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心理学认为，命运观念是人的一种缺失性心理体验，当人的既定目标无法实现或者是遭遇不幸时，情绪被悲观、失望所笼罩而产生的一种自我安慰。而中国人的命运观念要被赋予更多的哲学含义和人生智慧，首先中国人认为宇宙万物之共同原始是气，气的特性是微而动，是变化的最小因子，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理解为是不易觉察的变化，这些变化的积渐散合，构成宇宙的万形万象，中国人把气的这些量变过程叫做“化”，而把那些专门涉及人事的量变过程，就统而言之曰“运”。“世之变也，莫知其所由然，强而名之曰气运”，即是此意。“命”则指格局、过程、结果，又关乎“天”与“性”，天为不可知者，性为受禀于天者。“命”与“运”一静一动，其后面牵涉的都是“时”，人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面临着一个时空的大格局，而他人生的每一刻无不伴随着变化，新的气机的形成、气势的改变、固有格局被新的格局取代，这些都被统而称之为命运。正如人在不同时期，需要被动和主动地做哪些活动，哪些是必须做的，哪些是可以不做的，哪些是自己主动选择的，哪些是可以做成的，哪些是你无论使多大劲也无法做成的，诸如此类。我们正可以通过命理思想这一侧面，来加深对曾国藩、刘蓉、郭嵩焘一生遭际的理解，他们都是从穷乡僻壤中走出来的书生，后来重膺封疆大吏，在中国老百姓的眼中本来就是天上的星宿下凡，充满了传奇色彩。如果说现代人的重头戏要从出身、升学、就业、婚姻、事业谈起，那么我们就从他们的资质、出身、婚姻、升学、入仕、军兴、结局说起吧。
有一个传说，说曾国藩少年时有一天晚上在屋里看书，房梁上躲着一个小偷，小偷想等曾国藩睡着了之后再偷东西，可是这位曾少爷一篇文章怎么也背不会，一直折腾到半夜也没见想睡的意思。小偷到最后都被气疯了，从房梁上跳下来，把文章从头至尾背了一遍，然后对曾国藩说：“就你这脑袋，都笨到这样还念什么书！”摔门扬长而去。
这个故事是想说明曾国藩的智商不高，很多写曾国藩的书，都把他写成是笨小孩励志的故事。那么曾国藩的智商到底如何，真是那种愚不可及的类型吗？我们且看看曾国藩对自己的评价。道光二十一年（1841）正月十七日曾国藩在写给弟弟们的信中说，“兄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庸鄙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在这里曾国藩认为自己天分不低，只不过是被身边的俗人们影响了。而且从语气上分析，他可能认为自己的天分还很高。曾国藩无时无刻不向弟弟们灌输“以诚待人”的观念，面对最了解他身世的家里人，相信他说的这句话应该是实在话。而在曾国藩的日记里经常流露出对自己诗文的自信，如“惟古文各体诗，自觉有进境，将来此事当有成就；恨当世无韩愈、王安石一流人与我相质证耳”、“余于诗亦有工夫，恨当世无韩昌黎及苏黄一辈人可与吾狂言者”。曾国藩的诗文，深宏骏迈，雄奇瑰玮，自成一家。从他诗文的成就来看，曾国藩虽然不是天纵其才的生而知之者，但也绝不是平庸的寻常之辈。另外纵观曾国藩的家族，他爷爷和父亲在个性方面都有超常的表现，他的四个弟弟，曾国藩最认可的是三弟国华和四弟国荃，认为天分都在己之上；即使曾国藩认为天分稍差一些的二弟国潢，其实才能也很出色，把家里照顾得井井有条，使曾国藩免除了许多后顾之忧，所以说曾家的“遗传基因”是很优秀的。刘蓉和郭嵩焘更是天资聪颖、悟性甚高，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他们的家庭，和曾国藩有很多相似之处，而且他们性格里面都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就是以繁勤自励，能胜劳躯之苦。《中庸》说“天命之谓性”，西方哲人说“性格即命运”，看来曾国藩、刘蓉、郭嵩焘的天分满足了他们能堪大用的基本条件。
和天资一样不能选择的是人的出身，曾国藩、刘蓉和郭嵩焘都远非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达官贵人之子，但是他们也颇得祖荫的庇护。以曾国藩为例，曾氏家族的兴旺实肇基于他的祖父曾玉屏，曾玉屏虽然没读过多少书，但天分过人，从曾国藩记录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曾玉屏的毅力和悟性。尽管他一辈子没能离开田间垄头，但不是圣贤也不失为一名豪杰。现在流行一句话“我不能成为富人的后代，但我能成为富人的祖先”，曾玉屏算是把这句话彻底兑现了。有传说曾玉屏因为宅基地和一个乡绅打了一场官司，明明有理结果却因没写好状纸而被判赔二百两银子，曾玉屏为此大病了半年，从此发誓要好好培养子孙读书。不管传说是否属实，总之曾国藩一出生就别无选择，他面前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读书。读书为什么？当然是为了上皇榜，为了做官。有人问了，说如果曾国藩这辈子没能得到功名，那该怎么办？这个不需要回答，因为答案已经有了，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早做出了标准答案，那就是生儿子接着读书。
