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流寓同谷459年后，成州知州晁说之在杜甫当年茅茨故址，修建了杜公祠。这是我国最早修建的杜甫祠堂。
晁说之，北宋宣和年间成州知州。因博学广识，善于诗文而深受苏轼赏识。他一生崇敬杜甫为人，并为杜诗之完美无瑕而拜倒。出任成州后，寻找杜甫流寓故居，以杜甫“身屯丧乱，羁旅流寓，呻吟饥寒之余数百年之后，即其故庐而祠”。同谷秀才赵惟恭捐地五亩，同谷县令郭慥为其立碑，知成州晁说之撰文并书。杜甫祠，又名杜工部祠、杜少陵祠。碑名《成州同谷县杜工部祠堂记》。
碑文以修建杜祠为主题，列举了芸芸众生的唐代乃至宋代杰出诗人，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雄辩地说明了杜甫在我国唐宋诗坛的“独尊”地位。在论及标准上，锋芒毕露，旗帜鲜明。一是坚持务实不务名的观点，二是坚持时间检验的观点。碑文曰：
呜呼盛矣哉！曰名高而得之欤？曰非也，苟不务实而务名，则当时王维之名出杜之上，盖有天子宰相之目，且众方才李白而多之也，是天宝间人物特盛，有如高适、岑参、孟浩然、云卿、崔颢、国辅、薛据、储光羲、綦毋潜、元结、韦应物、王昌龄、常建、陶翰、秦系、严维、畅当、阎防、祖咏、皇甫冉、弟曾、张继、刘今上御名虚、王季友、李颀、贺兰进明、崔曙、王湾、张谓、卢象、李嶷之诗，灿然振耀于世，未肯少自屈，而人亦莫敢致之也。非湜、籍辈于韩门比，然有良玉必有善贾，厚矣韩文公之德吾工部也，自是而部嶷嶷绝去一代颉颃不可揉屈之士而岳立矣，然尤惜也，何庸李白之抗邪？昔夫子录秦诗而不录楚诗，盖秦有周之遗俗，如玉之人在板屋，则伤之也。楚则僭周而王矣，沧浪之水既以濯吾缨，虽浊忍以濯吾足哉。李则楚也，亦不得与杜并矣，况余子哉，彼元微之，谗谄小人也。身不知裴度、李宗闵之邪正，尚何有于李杜之优劣也邪？然前乎韩而诗名之重者钱起，后有李商隐、杜牧、张祜，晚惟司空图，是五子之诗，其源皆出诸杜着也。以故杜之独尊于大夫学士，其论不易矣。而在本朝王元之学白公，杨大年矫之，专尚李义山，欧阳公又矫杨而归韩门，而梅圣俞则法韦苏州者也。实自王愿叔始勤于工部之数集，定着一书，悬诸日月矣。然孰为真识者，靡磨徒以名得之欤。唯知其为人世济忠义，遭时艰难，所感者益深，则真识其诗之所以尊，而宜夫数百年之后即其流寓之地而祠之不忘也。工部之诗，一发诸忠义之诚，虽取以配《国风》之怨，《大雅》之群可也。或玩其英华而不荐其实，或力索故事之微，而自谓有得者，不亦负乎！
天宝年间，唐代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杰出诗人如繁星丽天，辉煌无比，是我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碑文引出40多位与杜甫同世的杰出诗人作了比较。如果论及“名高”，王维是一代宰相，他的名出杜之上，“盖有天子宰相之目”。与李白一样光耀诗坛的杰出诗才也是很多的，“众方才李白而之多也”。这些众多人物的诗歌，“灿然振耀于世”，而人亦刚正不阿，他们在诗坛的地位都不及杜甫。韩愈之功德厚于工部，而工部的高风亮节就像一代傲世不屈的巍巍大山耸立于世。李白的抗御邪恶亦不能与之相比。