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暴制暴并不是反抗的最好方法。
1970年，陶自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初中毕业，他进入一家工业设备安装公司工作，并连续9年被公司评为先进生产者。1995年9月，20岁的玲中专毕业后进入该公司，做了陶自的下属。接触时间长了，玲发现陶自恰好符合她的择偶条件，就对陶自产生了好感，开始有意接近他。
1996年10月，经同事撮合，陶自和玲正式谈起了恋爱。一段时间的交往，陶自觉得玲的脾气太大了，性格又太好强，便对两人的事情有些犹豫。他刚表露这个意思，玲就大哭大闹，并说非陶自不嫁。1997年元旦，两人仓促地结了婚。
玲希望丈夫能出人头地，混个一官半职，自己也好夫贵妻荣。可是两年过去了，陶自仍是个小班长。玲“恨铁不成钢”，两人开始闹矛盾。
1997年8月，他们的儿子满月。送走客人后，玲躲在房间里生闷气，气冲冲地大吼：“你要是男人，就混出人样来，别让人家笑话我瞎了眼！”还狠命地拧丈夫的胳膊，骂道：“你这个没用的男人，嫁你，还不如嫁给木头……”陶自反击了一句：“你眼红别人，嫁给别人算了！”玲扑向陶自，又抓又咬。她还不解恨，接下来的几天，玲对孩子不管不问，陶自只得低声下气求玲讲和。玲说讲和可以，但必须答应她两个条件：第一，必须跪下认错；第二，他只准睡地板，没有她的招呼，不准到床上睡。
陶自真想扇她一耳光，可想到孩子，他答应了妻子的条件。这一跪，陶自彻底丧失了做丈夫的尊严。从此，罚跪成了玲惩罚丈夫的主要手段。当晚，陶自睡在地板上。怕妻子闹个没完，儿子也跟着遭殃，就屈从了妻子。
刚结婚时，玲望夫成龙心切，所有的家务都一手包揽；自从得知丈夫根本无心仕途，玲便把家务活全推给了丈夫。对妻子的辱骂，陶自沉默不语。玲更火了，她抓起陶自的碗狠狠摔在地上：“人家男人当官发财，像你这样的男人，不配吃饭，只配吃屎！”听着妻子越来越无所顾忌的辱骂，陶自的心彻底冷了：自己不能当官发财，满足不了妻子出人头地的愿望，何必让两个人都委屈！
第二天，陶自把写好的离婚协议书递给玲，开门见山地说：“我们离婚吧。”玲把协议书上的内容看完，这才相信陶自是真的想离婚。可她舍不得，虽然她恨陶自“死脑筋”，但离婚后哪儿去找这样老实听话的老公呢？玲斩钉截铁地说：“不！我不离！你敢离婚，我就除了你家的根！”
此后，玲加紧了“逼夫行动”。她买礼品逼陶自给领导送去，陶不依，她就把陶睡觉的垫子抽走，让他睡光地板。陶自实在受不了这种折磨，有心再提离婚，可想到妻子上次惊天动地的样子，就不寒而栗。思来想去，他决定外出打工，远离这个家。
陶自的突然出走让玲觉得生活失去了重心。她不甘心自己被丈夫“遗弃”，就打电话把婆婆叫来，并对她说：“你儿子跑了，他扔下我们母子不管，你得负责把他找回来。”可怜的婆婆硬是被儿媳“软禁”了一个星期，直到陶自接到弟弟的电话，获知母亲被妻子“绑架”后赶回家，玲才将婆婆“释放”。
1999年8月，陶母头疼病犯了，陶自把她接到家中照顾。对此，玲很不痛快。还抓住婆婆的衣领又哭又骂：“老不死的！生病了就去死！害人精！”见母亲泪眼汪汪地蹒跚离去，陶自扑在沙发上失声痛哭。走在空旷的街头，他对蛮不讲理的妻子和这个家都彻底失望了。这个凄冷的夜，他是在大街上度过的。
2000年夏初，陶自给玲盛的稀饭烫了一些，玲便操起晾衣架，猛打陶自的头。陶自一时热血上涌，一把攥住妻子的手，不让她动弹。玲勃然大怒，抓起够得着的一切物件朝陶自身上砸去。陶自的“反抗”让玲暴跳如雷。之后十多天，她每天把丈夫堵在家里辱骂，孩子也撒手不管。邻居们稍有劝说，她便嚷着“跳楼”。从那以后，邻居们再也不敢理会他们的吵闹。
有一次，玲当众扇陶自的耳光，他的心在滴血！他胸中一团怒火在熊熊燃烧。邻居们纷纷开门观望，陶自羞愤交加，恨不得一头撞死。玲还不解恨，又狠狠扇了他几个耳光。陶自顿时怒火冲天，他一把将玲推倒在床上，玲从柜子里抽出水果刀说：“我把你搞死！”边说边用刀刺他。陶自被怒火烧得失去理智，他夺过刀，把玲按倒在床上，挥舞着手中的刀乱刺一通。
玲的妹妹闻讯打开门，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姐姐躺在床上，身上一片鲜血。她连忙捡起蒸馏器砸向陶自，已近疯狂的陶自转身把小姨子推倒在地上，拿刀子在她身上乱捅……姐妹两人当场死亡。陶自对着死尸狂叫：“我做男人了，我做男人了……”
经典教训：在许多家庭中，妻子是泼妇，这是件可怕的事，丈夫是弱者，这同样是件可怕的事。无法忍受泼妇的行径时，丈夫应及早坚决离婚，而不要显得懦弱无能。无论泼妇还是弱夫，往往都以悲剧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