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兵皆罢归家”，就是让兵卒复员。在长期战争的影响下，诸侯们都大肆征兵，战死伤亡的人员又非常多，造成了生产劳动力的严重缺乏。当战争逐渐平息之后，刘邦考虑到军队庞大，不但耗费了大量军粮，而且造成了劳动力的闲置浪费，于是进行了军队的复员工作，让一部分士兵回家务农。这样，许多劳动力又重新回到了农业生产的岗位上。刘邦还对很多当年跟随自己打天下的兵卒，根据他们的不同战功，赐给他们爵位和土地，动员他们复员回乡，进行农业生产，以充实农村劳动力。
第二，招还流散人口。刘邦登基当年的5月，颁布了一道“复故爵田宅”令，号召各地流散人口返回原籍，原先已经拥有爵位的，一律给予恢复和承认，归还他们原有的土地和房屋，以便他们进行生产。汉高祖还对地方政府进行了督促和监察，防止他们从中渔利，歧视迫害回乡之民。
第三，释放奴婢。作为奴婢，有相当一部分是不直接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即使参加一些劳动，积极性也不高。刘邦在诏令中规定：“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这样大批奴婢变成了自由人，可以参加个体生产劳动，积极性也大大提高了，国家控制的纳税人口大大增加。
第四，释放非死刑的犯人。这是刘邦挖掘人口潜力的又一个措施。他在消灭项羽之后，就立即向全国下了一道大赦令，把死刑以外的犯人统统释放，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第五，鼓励生育。为了刺激人口迅速增长，刘邦从长计议，鼓励人民多生多育，以增加劳动力。“民产子，复勿事二岁”，意思是说，平民百姓家生了儿子，就可以免除两年的徭役，以资鼓励。采用这一政策，使得大汉帝国人口渐盛，中国人口的数量第一次达到历史上的高峰。
调整土地政策要发展农业经济，除了劳动力，还必须有土地。刘邦早在楚汉战争中，就注意到了土地问题。他把过去秦朝围禁的苑囿园池分给农民耕种，暂时解决了部分贫苦农民的需要。
要解决土地问题，就要大规模地调整土地政策。西汉实行土地私有制，刘邦除了给回乡的流民、“诸侯子弟及从军归者”分配土地之外，还规定：凡有军功、爵位的人，也要分到相当的土地，“有功劳，行田宅”，大小官吏及有军功者，很快有一部分成了军功地主。不少从军者原先都是下层人民，个别地主官吏不愿给他们较多的土地，为此，刘邦一再训斥地方官吏，让任何人不得拖延怠慢，违者以重罪论处。
土地的多少，与分土地者的爵位高低是密切相关的。汉王二年，刘邦就在自己管辖的地区之内，普遍“赐民爵”一级，使一般人民的社会身份普遍提高了一级。汉高祖五年，刘邦又规定给那些回乡的逃亡者，原先有爵位的，一律“复故爵”。对于那些军吏士卒因犯了罪而被赦免的，或者无罪而失去爵位的，以及爵位不到大夫一级的，一律赐给大夫的爵位。原来就有大夫爵位以上的，再另增一级爵位。爵位成了社会身份的标志。许多人社会地位高了，分得的土地多了，劳动生产的积极性自然就高了。
轻徭薄赋自秦朝以来，广大百姓最痛恨的就是重徭厚赋制度。为了使人民能够有时间、有条件进行休养生息、发展生产，刘邦采取了轻徭薄赋的政策。
早在楚汉战争期间，刘邦就规定：关中从军者免除其全家徭役1年。刘邦称帝之后，又规定：诸侯子弟留在关中的，免除徭役12年，回原籍的免除6年；军吏士卒爵位在6级以上的，免除本人和全家的徭役。后又规定：吏卒从军到达平城以及守卫城邑的，都免除终身徭役。汉高祖十一年规定：士卒随从进入蜀、汉、关中的，都免除终身徭役。汉高祖十二年又规定：二千石官吏进入蜀、汉，平定三秦的，世世代代免除徭役。
据说，有一次刘邦到长安，看到宫殿建设得非常宏大，很生气，责备萧何“治宫室过度”会加重徭役，妨碍农业生产。其实，汉初的徭役制度并不算太重，男子从23岁到56岁是服役年龄，每人每年在本郡或本县服役1个月，称为更卒；每人一生中到京师服役1年，称为正卒；到边疆戍守1年，称为屯戍。尽管这样，刘邦还是尽量减轻群众的徭役。
他让中央财政有关官吏根据政府的各项开支，制定征收赋税的总额，额度不能超过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当时的赋税规定主要有如下几种：
田租：原先为十税一，刘邦减为十五税一。
人口税：人口税分为算赋和口赋。算赋是人头税，从15岁到56岁的男女，每人每年向政府交纳一百二十钱，叫一算，故叫算赋。口赋是儿童税，从7岁到14岁的儿童，每人每年交纳二十钱。
更赋：是一种代役税。西汉规定，男子23岁至56岁之间，每人要到京师和边疆服兵役2年，每人每年要到本郡服役1个月，如有不愿去的，可出钱两千，叫践更。