按照当时的世俗，李白在古楚国地。孔子纂《诗经》，录秦诗而不录楚诗，因为楚国背叛周天子而称王。屈原《渔父》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碑文以“沧浪之水既以濯吾缨，虽浊忍以濯吾足哉”比喻秦诗，实则比喻杜诗也，秦诗有周之遗风，而杜诗有秦之遗风。李白与杜甫不能并论，更何况其他人。正如明《金圣叹选批杜诗·叙》徐子能诗曰：“诗史春秋笔，大名垂草堂。二毛反在蜀，一字不忘唐。佛让王维作，才怜李白狂。晚年律更细，独立自苍茫”。至于元稹，其诗锋芒毕露，但后来中道变节，追求名利，走上与世同流合污的道路，是“谗谄小人”。从裴度和李宗闵身上也可以比较出“李杜之优劣”。裴度身为宰相，不惧权势，力除藩镇割据，憎恶宦官专权，后辞官退居隐身，而李宗闵官至宰相，却结党入朋，互为倾轧，遭到时弊的唾骂。杜甫对晚唐诗坛的影响是巨大的，前者钱起，后者李商隐、杜牧、张祜、司空图，“其源皆于诸杜者也”。这是就横向比较而言。用务实不务名的这把尺子衡量，杜甫“独尊于大夫学士，其论不易矣”。
就纵向而言，除了对晚唐诗坛的影响外，在宋代诗坛，尽管诸家推崇学习的诗贤各不相同，“王元之学白公，杨大年矫之，专尚李义山，欧阳公又矫杨而归韩门，而梅圣俞则法韦苏州”。但真正悬诸日月，光耀诗界的，还是杜甫的诗集。要真正理解杜甫诗歌盖世不凡，不是以名所能得到的，只有懂得了杜甫“世济忠义，遭时艰难，所感者益深”，才能真正识其诗之所以尊，而要做到这一点，“宜夫数百年之后”。这就是撰者坚持务实不务名和时间检验的理由所在。他的诗虽取以配《国风》之怨，《大雅》之群也是不过分的。撰者最后告诉人们，“或玩其英华而不荐其实，或力索故事之微，而自谓有得者，不亦负乎！”
碑文最后表达了在杜甫故庐胜迹建祠的美意，并以此追念杜甫。祠堂仰望凤凰台，俯视百丈潭，这里是杜甫飞龙峡所吟《凤凰台》《万丈潭》诗之所指。数百年之后，人们每念及诗中所描绘的“石林之虚徐，溪月之澄霁”等诗句时，尊崇杜甫的故庐，犹如杜甫还在。杜甫在三川的故居，让人喜爱。而这里的故居又在胜景之中。作记的目的就是“使来者美其山川，而礼其像，忠其文”，久传莫能忘也。在此建祠，胜似王侯将相一世之祠矣。
杜祠竣工后，晁说之又于祠傍修建了“濯凤轩”和“发兴阁”，并撰写了文情并茂、记事感怀的《濯凤轩记》和《发兴阁记》，勒石记之。
濯凤轩在杜祠之背。山峦之上，白松叠秀，寒泉漱石，一缕雪练似的瀑布，从苍翠陡峭的石缝间分数级流泻而下。在这里建轩，远观山川之奇，近瞧杜祠之胜，可谓一大景观。
碑文撰者以凤凰西行为踪迹，记述凤凰一而二，二而三，结伴而行，最终落在成州飞龙峡的传说。岐山是凤凰起飞的地方。一只凤凰飞来，谓之过。二只飞来，谓之翔，始有凤翔。三只飞来，谓之集，凤州曾设凤集驿，又有凤凰栖息的鸑鷟（造字：前为上“狱”下“鸟”，后为上“族”下“鸟”）山。四只飞来，落于成州的凤凰山，从此凤凰山以凤凰之正名而名之。五只飞来，落于万丈潭，于潭中洗濯凤羽。万丈潭又名凤凰潭。凤凰山的凤凰台，是凤凰春秋下山的地方，也是杜甫寓居飞龙峡时吟唱《凤凰台》诗篇之所指。杜甫一生视凤凰为神圣，是他崇拜的最高偶像，他的诗以凤凰为题材的很多。在飞龙峡，杜甫每天徘徊于凤凰山下，凤凰潭边，希望能见到他心目中思念的凤凰，以倾诉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忠君思想。
