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十四日星期五
昨天晚上，还有今天上午，我都在翻看《张颔学术文集》，体会颇多，又不敢自专，亟想与张先生晤谈印证。踏进张府，正是午后三时。张先生已坐在桌前，几句寒暄过后，进入正题。
韩：你过去老感叹“文革”耽搁了多少时间，少写了多少文章，诚然不假，但我昨天到今天，一直在翻阅你的学术文集，想勾勒出你的一个大致的学术路线图，结果发现，你的学术路线跟别的许多学术名家没有二致。
张：此话怎讲，我不太明白。
韩：听我说个端详。前几天看台湾史学家汪荣祖的《史学九章》，其中说，世上有年轻的文学家，却少有年轻的史学家。这主要是因为文学家凭才气就可以少年成名，而史学家要饱览典籍，精研细判，没有相当的岁月难以做到，出名就要迟些。文学圈里有个说法是，二十五六拿出成名作，四十五六拿出代表作或是传世作，史学家迟些，推后十年如何？那就是三十五六拿出成名作，五十五六拿出代表作。你入道迟，较之那些科班出身的学者，应当再推迟十年，即四十五六拿出成名作，六十五六拿出代表作。
张：停，停。你说的成名作好理解，这代表作与传世作有什么分别。韩：代表作是就学者自己说的，你有许多着作，这一种代表你的最高水准，就是代表作。传世作是就整个文化传承说的，今世有许多学术着作，大都十年二十年没人问津，三十年五十后也就灰飞烟灭，不是叫人烧了，是它自己纸质老化了，一抖就成了灰。只有极少数会一印再印，传到下世或下下世，那就是传世作了。好些学者，成名作只是上了台阶进了门，再苦读一二十年，能拿出代表作就是万幸了。还有些学者，终其一生，既无成名作，也无代表作，更遑论传世作。当然，这并不否认他们别的方面的贡献，比如教学啊行政啊。天分极高的学者，成名作就是代表作也就是传世作的，也不是没有。像你张先生，有成名作有代表作，代表作就是传世作的，也不多有。
张：听你的话不能听完，听完了总会有个蝎子尾巴。
韩：这就是我人生失败的根源，什么好意思说到后来都让人理解反了。你听我往下说。这本学术文集，出版于一九九五年，其时你已七十五岁，可说将你的主要学术论文都收进来了，也就会显示出你学术研究的路径。较早的几篇中，可称之为成名作的是《陈喜壶辨》，一九六四年《文物》第九期发表，当时你是四十四岁。《侯马盟书》虽说名声大，但它的成功有许多偶然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集体的成果，真正可说是你的代表作和传世作的是《古币文编》，一九八六年中华书局出版，其时你六十五岁。这也就是我所以说你，虽经了那么多的耽搁，又受了那么多的磨难，学术线路并未逸出常规的原因。
张：有几分道理。
韩：研读这本文集我还发现，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这十年是你学术研究的一个喷涌期，可说是佳作不断，硕果累累。我做了统计，书里共收文章三十六篇，写于五十年代的两篇，六十年代八篇，七十年代四篇，八十年代十七篇，九十年代两篇。若考虑发表在七十年代者多为末期，发表在九十年代者多为初期，那么这十年的成就就更大了，说是喷涌一点也不为过。
张：跟人家那些大名家相比，我的文章数量还是少了些。这与我的学术操守有关。好些学者跟作家一样，不是想着怎么做学问，而是想着怎么写学术文章。有一年去河南博物馆参观，主人领我参观了他们新出土的青铜器，特意对我说：张先生你可以照相。主人所以说这个话，是因为他们那儿前不久刚出了个事儿。有个北京文物单位的学者，去他们那儿参观，又是照相又是量数字，一看就是要写文章。参观过后，主人当场要求对方交出笔记本，退出胶片，弄得很是难堪。主人说，非是他们无情，实在是这样的事情遇得太多了。出了一件重器，他们还正在研究，浮皮潦草的文章已经发表了。什么文章该写，什么文章不该写，这里有个学术操守。他们知道，张颔不会做这样的事。
