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张颔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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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回到山西抗战前线

十二月二十七日星期四

今天又去了张先生家,他的一位学生也在,是跟他学书法的,学篆书,也学古文字。是位女同胞,年龄当在三十几岁,叫李海涛,原先学医,不上班了,专攻书法。先前就听张先生说过,这次才见了。

我说,跟上张先生,不要光学书法,还要学做学问的方法。张先生说,我还指导小李写论文呢。

问什么题目,说了句什么听不明白;问小李,说是《心脑刍议》。

张先生说,这是个好题目,中国人说想什么,叫心里想;西方人研究出来,不是心里想,是脑子想。都说外国人对,他看中国人也未必就错。中国的思想二字,下边都从“心”,但思字的上边却又从“囟”,是脑的囟门。说不定心血管和脑血管有什么关联,应当把这个关系搞清楚。小李是学医的,有这个条件,就给她出了这么个题目,让她练习写论文。好些材料我都有,过去就考虑过这个问题,年纪大了,做不了了,让她做吧。

张先生的精神不是很好,坐在靠暖气那边的床上。不能再纠缠湖北的事了,该说怎么回到山西了。

韩:怎么起了要回山西参加抗战的意呢?

张:到樊城不多久,发生了七七事变,报上看到热血青年奔赴前线,从军抗战,我就有了这个想法。只是刚去,不便说什么。在介休上学的时候,经常参加一些国耻纪念会,记得曾唱过一首歌,歌词中有几句是这样的:

请看那印度朝鲜亡国真可怜,

为奴为仆更丧失自由权,

我国同样受压迫身家不安全,

要想不做亡国奴,

奋起莫迟延!

从小我就有不当亡国奴,抵御外侮,为国家出力的志向。

在湖北,常看报纸,知道抗战的形势。看过五战区宣传队演的抗战戏剧,更激发了想参加抗战工作的决心。总觉得自己年纪轻轻,老当小伙计也不是长久之计。

到樊城后,跟堂兄张帆一直有联系。到了南漳,知道张帆随阎锡山的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到了晋西,在乡宁县一所军校做事。便给张帆写信,说想回山西参加抗战。张帆很支持我的这个想法,也愿意帮我,给我寄来十五分校的护照,有了这个,在国统区就畅通无阻了。我的护照,很正规,也很厉害。写的是:张连捷,某某军政干校职员。落款是:校长阎锡山,副校长薄右丞,教育长赵国光,政治主任朱健吾。这些名字不是手写的,是印的。盖着学校的公章。这样的护照,哪儿看了也会放行。

走之前,当然要跟我们的掌柜和先生们说个明白,他们都很支持。这事儿传开了,听说我要回去,鄂北山西字号里也有人要回去,便结伴而行。都是年轻人,一个是宜城一家山西字号杨掌柜的儿子,叫三儿,一个是樊城一家山西字号里的小伙计,名字一下子想不起来了,都是介休人。三儿是要回老家,那个小伙计是想跟着我回山西参加抗战。他俩没有护照,花钱在南漳商会买了个商业上的护照,一人一个。

韩:张帆没有给你寄路费吗?

张:没,我自己有钱。小伙计没有工资,但字号里常分些小钱,比如汉口发来的棉布都是成捆的大包,我们再往下发,是一匹一匹的,包布的皮子就留下了,时间长了卖掉,得的钱,字号里的人就分了。不光棉布,别的也有。一年下来,不是个小数。字号里管吃管穿,平常不用钱,这些钱都在管账先生那儿存着,我要走了,就全给了我。郭先生给我算过一笔账,说尽够路上用了。走之前,选青老也给了我一笔钱,是他个人送给我的。那时字号里兴这个,掌柜把伙计当子侄看待。

开了头,不用再问了,张先生缓缓地说了下去——

我们三个从南漳出发,先到老河口,这儿是五战区的中枢,市面上很繁华,抗战气氛很浓。老河口还属于湖北,再往北走,就是河南了。我们的目的地是洛阳,从老河口坐汽车去的。路过南阳卧龙岗,看见一个大石牌坊上写的是:“千古人伦”。