这样的赋税，比起秦朝来说的确减轻了许多。除此之外，遇到天灾歉收或遭受战乱破坏比较严重的地方，刘邦还临时豁免租税。这种轻徭薄赋制度，在汉初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使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重农抑商刘邦还采取了“抑商”的办法，对工商业的政策作了调整。对商人从政治身份、生活待遇以及经济方面都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如规定工商业者另立户籍，称作“市籍”，凡在市籍的人，都要从政治和经济上受到监督限制。商贾及其子孙，一律不准从政，不准做官为吏；商贾一律不得拥有私有土地；商贾不得穿锦、绣等名贵的丝、葛、毛织品，不得乘车、骑马、携带兵器；商贾不得购买饥民作为奴婢；商贾要比常人加倍交纳算赋，即丁税。
这种办法比起秦始皇对商人的惩治来说，相对地轻多了。其根本目的还是驱商务农，迅速恢复农业生产。
总之，汉高祖刘邦基本奉行的是无为而治的政策，在对各种不和谐的因素进行调整之后，国家对经济的恢复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不进行太多的干预，而是顺其良性的自然发展，这对饱受多年天灾人祸之苦的百姓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国家轻徭薄赋、重农抑商、休养生息，人民终于有了发展生产的机会，这样，西汉的社会经济逐步得到了恢复。
强本弱末，坚固国本
所谓强本弱末，或强干弱枝，就是比喻削减地方势力，加强中央权力。强本弱末是刘邦采纳群言，体现在政治实践上的战略思想。
汉高祖九年，戍卒出身的政治家刘敬向刘邦进言说：“匈奴人离长安最近的地方只有七百余里，轻骑兵一昼夜就可以到达，现在虽然建都长安了，但北靠匈奴，东受异姓王和六国后裔势力的威胁，一旦发生变乱，整个局面就很难控制。另一方面，关中地区由于战乱，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如果迁六国旧贵族后裔及中原一带势力较大的豪绅大族到关中来，既可以加快关中经济的发展，防备北部边患；又可以在关东有变时作为东伐的力量。这就是强本弱末之术啊！”
刘邦接受刘敬的建议，进一步采取所谓强本弱末之策，迁移齐国及楚国的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等五大族和六国豪杰名家等十余万人充实关中，并大兴农田水利、住宅，以此来削弱地方势力，加强都城长安在人力、物力上的优势，从而巩固了都城的安全。
刘邦还采纳大臣田肯“非亲子弟，莫可使王矣”的建议开始想方设法剪除异姓王，以同姓子弟为王来取代他们。首先以企图谋反罪逮捕韩信，将其贬为淮阴侯。接着又以谋反罪诛杀彭越，并率兵征伐英布，逼使韩王信、卢绾投奔匈奴。而后以谋反罪废除赵王张敖，改任为宣平侯。这样，除国小势弱的长沙王吴芮外，异姓王皆被消灭。随即刘邦以天下刚刚平定，儿子幼小，兄弟少，在讨伐秦朝的战争中又有阵亡等为借口而分封同姓诸侯王以统治关东地区，当时将楚王韩信的封地一分为二，划分为两个诸侯国：任命从兄、将军刘贾为荆王来统治淮河以东53县；任命弟、文信君刘交为楚王以统治薛郡、东海、彭城等36县。又以云中、雁门、代郡等53县封宜信侯刘喜为代王；以胶东、胶西、济北、博阳、城阳郡73县立私生子刘肥为齐王。此后刘邦还立刘长为淮南王、刘建为燕王、刘如意为赵王、刘恢为梁王、刘友为淮阳王、刘恒为代王、刘濞为吴王等。到公元前195年，也就是汉高祖十二年，刘邦共封刘姓11人为诸侯王。虽然大封刘姓为王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但是也为日后诸侯王的叛乱埋下了祸根。
把齐楚大姓西迁，以加强关中防备力量，将潜在的反抗势力置于严密控制之下，并使关中人口由此增长，经济文化地位迅速提高。再以刘姓子弟代替那些战功赫赫的异姓诸侯，这是从两个方面强本弱末的措施。汉高祖末年还宣称：“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强本弱末的措施，更制度化了。强本弱末，是巩固封建专制主义的必要措施，在中国封建政治史上有久远的影响。
和亲匈奴，安定边境
说起汉高祖刘邦对匈奴的和亲政策，我们不得不再次提及刘邦最不愿提到的“白登之围”。
平城一战，刘邦大败，被困白登山七天七夜，还多亏了陈平之“秘计”才得以脱险，撤兵南归。返回到广武后，刘邦想到了还被他关在大牢之中的刘敬，后悔没有听他的劝告而陷入包围。于是，刘邦立即释放了刘敬，懊悔地说：“我没听爱卿你的话，弄得在白登被匈奴围了起来，差点儿就再也见不到爱卿了！”于是，刘邦进封刘敬为二千户的关内侯，号为建信侯。同时，处死了其他几批先前去探路的侦察人员。