学术操守不光是这个，这是个底线。还有高的，我秉持的理念是别人写过的不写，没有新意的不写，破人家的容易，立自己的难。破人家的，挑几个刺就行了，立自己的，没有实实在在的材料，光凭几句空话是立不起来的。着书容易立说难，斯之谓欤？
韩：立论务求稳妥，材料务求全备，这种态度，确实影响了你文章的数量。再就是，你这个人不小气，常把自己搜集的资料提供给别人，一点也不心疼。降大任写你的《传略》里说，个别同志利用你未发表的观点或资料撰文发表，你从不计较，只微笑着说：“只要是正确的，不管是谁的文章，都有益于社会，别人已写进文章，我可以不写，可以研究新的题目。”这种胸怀，不是谁有的。陈寅恪当年在清华大学教书时，第一堂课就特别申明，他讲述的课题及所用的材料，只可研习，绝不能写成文章发表。因为他列举的材料，都是不经见的，一个材料说不定就能写成一篇学术文章。对此事，我的看法是，普通材料，别人用了也就用了，真正的问题，重要的材料，谁也偷不去的。这应当是前提。
张：陈先生是对的。有时一个材料，不知看多少书才能得到，都是心血，人家一讲你就写成文章发表，跟打劫差不了多少。我提供给别人的材料，大多是我看书时随手记下来的，自己可以写文章，也可以不写文章，给了别人也不耽搁自己什么。我这里可写文章的题目太多了，只有缓急之分，没有写得成写不成的差别，端看我愿意不愿意写。前些年有位作家，就不说名字了，想写豫让这个人，来我这儿讨教，正好以前我曾留意过豫让，积攒下一些材料，就全部提供给他，他很满意，临走时连声道谢，说没想到张先生这么大方。
韩：你爱帮助人，在圈内是有名的。我就听张仁健先生说过八十年代他和降大任搞了本《咏史诗注析》，成稿后送你审阅，那时你挺忙，竟放下手头事儿，抽出时间通读全稿，纠正了注释中的不少错误，批注了许多可贵的意见。书稿上地方小写不下，就夹了条子写。仁健先生说，没有张先生的审阅指正，这本书达不到这样高的学术水准。
还是回到前面的话题上。八十年代，确实是你学术上的一个喷发期，收获期。不说《古币文编》了，这是个里程碑式的着作，就说那些单篇论文，达到的学术高度也是令人企羡的。我算过了，连上七十年代末跟九十年代初的，共是二十二篇。我弄不清的是，为什么“文革”一结束，你发表的第一篇论文竟是《匏形壶与“匏瓜”星》，我看了一点也摸不着头脑。
张：这你就不明白了。“文革”中我一直偷偷观测天象，研究古天文学。我有个对子，叫“终日劳动批斗，有时测影观天”。这个文章早在我脑子里成熟了，只要动笔就能写出来，当然就先写它了。
韩：又是一个“壶”！
张：你是说，我早先写过陈喜壶吧？此壶非彼壶也。我给你讲讲，很有意思。现在天亮着，要是天黑了星星出来，指着星星讲就更有意思了。
我国古代天文学典籍上着录的星星，有一个称为“匏瓜”的。《史记·天官书》里说：“匏瓜有青黑星守之，鱼盐贵。”《史记索引》里说：“匏瓜-名天鸡，在河鼓东。”《史记正义》里说：“匏瓜五星在离珠北。”匏瓜星座还有个名称叫瓠瓜。这个星座在西洋天文学中属于“海豚座”。海豚座除了“匏瓜”五个星以外，还包括“败瓜”五个星在内。
匏瓜星和牛郎（河鼓）都在银河东岸，距离很近，而且与银河西的“织女”三星隔岸相对，它的一、二、三、四星连贯起来，组成一个菱形，像一个织布的梭子。民间神话传说中，就把它说成是织女为了向牛郎表示感情，抛向牛郎的信物了。你小时候在老家，定然听说过这个神话，天黑了你看看，这个梭子星是很好辨识的。