由此看来，命有所定并非虚言，人还没有出生，他的人生道路就已经被预设好了。但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条路又有不同的走法。拿刘蓉来说，他就毅然决然地退出了科举之路，选择了归隐田间韬光养晦，如果从后来社会形势的发展来看，这不失为明智之举。当然这也与个人的心志和悟性有关。那么曾国藩和郭嵩焘为什么会头也不回一心一意地把这条科举之路走下去呢，主要还是因为他们身上的责任和义务。他们身上担的担子实在太重了，承载了太多家庭赋予他们的期望，这也就是人的出身会对人产生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
曾国藩一生行事谨慎、本分，这与他从小就被培养成的循规蹈矩的个性有关，不过在面对他个人的“终身大事”问题上，他做得稍微过头了，这也许是他生命里的第一次。黎庶昌在《曾文正公年谱》中记载，曾国藩父亲的好友衡阳廪生欧阳沧溟非常欣赏他的文采，对他的试律诗和八股文大为赞赏，“因以女许字焉”，这一年曾国藩十五岁。
根据《钦定大清通礼》规定，男子十六岁、女子十四岁，就可以准许结婚。那么曾国藩是在什么时间迎娶的这位欧阳小姐呢？是在道光十三年（1833）十二月，曾国藩二十三岁的时候，在这一年里曾国藩考中了秀才，名字上了红榜。四年之后，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曾国藩无畏时俗物议，算是彻彻底底地做了一回晚婚晚育的典型。人们只知道曾国藩一生科甲顺遂，不太清楚其中的付出，现在从他这种不羡鸳鸯只问功名的狠劲里，我们可窥一斑。欧阳夫人为曾国藩生育了三男六女，一生与曾国藩聚少离多，曾国藩在外以廉率属，欧阳夫人在内以俭持家。后来他们的小女儿曾纪芬回忆道：
先公在军时，先母居乡，手中竟无零钱可用。拮据情形，为他人所不谅，以为督抚大帅之家不应窘乏若此。其时乡间有言，修善堂杀一猪之油，止能供三日之食；黄金堂杀一鸡之油，亦须作三日之用。修善堂者，先叔澄侯公所居，因办理乡团公事客多，常饭数桌。黄金堂则先母所居之宅也。即此可知先母节俭之情形矣。
欧阳夫人卒于同治十三年（1874），比曾国藩晚走了两年。正是因为有了这位贤内助的终生相持相助，才使曾国藩实践了他的圣贤之志，真正做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相比之下，郭嵩焘就没有曾国藩那么好的运气了。道光十五年（1835），郭嵩焘只有十八岁就考中了秀才，然后和当地人陈兴垲的女儿陈隆瑞结为夫妇。陈夫人为郭嵩焘生了一男三女，婚后一直跟随他辗转奔波，咸丰十一年（1861）在生幼女时死亡，终年只有四十三岁。值得一提的是，陈夫人故去两年之后，郭嵩焘在赴广东上任的途中路过上海，在冯桂芬等人的热心撮合下，续娶了苏绅钱鼎铭之妹。不料洞房之夜，新娘子的品貌实在让郭嵩焘大失所望，又因郭嵩焘的爱妾邹氏身穿命妇的服饰与新夫人相见，最后导致新夫人在到达巡抚衙门的第二天，就离开广东回了上海。这件事引起很大轰动，使郭嵩焘饱受非议，一是指责他不懂礼数，行事乖张；另外指责他治家尚如此不近情理，为政又怎能不有失稳重。所以说郭嵩焘的婚姻生活不但坎坷，而且对他的事业和声望都产生了一定消极影响。光绪二年（1876）郭嵩焘出使英国，在欧洲的两年，他的如夫人梁氏作为大使夫人，和他一起举办茶会，参与交际应酬，算是弥补了他过去在处理婚姻关系方面的遗憾。
有资料说刘蓉的长女生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后来嫁与曾纪泽为继室，长子培基生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后娶罗泽南之女为妻，由此看来，刘蓉结婚恐怕也不是很早。但因为资料所限，具体情况就不太了解了。