从洛阳到西安,就方便多了,坐的是陇海路的火车。一到西安,正赶上日本人的飞机炸西安,我们一下火车就跑警报。西安不是有城墙吗,沿城墙挖了许多防空洞,我们就跟上人钻进去躲起来。等飞机走了才出来。

从西安往北走,路上盘查就紧了。当时还不知道是为什么,后来就明白了,这条路也是去延安的路。在一个叫中部的镇子上,我们在店里住下,就来了几个一战区,司令长官是胡宗南,国民党部队的士兵,把我们三人的护照看了,又把我们叫到另一间房里问话,大概是见我们年轻,问我们究竟是去哪里。我说我是去山西乡宁十五分校的,那两个人的护照上也写的是去山西,没问出什么,就把我们放了。等我们回到自己的房间,见包袱都让翻过了,我的一双墨菊牌洋袜子不见了。

再往北走,就进入了八路军的地盘,在一个镇子上留宿时,还见到一个八路军高级将领的布告。叫我想想,噢,是吕正操。当时我要是想参加八路军,在这里是可以的,留下不走就行了。可是我不能这样做,一是三个年轻人同行,数我岁数大,我要把他俩带回山西,有一个还要回介休。在这儿我独自走了,对不起他们,也对不起托付的人。再就是,那时候别看年纪不大,社会经验还是有些的,从小我就知道,“无人引荐,寸步难行”,比如我去樊城,就是我外公的眷弟引进的,回二战区做事,就是堂兄引进的。参加八路军,谁引进呢?没人。这样就打消了在这儿参加八路军的念头。这个地方,好像是富县的一个镇子,当时属陕甘宁边区。

再往前走,没汽车了,我们都带着行李,不能步行,就一人雇了辆独轮车,木头轮子的那种,人在后面推,前面两侧,一侧坐人,一侧放行李。这样到了宜川,宜川又是一战区的地盘,再到宜川的秋林镇,就是阎锡山的地盘了。我们没有去秋林,秋林还在宜川的东北,我们朝东走,到了黄河边上一个叫小船窝的地方,过河就是山西的乡宁县。

这个路线,是张帆在信上告诉我的。他只说了大致的路线,比如从老河口到洛阳,再到西安,再到宜川,再到乡宁。路上怎么走就全靠我们自己处理。比如到了宜川怎么到乡宁,要从小船窝过河,就没说,全靠我们在路上打听。过了河,跟我一起回山西的那个杨掌柜的儿子,就自个回介休了。这样就剩下我和樊城字号的那个小伙计,他要跟上我一起去上十五分校。

到了乡宁,日本人才走。乡宁一直是二战区的地盘。那个时候,日本人正在进攻晋西,攻下了乡宁县城,知道守不住又撤走了。就在日本人撤走的第二天或是第三天,我们进的乡宁县城。一打听,才知道十五分校不在县里,在一个叫乐意沟的地方,离县城还有好几里。同时还知道,就在日本人进攻乡宁县城之前,十五分校的人撤走了,撤到更北边的永和县,离乡宁总在一二百里。我的那个同伴,觉得参加十五分校没指望了,正好吉县那边,有他父亲的朋友,行前他父亲告诉过他,这样我们就在乡宁县城分了手,他去找他父亲的那个朋友去了。后来听说他参加了“干三校”,全称应当是二战区抗战干部学校第三分校。

我还是要去找张帆,不管情况如何,总得到了如意沟才能知道。到了如意沟,才知道十五分校果真是撤走了,可是有留守处。留守人员里,有个副官,认识我哥,我哥走的时候,给他交待过,说这几天我要来。这样他就接待了我,安排我住下。这个副官的职责是看守撤退后埋在地下的粮食。留守人员中还有个会计长,少校军衔,他留下来不是有什么任务,是身体不好,有病不能走。有个卫士专门照料他的生活。

