突出的成就。
厚德仁孝，躬修节俭
汉文帝自公元前180年即位，共做了23年的皇帝，在这23年里，文帝始终坚持奉行“仁义无为”治国的思想。刘恒非常关心民间百姓的疾苦，废除了秦代和汉代的许多酷刑，大规模地免除税赋，鼓励农耕，劝课农桑，安养百姓；他本人清正廉洁、恭谨简朴、勤于自省，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严于自律的皇帝；他厚德仁义，宣扬孝道，是有名的孝子皇帝。即使是苛刻的历史学家如司马迁、班固、司马光等人，也一致赞扬文帝是“仁君”、“明君”、“贤君”、“厚德之君”。
躬修节俭的贤德之君作为封建帝王，汉文帝刘恒不仅是开创“文景之治”的盛世明君，而且还以躬修节俭而流芳百世。《汉书·食货志上》说，“文帝即位，躬修俭节，以安百姓”。
汉文帝一生奉行节俭，他即位之初，国家刚刚摆脱兵祸，神州满目疮痍，犹如废墟，库徒四壁，财力贫弱，皇帝出巡时竟连一辆气派的马车都找不到。平民百姓更是生计艰难，一遇灾年，赤地千里，饿殍遍野，鬻妻卖子，颠沛流离。经济状况的恶化，迫使汉文帝采取了一系列稳定局势的措施，诸如减轻赋税，惠商养农，募民还乡等，使濒临崩溃的国家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与此同时，另有一股不健康风气在悄然增长，那就是宗室列侯的骄奢淫逸。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私欲，不惜以增加封国内百姓的负担为代价，使稍得喘息的民生，又坠入了水深火热之中。为解决此弊，汉文帝决然推行节俭之风，以抵制奢靡的侵害，并且身体力行以影响官风乃至民风，终于造就了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节俭社会。
自古以来，皇帝给人的印象都是身着锦衣华服，吃着山珍海味，坐拥三千佳丽；一次出游，车马仪仗规模宏大，豪华阔气轰动全国；花钱更如流水一般，收罗天下奇珍异宝，盖宫殿、筑行宫、修园林、修陵墓，耗资巨大、劳民伤财；死后又要大办丧事，举国治丧，还要有大批珍宝玉器、珍奇异兽陪葬。而汉文帝却是“即位23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这是最为难能可贵的。宫室就是宫殿建筑，苑囿就是皇家园林以及供皇室打猎游玩的场所，狗马即供皇帝娱乐使用的动物、设施等，服御即为皇帝服务的服饰车辆仪仗等。这些都是皇帝们讲排场、显威严、享乐游玩必不可少的，皇帝们大都十分重视。历史上有几个皇帝不大修宫殿园林、不大显威风摆阔气呢？然而汉文帝当皇帝23年，居然没有一点“增益”。没有盖宫殿，没有修园林，没有增添车辆仪仗，甚至连狗马都没有增添。作为一位封建帝王，能做到这样，并且坚持一生，实在令人敬佩。
汉文帝刘恒自生下来起就一直不被父亲刘邦关心、疼爱，7岁时就被孤零零地送到代地为王，镇守边关。因此，刘恒没有那些贵族皇子的骄奢淫逸之气、养尊处优之态。代地地处边疆，经济落后，气候苦寒，刘恒在代地一住就是15年，自然是受了不少苦的，这也使他养成了节俭朴素的生活习惯。
登基为帝后，刘恒从代王王邸迁入未央宫，生活状态自然大有改观，但他没有因此就骄奢起来，而是始终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习惯。宫殿、皇苑等都是使用以前留下来的，从来不嫌简陋，也从不摆排场。据说文帝寝宫里的帐帷数年不曾更换过，有一次，宫中的侍女们见帐帷实在太旧了，就偷偷地换下来，文帝看见了就责备说：“奢华的锦缎会让人忘记简朴的本分，旧了的帐帷拆下就失去了它的用途，还是把它继续挂在原处为好。”侍女们听后既惭愧又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