“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就是成功”，这句话也许适用于今天的有为青年，但绝不适用于当年在科考之路上搏杀的士子们，因为这件正确的事情太难做了。如果把这句话改为“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做成功了就是运气”，相信他们都会点头说“太对了”。曾国藩十四岁开始参加童子试，考了七次，在道光十三年（1833）二十三岁时中了秀才，这比他父亲少考了十次，提前了二十年。第二年二十四岁时首次参加乡试中了举人名列三十六，可以说非常顺利。其实考取举人是很难的，中了举人就相当于成为一名候补官员，有了做官和参加会试的资格，清代大文豪蒲松龄十九岁考中秀才，却一辈子也没能考上举人，直到七十一岁才破例成为岁贡生。郭嵩焘道光十五年（1835）十八岁考中秀才，道光十七年（1837）二十岁时就中了举人名列二十四，正是少年早达，前程无量。在这一年的冬天，曾国藩和郭嵩焘结伴入京，准备参加来年道光十八年（1838）的会试。没想到道光十八年竟然成为两个人命运的分水岭，在此后的十年里，两个人的境遇真称得上是天壤之别。
曾国藩在道光十八年的会试中是第三十八名贡士；殿试列三甲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本来以此成绩也就被授个各部主事或知县，弄不好还要候补。谁知曾国藩吉星高照，在殿试之后的朝考中发挥出色，来了个惊天大逆转，名列一等第三名，还不仅仅如此，道光皇帝看了之后，又把他从第三名提到第二名，真是好运气来了，想挡都挡不住。于是曾国藩就进了翰林院做了庶吉士，相当于今天的中央党校研究生院研究生。两年多的研究生院生活很惬意，光是省亲就用去了一年半。道光二十年（1840）正月曾国藩回到京城，在四月的翰林院散馆考试中名列二等十九名，被授以翰林院检讨，从此以从七品的官阶正式迈入仕途。道光二十三年（1843）三月被提为翰林院侍讲（从五品），连升四级，直接跳跃翰林院编修（正七品）、翰林院修撰（从六品）、内阁侍读（正六品）。道光二十五年（1845）五月，升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正五品），六月补授左庶子，九月升翰林院侍讲学士（从四品），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开始充任文渊阁直阁事，相当于皇家图书馆业务副馆长。道光二十七年（1847）六月，升授内阁学士（从二品），兼礼部侍郎衔（正二品待遇），又是连升四级。道光二十九年（1849）正月被正式升授礼部右侍郎（正二品），以后分别兼署兵、工、刑、吏四部侍郎，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连跳十二级，真可谓是青云直上。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曾国藩在仕途上如此顺利脱颖而出的呢？我想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打铁先需自身硬，他的文章、道德、学问、才干，特别是他性格的坚忍，行事的谨慎、严密有条理，看问题的敏锐以及处理人际关系的圆熟老练，在当时的官员中都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但是有了千里马，还需要有伯乐，能遇到伯乐并被伯乐发现才是人一生中最大的运气。关于曾国藩发达的传说有很多，其中普遍认为发现曾国藩的伯乐是军机大臣穆彰阿，穆彰阿是道光十八年会试的主考官，与曾国藩有师生之谊。但我认为虽然穆彰阿对曾国藩器重赏识确有其事，可是道光皇帝的慧眼识才也不可小觑。道光皇帝能在朝考中把曾国藩从一等第三提到一等第二，相信这件事情会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对自己奖掖提拔的这位年轻人也抱有一定的关注和期待。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三年和道光二十七年的两次詹翰大考上，分别名列二等第一名和二等第四名，两次都获得了连升四级的提拔，虽然考试成绩不错，但提拔也属破格，连曾国藩在写给祖父的信中也多有“此皇上破格之恩也”、“蒙皇上破格天恩也”的字句。道光皇帝虽不是一个能振衰起敝的明君圣主，但也确实是一位兢兢业业崇俭抑奢励精图治想有所作为的勤政皇帝。他曾经重用湖南人陶澍，力排督抚众议，取得了盐漕改革的成功，所以对湖南人颇有好感。在曾国藩充任文渊阁直阁事之前，日记中就有“天语垂问共四十余句”的记载。入值之后因侍从道光皇帝读书，交流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随着了解的加深，道光皇帝对陶澍的这位小同乡青睐有加，使他成为大清二百年历史上第三个不到三十七岁就官居二品的大员，历史证明了道光皇帝的眼光，而对于曾国藩来说正是鸿运当头。