刘邦自白登战败之后，匈奴对边地的侵扰更加肆无忌惮。这使得刘邦逐渐认识到以西汉王朝当时羸弱的国力暂时无法与匈奴较量，他向刘敬询问应该怎么办？刘敬说：“我们应该改变对匈奴的政策，由过去的武力镇压，改为和亲政策，将汉公主嫁于冒顿单于，并送以厚礼，大家讲和，结为亲戚，彼此可以和平地过日子。”
于是，为了休养生息，巩固统治，刘邦采用了刘敬的和亲政策，并派刘敬到匈奴去说亲，冒顿同意了。
公元前198年，汉高祖九年冬，刘邦选了一位美貌的宗室女儿作为公主嫁于匈奴，并派刘敬为使，带着大批嫁妆前往匈奴结约。冒顿单于就立了这位“大汉公主”为阏氏。打那时候起，汉朝开始采取和亲的政策，西汉政府除了将汉宗室女子嫁给匈奴单于外，每年还要送大量财物给匈奴。还开放了“关市”，准许两族人民贸易往来。汉朝跟匈奴的关系才算暂时缓和了下来。此后，一直到汉景帝，匈奴对汉朝虽有小的骚扰，但相互之间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和平、安定的环境，使汉朝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繁荣景象。
但是，这种和亲政策显然具有屈辱性质，双方是不平等的，而且这种政策的实行并不能从根本上解除匈奴对西汉王朝的威胁，这也决定了这种政策的暂时性，一旦条件成熟汉朝一定会进行反击。
屠杀功臣，兔死狗烹
楚汉战争之初，项羽拥兵四十万，而刘邦只有十万，实力相差悬殊，但结果却是刘邦战胜了项羽。而刘邦由弱变强、反败为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团结和任用了一批杰出的谋臣武将。
但就是这个在创业时重用人才、礼遇人才的汉高祖却在统治稳固之后大肆诛杀功臣，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开国皇帝杀戮功臣的恶劣风气之先河。
刘邦称帝之后，便开始根据各自的功勋分封那些跟随自己出生入死的开国功臣们。当时，刘邦分封的异姓王共有七人：楚王韩信、赵王张敖、韩王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
刘邦虽然做了皇帝，但他也没有敢对自己的皇位掉以轻心。在享受的同时他也积极采取措施对皇权进行了巩固，他日夜放心不下的首先就是各地的异姓王。这些异姓王各自“拥兵据地”，擅长军事，不听汉朝政府的指挥，俨然独立王国。当皇帝感到握有重兵的异姓王对中央集权是个严重威胁的时候，便必然要想办法除掉他们。其次就是其他将领，他们常常为功劳大小和赏赐的多少争斗不休，如果安抚不当，就会投奔那些异姓王作乱。还有原先六国的后代也不能掉以轻心。在中央，丞相的权力对他这个皇帝也构成了威胁。正是因为刘邦的政权依然存在威胁，所以他要着手杀掉一些对自己不利的人物。所以，当汉王朝的封建统治秩序初步恢复后，刘邦便开始了“烹走狗”的削藩历程。
这场政治斗争始于公元前202年，即汉高祖五年七月，至公元前195年，即汉高祖十二年二月，燕王卢绾叛逃匈奴为止，前后历经七年时间。
除臧荼汉高祖五年七月（公元前202年8月），即刘邦称帝的第一年，燕王臧荼就发动了叛汉事变。刘邦亲自带兵征讨，于汉高祖五年九月（公元前202年10月）即轻松平定叛乱，活捉臧荼。
燕王臧荼叛汉事变十分短命，平定过程极为简单，历来的史料上也仅仅是轻描淡写，留下寥寥几笔的记载，但同时也留下了一些疑点：
首先，所有相关的史料记载都没有提供臧荼叛乱的理由。若说他是因为感情上亲楚敌汉而反，何以不在楚汉战争初起时便站在刘邦的对立面，非要等到楚灭汉兴后才来“独当一面”；若说他是嫌燕王太小，也想做皇帝，则其亲赴定陶参加诸侯劝进，就很难从情理上做出解释。
其次，既是造反，必定不是逞一时之气，而是应当蓄谋已久，军事上的部署也必不可少。可是从七月称叛，到九月被俘，再扣除皇帝点兵、大军出征在途中的时间，与其称为造反，不如说是猖狂一跳，顷刻瓦解。以臧荼在北方经营多年的资历和经验，岂会如此不自量力，以卵击石？
总之，臧荼造反被俘，在汉初的历史上，是头一个封国诸侯被皇帝铲除的重大事件，而史传载述连同“七月”、“九月”的时间记录在内，总共篇幅不超过20字，实在给人以“兔起鹘落、倏忽即逝”的感觉，这似乎与《史记》在后来介绍其他诸侯反叛经过时皆详叙原委的笔法，完全不同。
或许我们还可以从《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体察到一些真相的线索：有一个人叫温疥，最初在老燕王韩广麾下做将军，与臧荼是同袍。戏亭会议后，韩广因不服项羽将他徙封为辽东王，被新封燕王臧荼趁机吞并，温疥则投往项楚大司马曹咎麾下任职。曹咎死于楚汉战争中，后来，温疥又投奔臧荼，做了燕国丞相。最后，以“告燕王（臧）荼反”，被刘邦封为栒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