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庚午先生出了一本书，叫《我的人生足迹》。送给我一本，已经一个多月了。洋洋70多万言，上中下三大单元，捧在手里蛮有分量。不过，说老实话，我没有全看，只挑自己喜欢的看。我喜欢看什么呢？
前年，我为马烽先生作传《栎树年轮》。书中我发过一个疑问：“翻遍《马烽文集》、《西戎文集》、《孙谦文集》、《胡正文集》、《束为作品选》……的所有篇目，看不到一篇以自己父母家人为题的作品，以他们为创作原型和创作依据的作品几乎也没有。”之后，我着意全文引用了毛主席的《祭母文》，然后大发感慨地说道：“革命统帅毛泽东敢于并善于公开书写亲情，一生将人性美挥洒得淋漓尽致。但奇怪的是，他麾下无数革命文艺战士，特别是成长于解放区的‘党员作家’，在这方面却都惊人的不越雷池，惜墨如金，在创作生命力最旺盛的革命年代里，很少有谁以自己的伟大领袖为榜样，给自己的父母家人公开写过什么文章，更别说像《游子吟》、《祭母文》这样的传世名篇了。”“这不能不说是‘革命文学史’的一种大遗憾！”孙庚午先生也是党的高级干部，更是一位资深文化人，那么他的大作《我的人生足迹》，有没有这种老革命们的传统遗憾呢？他为自己父母家人有没有写点什么呢？
令人惊喜的是，目录中赫然出现了《父母亲的恩德》、《贤明的老伴》……这样的条目，还配以十多幅老父老母妻子儿女的老照片，尤其一篇为过世父母手撰的功德碑碑文，情从中来，感人至深……这太难能可贵了！
这就是我最喜欢看的！
世界上什么最美？要我说，人与人之间真诚热烈的感情最美，高贵善良的人性最美，珍藏并赞美这种感情和人性的文学艺术最美。令人痛心的是，在我们既往的“革命纪录”里，这种美备受疑忌和冷落，而独以所谓“革命”的感情、“革命”的人道主义、“革命”的文学艺术为最美，为最高标榜。这是非常狭隘和偏颇的。须知“革命”并非人类社会的常态，它绝对是一种异态，当人类社会的真善美受到曲解、压制、戕害而急需恢复常态时，革命才会出现。它往往具有短暂性、阶段性和矫枉过正性，天生缺乏永恒元素。所以，它永远代表不了，也代替不了人类社会常态的真善美，就像暴风骤雨代表不了，也代替不了春夏秋冬一样。我们痴迷于异态的革命的小美而舍弃了常态的人类的大美，不是一种天大的遗憾吗？
可喜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进步莫过于一种人性的回归，一种终极审美能力的回归。富裕、快乐、幸福、和谐，已经成为全社会追求的生活目标；知耻、诚信、气节、感恩，已经成为每一位国民做人的道德支撑；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中国人与全球人一体认同的人类理想……还有什么比这样的价值系统更具有普遍而伟大的意义呢？更值得去珍惜去赞美呢？
《我的人生足迹》体现了一点人性的回归，体现了一点人类终极审美能力的回归，因而获得了同类着作难以获得的意义和价值。
当然，体现得还不够，理应还要丰富而深刻。比如恪尽孝道，书中写道：“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传统的道德规范。如果孝道淡薄，那真是道德沦丧，披着人皮不如禽兽。”话虽有力，不免流于一般。父亲孙直亭的童年如何？购买那辆自行车的详情如何？一首父亲教读的“自小读书不用心，不知书内有黄金。早知书内黄金贵，夜点明灯下苦心。”他又是如何懂得的？母亲乔月香夜夜纺纱、集集卖布的甘苦若何？无私助人的详情若何？艰难寂寞抚养两个孙儿的日日夜夜又若何？……书中却是一笔带过，没有尽情挥洒，600多页中只占区区20页，不足三十分之一，不能不给人以舍本求末的感觉。也可以看出，革命者将一生交给了党，交给了革命工作，却忽略了对父母双亲的了解与理解，及到老来思亲，哪里还有亲近和采访的机会！人生若此，不亦悲乎？
作者自序开头一句：“现阶段写书出书已成为一种时尚。”确是事实。君不见“着作等身”的作家多如过江之鲫，君不见政府官员、经理老板、体坛歌坛明星现身文坛玩命笔耕，君不见书市爆棚售书签名，大小书商肥厚得膘一层油一层……确乎自古罕见。对此，这里不作研判。笔者只想呼吁一声：谁写书都可以，千万再别端出“革命”架势；什么书都可以写，务必都来书写尘世间最可宝贵的人性与亲情！
（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