这是一个优美的凤凰西行传奇故事，飞龙峡由此被蒙上一层灵光闪烁、幽邃莫测的神秘外衣。将凤凰山、凤凰潭、凤凰台推在世人面前，是以其奇崛奇胜为濯凤轩的得名铺陈作垫。凤凰台是杜甫赋诗之地，“亭亭然，台之状可玩”。凤凰山，东称鸡帻山，西称鸡头山，“虽不得居仇池山之胜”，亦国中富贵之山者也。凤凰潭乃杜甫故居所在，已有新祠所尊奉，清心堂之背，竹林之前所建的杜甫轩，距凤凰潭最近，故以濯凤轩名之，取其凤凰洗濯羽毛之意。碑文感叹道：成州虽小，近有工部之所居，远有周内史凤凰西行之所记，众多的凤凰聚集在这里。所以，杜甫之守居不嫌它轻陋狭小，反而乐于体味这个志趣。
发兴阁以杜甫《万丈潭》诗之“发兴自我辈”的“发兴”得名，距万丈潭很近。濯凤轩和发兴阁皆以凤凰潭为名。《濯凤轩记》感叹于凤凰台，落脚在凤凰潭，记凤凰洗濯之事，而《发兴阁记》则记万丈潭藏龙之处，其感叹之情更盛，对杜甫故居近邻的环境，记述得也更为详尽。
碑文从利泽庙写起。祠堂近旁唯一的寺庙建筑是利泽庙，其庙额为宋代朝廷所赐，可谓祠堂的一个胜景。碑文抓住利泽庙大作文章，或建祠，或建轩，或建阁，“盖有不可胜言者”。利泽庙的位置在祠堂南又十步的万丈潭边。可惜甚是狭小，白天必须点上蜡烛才能入内，“且碍眉触帽，使人俯不得仰”。庙宇坐落在山峦的秀美处，正如建在要道旁又能蔽贤掩善，避开人声的干扰又能保持静默。杜祠已经修建，晁说之又在利泽庙的整修上出谋划策。“正其神像南向之位”，以抵御高山的遮盖，接纳明亮的光线，使嵯峨高峻的大山直上千仞，使那些生长茂盛的树木竹丛，都面向峭壁。神庙的方位改变之后，低矮的庙宇和高峨的大山背向而立，因为修建之快，人们见了还以为徒然从其他地方移到这里来的。庙宇仍旧三间，按照地势由全民出力动工修建。
新建的利泽庙，其东有空地可建小阁，用来登高览山川之胜景；其南是深远曲折的悬崖栈道。盘着栈道上去，抵达凤凰山的凤凰台，可以望西崖以极目白沙渡。白沙渡是杜甫入蜀时经过的道路。此道留下的是怨恨，朝廷问罪房管使杜甫受到牵连而遭贬弃，终身未能再回到长安。其北有水磨，水的冲激声高低相闻，如笙镛，如鼓钟，昼夜不停。那是百姓安职乐生的依靠。倘若放眼望去，“岗岭星耕，陇亩栖粮”，五谷丰稔。庙宇四周终年野兽出没，各呈其态，“虎巡鹿守，猿猱腾倚”。杜甫祠旁的利泽庙，是僧侣居住的极好环境，确有不可胜言之处。碑文透过利泽庙周围环境的描述，展示了杜祠奇异的山水风景和杜甫当年留下的足迹。碑者以为，这样的山水胜景，只有精于山水画的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和南朝画家宗炳才能画出来，而要吟之于诗歌，杜甫在飞龙峡所赋之诗是空前绝后的。就是以描写自然景色和田园风物著称的东晋诗人陶渊明、南朝诗人谢灵运和唐代诗人韦应物等人复生，也难得赏景赋诗如此。
《濯凤轩记》和《发兴阁记》，是杜甫草堂弥足珍贵的两篇碑文，他们和《成州同谷县杜工部祠堂记》，皆由成州知州晁说之撰文并书丹，也是杜甫草堂最早的三篇碑文，被誉称“杜祠宋三碑”。拜读“杜祠宋三碑”，唐宋期间的杜甫草堂以及飞龙峡胜迹，真实而生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