四个星连在一起像个梭子，五个星连在一起又像个匏瓜了，这就是叫它“匏瓜”的原因。匏瓜你在农村该见过，前些年我腿脚好，早上去自由市场转，还见过卖匏瓜的。古代“匏”、“瓠”两字可以通用，“匏瓜”也可以称为“瓠瓜”。《史记》孔子世家里有句话，很有名，一说怀才不遇就会想到，是：“我岂是瓠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瓠瓜青着能吃，老了一剖两半就是舀水的瓢了，这水瓢古代称为“蠡”，以蠡测海，说的就是瓠瓜水瓢。我国古代陶器和铜器里的“壶”，就是由瓠瓜演化而来的。壶瓠二字音同，义相近，可以通假。匏壶作为陶器形式出现后，随着社会的进展，登上了“礼器”的台盘。但它在礼器中只能算从属地位。贾谊赋中有句：“斡弃周鼎而宝康瓠兮。”意思是怎么能抛弃贵重的周鼎而宝爱品位低得多的康瓠呢。康瓠就是陶匏壶。匏壶作为礼器，盛的是“玄酒”，玄酒不是酒而是水，也叫明水，是祭祀或宴享时的辅料，由此可见陶匏在礼器中的地位，与钟鼎相比实在居次要地位，这样就可以理解贾谊为什么那样说了。
韩：这一番宏论，真有泰山压顶之势，下面再说什么，听的人只有俯首贴耳了。
张：不是泰山压顶之势，那是懵人的；是移山填海之法，让人信服的。把匏壶的来历和用处交待清楚，下面的论证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韩：大任先生说你做学问的方法是，多重防线，层层剥皮，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多重防线就是从研究的广度说的，意思是每有论证，必对研究对象前后左右，全面考察。层层剥皮是从深度说的，意思是对研究的材料，剥笋见心，抓住要害。像这篇文章，未触及研究对象前，先高屋建瓴，对与匏壶有关的天象与器物，来一次全面的考察，这该是“层层设防”之一种。说说这个壶吧！
张：一九七三年山西闻喜县邱家庄，发掘了一批战国时期的墓葬，第一号墓出土了一组陶器，其中有一件很精致的陶匏，它的出土反映了陶匏在战国时作为礼器的一种“上古”遗制。壶高三十厘米，口径四厘米，腹深二十二厘米，鸟首盖高九厘米。《殷周青铜器通论》图版里，着录有两个青铜匏壶，一个标名“鳞纹瓠壶”，一个标名“鸟盖瓠壶”。鳞纹壶通高二十九厘米，鸟盖壶通高三十一点八厘米。这两个匏壶，大小与闻喜邱家庄出土的陶匏大致相似。
还值得注意的是，前面提到的两件东周青铜匏壶里，一件有鸟首之盖，而闻喜邱家庄出土的战国陶匏亦有鸟首之盖。《史记·天官书》索隐里说，匏瓜一名天鸡。中国古代星座中称为“天鸡”者不止“匏瓜”一个，《晋书·天文志》里说：“天鸡……主候时，又尾宿、箕宿、瓠瓜之别称。”瓠瓜所以有天鸡的别名，是因为匏瓜的样子，长胫大腹有鸡鸣之象。天鸡这个星座名称，在我国古代天文典籍中虽晚见于《晋书·天文志》和唐人的《史记·天官书》索隐，但从周代铜、陶鸡首匏形壶的出现来看，早在周代“匏瓜”和“天鸡”已经发生了关系。也可以这样说，天上的“匏瓜”星以“天鸡”为别名的时间，应当在周代已经为人们所习闻了。但“匏瓜”星的命名比“天鸡”肯定要早。
韩：日出而鸡鸣，可说是古代劳动人民对天时物证的直接体会。对鸡加个“天”字的谥号，带上神话色彩，无非是对这种动物的崇拜心理，就像说月蚀是“天狗吃月”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