乐意沟是个不长的土沟,前面两边的山坡上,是十五分校打的窑洞,后面是村子。那个副官帮我在沟后头村里,找了间民房住下。房东是个做榨油生意的,天天晚上要熬油,气味很大,呛得不行,根本没法睡。一到了晚上,我就跑到外面,没有院门,出了窑门就是村里的路。初冬时节,外面很冷,有次冷得不行了,就把脚伸进一条狗的肚子底下暖和。狗是房东家的,才几天就跟我熟了。白天没干的,也帮留守人员做些事。留守处有的是粮食,没面了就去磨。

有次会计长的卫兵磨面,我去帮忙。记得很清楚,这天是十月初七,我的生日。我身上的钱还没有花完,磨完面,去村里小铺子买了两杯酒喝了,算是自己给自己过了个生日。

韩:我查过,这年的十月初七是阳历的十一月十七。那就可以肯定你是在十二月事变以前到的乡宁。事变是十二月初的事。十二月事变,也叫晋西事变,在山西抗战史上是件大事。

张:你知道?

韩:“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在山西大学上学时,搞过这方面的资料,还写过一本书《历史的见证》,油印的,对这一事件的经过还记得。抗战初期,阎锡山和共产党的关系还融洽,利用薄一波等共产党人,组建起一支抗日武装,叫“决死纵队”,发展到数万人。为和晋绥军区别,也叫新军。阎锡山的绥靖公署管山西和绥远两省,部队就叫晋绥军。当初成立决死纵队,不过是一时权宜之计,一看决死纵队成了气候,阎锡山后悔了。到一九三九年秋冬之际,眼看新军坐大,难以驾驭,便借了个由头,制造事端,说新军要叛变,通电全国,称之为叛军,要剿灭。新军四个纵队,起而抵抗,除部分溃散外,大部分成了八路军的部队。

张:对十二月事变,我不是很清楚,不过,那时候的形势确实是很紧张的。在乐意沟待了十几天,十五分校撤到永和的人员,又全回来了。这个十五分校,还是挺大的,有三个大队,大队下面有小队,总在上千号人。配备有步枪,学员还练习打靶。校长阎锡山,是挂名的,副校长薄右丞是阎锡山的高干,也不怎么管事。真正管事的是教务长,一个上校。下来是政治教官、军事教官了。张帆就是个政治教官。我哥叫我回山西,原来说是让我参加十五分校学习,但是真的见了面,又不说这个事了。他回来的时候,事变已经过了。有一天我问:

“你不是让我来这儿学习的吗?”

“现在学校的形势变了。薄右丞是个顽固分子,我也不打算在这儿长待了。你先在这儿住着吧,别着急,要安排总要把你安排好。”

张帆这么一说,我也不好再问了。过了春节,我就从沟后边老乡家的窑洞搬出来,住到前面沟里十五分校的教官室里,也是窑洞。教官室有好些个,一个里面住三四个人。我没有跟张帆住一起,是跟别的教官在一起。有吃有喝,什么事也没有,就每天看书。有的是张帆的,有的是别的教官的。这一时期,记得看过的书有《大众哲学》,艾思奇写的。《社会科学概论》,讲的是原始共产主义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各个阶段,编写的人有陈伯达、徐懋庸、陈昌浩。还有青年自学丛书里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新哲学人生观》等。那时候,虽说经过十二月事变,学校里的教员毕竟大都是些年轻人,民主气氛还是有的,像《联共(布)党史》这样的书,还可以公开看。当时还闹过笑话,我不明白书名里为什么还有个“布”,在我理解上,布就是布匹,怎么要加个布字呢?后来才知道,这个布是布尔什维克的意思。

今天就谈到这里。

想起一件事,我对海涛女士说,帮我制作一本张先生的印谱。不用急,闲了把他的那些印拓一下,用宣纸裁成书本那么大,一页拓上两个,再订起来就是本印谱了。张先生说,姚国瑾有一种专门拓印的纸,毛边的,我让他送过来。小李说不用,宣纸店里就有专用的印谱本子,买一本就行了。我说,那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